自由派保守派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自由派保守派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美)杰佛里·圖賓寫的 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 和羅伯.賴特的 神的演化:西方三大一神教的起源、衝突與未來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墮胎、槍械到氣候美大法官保守當道 - 台灣醒報也說明:自由派 法官傑克遜日前雖然接任美國大法官職位,目前最高法院內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例仍為6比3,使得近期最高法院作出許多保守的決定,包括墮胎、槍械 ...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譯林 和大家所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黃凱苹所指導 鄭勁節的 探尋「民族」核心:以臺灣民族主義為例 (2020),提出自由派保守派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臺灣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核心族群、包容度、排他性。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 林淑芬所指導 劉璧嘉的 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2020),提出因為有 火紅年代、左翼歷史、國族政治、社會運動、香港七〇年代的重點而找出了 自由派保守派的解答。

最後網站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会正式决裂吗則補充:随着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党派重组,自由派人士集中到民主党,保守派人士则集中到共和党。这种趋势导致两党在国会中纷争不断。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美国两大 ...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自由派保守派,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

為了解決自由派保守派的問題,作者(美)杰佛里·圖賓 這樣論述:

為什麼說總統大選會決定最高法院的未來?被奉為“司法神殿”的美國最高法院,是否的確與政治絕緣?法庭上立場迥異的“對頭”,私下為何是一起看歌劇的莫逆之交?影響美國歷史進程的司法大案,幕後到底有哪些妥協與博弈?所有的答案,都在《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中。圖賓延續一貫的嚴謹寫作方法與一流記者的專業水準,以倫奎斯特、奧康納、羅伯茨、甘迺迪、斯卡利亞等大法官的人物列傳,揭開諸多重大判決的幕後隱情,展現美國司法眾神的起與落、對峙與制衡,揭開華盛頓權力玩家的輸與贏、爭戰與博弈。 杰弗里·圖賓(Jeffrey Toobin,1960— ) 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曾任聯邦助理檢察官,現為《

紐約客》雜誌專職作家, CNN首席法律分析師。另著有《誓言:白宮與最高法院》《開庭陳述:美國訴奧利弗·諾斯案》《辛普森案:一場世紀審判》《法庭上的巔峰對決》《彈劾:萊溫斯基事件真相》等。圖賓曾獲美國律師協會銀法槌獎、J. 安東尼·盧卡斯非虛構作品獎。 第一部 第1章 聯邦黨人的思想戰 第2章 善惡之爭 第3章 待決問題 第4章 三駕馬車 第5章 博大胸懷 第6章 流亡者歸來? 第7章 福音派反擊戰 第8章 格格不入 第9章 向左走,向右走 第10章 保守主義節節敗退的一年 第二部 第11章 危機邊緣 第12章 緊鑼密鼓 第13章 最終輸家 第三部 第14章 開放年代 第

15章 法律文化 第16章 演講之前,說點什麼 第17章 綠皮意見書 第18章 “我們行政分支不會這麼做” 第19章 轉折年代 第四部 第20章 出自上帝的“G” 第21章 羅伯茨法院 第22章 “我瞭解她的想法” 第23章 山雨欲來 第24章 “我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 第25章 司法最低限度主義? 尾聲:被封閉的臺階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法袍下的政治魅影 一 《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出版於2007年,年底即入選《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英文書名“The Nine”,特指美國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崇拜者尊之為“護法九神”,視為公平正義之化身。反對者則將

最高法院貶作“九老院”,恨不得某些“眼中釘”早日退休。 作者杰佛瑞·圖賓,《紐約客》專職作家,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首席法律分析員,著有諸多法政題材非虛構作品,主題涉及橄欖球明星O.J.辛普森被控故意殺人案、克林頓總統被彈劾案、小布希總統大選計票糾紛案等。關於辛普森案的著作被改編為劇集後,獲得多項艾美獎。 圖賓畢業於哈佛法學院,與最高法院現任大法官愛琳娜·卡根是同班同學兼好友。哈佛校友資源,加上前聯邦助理檢察官經歷,使圖賓有更多機會接觸法政“圈內人”,也更容易挖掘到內部“猛料”。《九人》與2013年出版的《誓言:白宮與最高法院》,就是他採訪多位大法官、法官助理和“圈內人”的成果。《九人》

內容貫穿1990年至2007年,記敘了美國最高法院17年間的意識形態更替、法官選任鬥爭和重大判決內幕。 作為一名自由派媒體人,圖賓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傾向。《九人》出版時,總統大選鏖戰正酣,作者在書末明言:“因此,一項因素—而且僅有一項因素—能決定最高法院的未來:總統大選的結果。”在他看來,選出什麼樣的總統,就會有什麼樣的最高法院,若要避免最高法院淪為保守派的政治“橋頭堡”,2008年就必須選一名民主黨人當總統。奧巴馬後來的當選,也令圖賓由衷感歎:“最高法院得救了!” 大選明明選的是總統,為何會關係到最高法院的未來?這是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總統享有聯邦法官提名權。只要被總統提名,並得到參議院

多數票確認,就可以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請注意,總統只有任命權,沒有罷免權。大法官除非在任內去世、辭職、病退,或者因品行不端、觸犯重罪而被彈劾,否則可以終身任職。也就是說,萬一總統選中的人後來不聽招呼,最多也只能畫個圈圈詛咒他早日退休。 歷史上,總統選大法官看走眼的情況比比皆是。很多可靠的“自己人”,上崗後卻反戈一擊。因此,歷任總統挑選大法官都格外慎重。畢竟,選擇大法官,就是確立自己留給未來的政治遺產。為什麼說是“政治遺產”呢?因為總統四年選一次,大法官卻可以一直幹下去。如果選對了人,就能把總統的政治意志一以貫之,令總統所屬黨派的政治議程垂範久遠。 2005年,小布希總統選擇首席大法官期間,

就格外注重幹部“年輕化”問題。現任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那年上任時,才剛滿50周歲,這就意味著,至少在未來30年內,無論進入白宮的是誰,只要羅伯茨身體不出大狀況,都是最高法院的“掌舵人”。 但是,既然大法官是終身任職,誰又能保證他們甘當一成不變的“政治遺產”?以2010年6月退休的大法官約翰·保羅·斯蒂文斯為例。老人家1975年上任,35年來,世情社情、潮流文化、科學技術不知發生多大變化,一個人的司法理念又怎麼可能一成不變?1975年,老先生還是死刑的堅定擁護者,到2008年,88歲的斯蒂文斯已明確提出死刑違憲了。 政治鏖戰延伸到司法領域,自然就變成大法官人選之爭。歷屆總統大選,候選人都會

把自己將提名什麼樣的大法官,作為競選政治承諾之一,至於上任後有沒有機會提名,則全看運氣。 進入21世紀,民主黨、共和黨都加大了對候選人意識形態的審查力度。總統上任伊始,均會安排幕僚班底尋覓政治可靠、組織放心的大法官人選。候選人的家庭背景、職業經歷、社交範圍、雇工資訊、房產交易、財稅狀況、文字作品(在校作業、學術論文、社論時評、法律文書、工作報告),以及擔任法官期間起草的判決書或異議意見書,都要經歷嚴格審查,目標只有一個:“確保永不叛黨”。經過上述嚴苛排查,總統看走眼的現象,如今已不大可能出現。 不過,這邊政黨越是放心的人選,對立政黨肯定會在參議院竭力“阻擊”。所以,如果所屬黨派在參議院不佔

優勢,總統一般會打著凝聚“兩黨共識”的旗號,盡可能選擇立場相對溫和、中立的候選人。倘若參議院多數派都是自己人,總統就會放開手腳,果斷提名令本黨放心的“強硬派”。這,或許就是美國特色的“司法政治”。 二 行文至此,有必要解釋一下自由派與保守派之分。所謂美國政治,基本就是民主黨、共和黨的“兩黨政治”。通常情況下,人們習慣把民主黨稱為左翼,貼上自由派標籤;把共和黨稱為右翼,打上保守派標記。但是,實際情況遠比按黨派劃線複雜。 首先,自由也好,保守也罷,都是中性詞,均代表相當一部分民眾的價值取向。這裡的“自由”並不意味著包容開放,“保守”也不一定特指抱殘守缺,不能純按中文字面意思理解。細究起來,二

者還有融匯相通之處。 例如,美國革命趕走了英國殖民者,但歸根結底還是一場“保守”的革命。建國者選擇決裂的,是貴族、國教、長子繼承制等封建“糟粕”,但保留了正當程式、言論自由、稅收法定等英國本土價值觀,對專制皇權和“大政府”保持天然警惕,卻又與奴隸制關係曖昧。所以,早期的美國保守主義,其實是“自由基礎上的保守”,或者說是“維護傳統自由觀的保守”。換言之,傳統的保守理念,可能是對“大政府”的防備之心,也可能是對上帝的虔誠信仰,還可能是對種族、文化、生命、婚姻、性的審慎態度,很難用進步或落後加以評判。 進入20世紀,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分野逐漸明顯。總體上看,自由派贊成墮胎、同性戀(包括同性婚姻)、

種族平權措施、安樂死、寬鬆移民政策,支持擴大聯邦政府權力和限制個人持槍,反對死刑,抵制宗教進入公共領域。保守派則堅決反對墮胎、同性戀、安樂死,支持死刑,捍衛公民持槍權,認為州權神聖,要求對富人減稅,呼籲限制移民進入美國,積極推動宗教進入政府、學校等公共領域。 與許多國人想像不同的是,美國有41%的民眾以保守派自居,而認為自己是純正自由派的,則不到20%。某種程度上講,保守理念反而是多數美國人的內心信仰。2008年歲末,奧巴馬能成功當選總統,或許意味著美國民眾厭煩了小布希執政後期那套極端保守主義作風,卻未必證明保守理念已失去民意基礎。到2016年底,特朗普果然借助保守派“票倉”成功上位,並開始

全面實行自己的保守派“政綱”。 事實上,自由派與保守派觀點也並非絕對對立、涇渭分明,保守派存在中間偏左立場,自由派也有中間偏右觀點。例如,有人可能既支持同性戀婚姻,又贊成死刑,或者同時反對個人持槍和安樂死。 具體到立場本身,也很難分出對錯。就拿美國高校的種族平權措施為例。種族隔離早已廢除,但自由派總覺得國家欠黑人一筆歷史舊賬,必須想辦法彌補。而最簡單直接的“補償”措施,就是入學優惠政策。說白了,就是降分錄取,而且是降很多分。但如此一來,白人或其他族裔就有意見了,考差不多的分數,為什麼黑人被錄取的概率更高,這算不算對白人的“逆向歧視”?根據哈佛大學公佈的資料,該校2020年入學的1980名新

生中,少數族裔已占54.6%,其中非洲裔占到14.8%。 別說白人,就是黑人內部也有分歧。最高法院現任黑人大法官克拉倫斯·湯瑪斯就認為,黑白平等的前提是自立自強、公平競爭,靠享受優惠政策永遠換不來其他族裔的尊重。圍繞上述意見,又延伸出很多觀點。有人認為,優惠政策是為了促進種族多元化,確保校園、軍隊或其他行業都有各個族裔。也有人提出,歷史舊賬應該還,優惠政策可以給,但必須有個限期,不能子子孫孫無窮盡還下去。這些觀點,都曾體現在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中,背後皆有很多支持者,很難作出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 如果一定要尋找一塊檢驗兩派觀點的“試金石”,當屬墮胎議題。自由派認為墮胎是女性的自由選擇,應當受憲

法保護,又稱“捍衛選擇派”;保守派認為胎兒也是生命,除非生育危及孕婦生命健康,或是因強姦、亂倫受孕,墮胎行為都應被嚴格禁止,故稱“捍衛生命派”。兩派之爭延伸到司法領域,體現為對羅伊訴韋德案判決的態度。 羅伊訴韋德案是最高法院1972年審理的一起案件。在這起案件中,大法官們以7票對2票,宣佈德克薩斯州禁止墮胎的法律違憲,維護了婦女的自由選擇權,墮胎隨之在全美成為合法行為。48年來,保守派一直希望將墮胎案和反對墮胎的大法官一起送入最高法院,最終實現推翻羅伊案判決的戰略目標。在1992年的計劃生育聯盟訴凱西州長案中,要不是靠蘇特與奧康納、甘迺迪三位大法官聯手力挽狂瀾,羅伊案判決早已壽終正寢。在那之

後,對羅伊案判決的衝擊從未停止。圖賓在《九人》中,用一句話概括了墮胎案在最高法院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即“最高法院主要審理兩類案子。墮胎案是一類—其他全屬另一類”。 而在歷任大法官候選人必經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確認聽證會上,“你怎麼看待羅伊案判決?”始終是個繞不開的問題。候選人若回答支持,共和黨人將全力抵制他進入最高法院;候選人若表示反對,民主黨人也不會善罷甘休。當然,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其他,也是一種選擇。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當年就是這麼應付過去的。2005年之後,幾乎沒有大法官候選人再直接回答這一終極提問。兩黨參議員也仿佛形成一種政治默契,不再打破砂鍋問到底。 三 奧巴馬當選後,形勢發展

暫時讓自由派人士松了一口氣。2009年到2010年,隨著大衛·蘇特和約翰·保羅·斯蒂文斯兩位大法官陸續宣佈退休,奧巴馬先後任命兩位女性自由派大法官接任,她們是:西班牙裔的索尼婭·索托馬約爾,以及哈佛法學院前院長愛琳娜·卡根。 她倆與露絲·巴德·金斯伯格、斯蒂芬·佈雷耶形成最高法院內的“自由派組合”,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則與安東寧·斯卡利亞、克拉倫斯·湯瑪斯、薩繆爾·阿利托構成“保守派組合”。甘迺迪大法官早期屬於中間派,但近些年總體上偏向保守派一方,在許多案件中,成為“最關鍵的第5票”。例如,在2015年的奧伯格費爾訴霍奇斯案中,就是靠甘迺迪的關鍵一票,最高法院才以5票對4票判決承認同性婚姻

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首席大法官羅伯茨的重要作用也逐漸凸顯。他對大局的看重和把握,逐漸超越個人政治傾向,甚至在2012年的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訴西貝利厄斯案中,投票挽救了奧巴馬醫療保險法案,被許多共和黨人斥為叛徒。 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安東甯·斯卡利亞在度假期間突然去世。奧巴馬決定提名特區巡迴上訴法院首席法官梅裡克·加蘭德接任。此時,距離總統大選還有9個月,完全可以正常啟動確認程式。可是,參議院多數党領袖、共和黨人米奇·麥康奈爾硬是以臨近大選,大法官應由新當選總統任命為由,強行“封堵”了選任程式,連參加聽證會的機會都沒有給加蘭德法官。當然,共和黨若不這麼做,奧巴馬可能成為1990年以

來任命大法官人數最多的總統,最高法院內部“自由派—保守派”的平衡也有望就此打破。 特朗普2017年上任後,迅速提名尼爾·戈薩奇出任大法官,確保斯卡利亞留下的席位由保守派人士接替。他在大選時的承諾之一,就是一旦當選,“會把捍衛生命派的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羅伊案判決的末日自然就到了”。 2018年6月27日,81歲的甘迺迪大法官宣佈退休。12天后,總統特朗普決定提名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佈雷特·卡瓦諾接任。 接下來的事,比美劇《紙牌屋》更富戲劇性,也讓全世界大跌眼鏡。7月30日,帕羅奧圖大學心理學教授克裡斯汀·布萊希·福特致信某位民主黨參議員,聲稱高中時曾險遭卡瓦諾性侵。消息很快被《紐約客》雜誌

曝光,引起軒然大波。之後,又有兩名女性公開指控卡瓦諾有過性騷擾行為。到底是大法官候選人品行不端,還是馬克·吐溫筆下《競選州長》的場景再現?一時眾說紛紜。 面對各方質疑,參議院不得不組織公開聽證。9月27日的聽證會上,上午是福特教授自稱“百分之百”確定的指控,下午是卡瓦諾近乎失態的憤怒反駁,卻都缺乏實質證據支持,兩黨議員群情激奮,普羅大眾一頭霧水,只留下“羅生門”式的懸念。 整件事導致的民意分裂和兩黨之爭,從最終投票結果可見一斑。9月28日上午,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以11票贊成、10票反對,同意將卡瓦諾的提名提交參議院確認。10月6日下午,參議院最終以50票贊成、48票反對,通過對卡瓦諾的提名。

49名民主黨參議員中,有48人投了反對票,幾乎稱得上“一邊倒”。當晚,卡瓦諾宣誓就職,成為聯邦最高法院第114位大法官。 為什麼民主黨幾乎動用全部政治資源,“阻擊”參議院對卡瓦諾的確認?第一,甘迺迪大法官留下的“席位”非常重要,這可是決定最高法院力量對比的關鍵一票。第二,卡瓦諾的政治經歷,足以證明他是一個鐵杆保守派。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卡瓦諾的身影在《九人》中已多次出現。20世紀90年代,大名鼎鼎的《斯塔爾調查報告》就是由他主筆,差點兒讓克林頓總統被彈劾下臺。小布希就職前,他也曾作為核心幕僚,參與擬訂“大法官候選人名單”。 其實,卡瓦諾的淒慘遭遇,湯瑪斯大法官在27年前就已經歷過。1991年

,也是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面對前任女助理安妮塔·希爾的性騷擾指控,他狼狽不堪,在全國電視觀眾面前出盡洋相。2006年,現任大法官薩繆爾·阿利托也在聽證會上被民主黨參議員不斷刁難,慘遭“修理”,連在一邊旁聽的妻子也委屈不已,淚灑會場。然而,形勢走向最終會讓人們意識到,對所謂的反墮胎事業而言,保守派大法官們所受的“委屈”是值得的,因為,經過近30年的醞釀和忍耐,反擊時刻已經到了。 四 2019年5月14日,美國阿拉巴馬州議會通過“史上最嚴”的反墮胎法。之所以說“史上最嚴”,是因為它規定在孕期任何階段都禁止墮胎,只有危及孕婦生命這一種例外情形。實施墮胎手術的醫生,最高可面臨99年監禁。其極端程度

,連總統特朗普都看不下去,在社交媒體上表態:因強姦、亂倫而懷孕,還是可以墮胎的。在此之前,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和佐治亞州都通過了所謂“心跳法案”,規定凡是能檢測到胎兒心跳,就禁止實施墮胎手術。 阿拉巴馬州的反墮胎法,顯然違反了羅伊案判決確定的規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等民權組織均發佈聲明,表示要起訴阿拉巴馬州。然而,官司一旦啟動,就正中保守派下懷。因為與48年前相比,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數量已漸居優勢。羅伊案判決,必將再次接受考驗。 金斯伯格大法官曾說過一段名言,“最高法院不應只關注某一天的天氣,而要看重特定時代的氣候”。這裡的“氣候”,特指政治形勢與民意走向。至少就政治氣候和最高法院的

內部變化而言,進入2020年,整個“氣候”對羅伊案判決已極為不利。 2020年9月18日,身患三種癌症的金斯伯格未能撐到總統大選,因病逝世。本來已占少數(四位)的自由派大法官再次減員。而保守派大法官陣營中,戈薩奇今年才52歲,卡瓦諾55歲,正處於司法崗位的“黃金時期”。9月26日,特朗普又決定提名年富力強的“七零後”女性、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艾米·巴雷特接任大法官職位。 此時,距離大選日僅45天。如果按照2016年“封堵”奧巴馬時的“規矩”,特朗普根本就不該啟動選任程式。這時,之前那個“講原則”的麥康奈爾卻把黨派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僅支持特朗普的提名,還運籌帷幄,力圖加速參議院的確認程式。消

息傳出後,圖賓在《紐約客》的專欄中感慨:“關於墮胎的戰爭再次打響,羅伊案判決又危險了。”要知道,育有7個孩子(2個為領養)的巴雷特法官,可是鐵杆的反墮胎派,早就對羅伊案判決虎視眈眈。 有人或許會問,最高法院不是有“遵循先例”原則嗎?羅伊案判決這樣垂範久遠的先例,怎麼可能被推翻?問題是,“先例”除了遵循,就是用來打破的。歷史上,自由派打破先例的例子屢見不鮮,又怎麼可能指望保守派大法官望之卻步。更何況,最近幾年來,每年都有不少先例被推翻。“遵循先例”從來只是慣例,而非法律。政治理想主義者希望,當法官就像做學問,有門戶出身,無門戶之見。這一點在學術界尚是一廂情願,更別說在位於政治“風暴眼”的最高法

院了,那裡的門戶之見早已上升為門戶之爭。 以上內容,可以算《九人》之後的故事延伸。而到本書中文版修訂重版之際,形勢發展的緊迫程度,與原版問世時已高度相似。值得一敘,特作補記。 是為序。 何 帆 2020年9月28日  

自由派保守派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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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民族」核心:以臺灣民族主義為例

為了解決自由派保守派的問題,作者鄭勁節 這樣論述:

公民與族裔的分類是民族主義研究常見的分析架構,許多學者試圖以公民民族主義概念為民族主義提供正當性,然而該分類的使用卻存在許多問題。既有的民族主義分類過於簡單,無法處理國族認同的複雜性;純粹的公民與族裔民族主義僅在理論上存在,因此民族主義的公民性與族裔性並非截然二分的兩種類別,強行套用將無助於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此外,公民民族主義是理想化的理論概念,現實中並未存在可行的案例與具體的發展路徑。取該分類學而代之,本文使用史密斯的核心族群觀點,主張民族乃是以佔主導地位的核心族群及其文化為中心所建立的共同體,其成員具備共同特徵,並且尋求政治自決。本文以既有的臺灣民族主義研究、高中歷史與國文課綱,以及調查

資料作為分析文本,實證公民民族主義概念的侷限與國族內部核心族群的存在。在對既有的臺灣民族主義之分析中,即便諸位學者嘗試以自由主義、公民民族主義的視角對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加以詮釋,卻都存在無法忽視的矛盾,並凸顯國族內部核心族群的存在。而在高中歷史及國文課綱的變動中,對立國族的衝突難以調和,公民式認同無以實踐,證實公民民族主義可行性的匱乏。最終,在既有調查資料的檢視中,一個不同於中國大多陸、以臺澎金馬為範疇的共同體已然成形,但與政治的激烈對立相對,截至2013年,多數的臺灣民眾皆能對少數群體、外來移民及文化加以包容,即便是陸配、中華文化等對立於臺灣民族主義的中國因素亦能予以涵納。經由本文的研究發現

,實證公民與族裔的分類、公民民族主義概念並無法有效增進學界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漠視國族的族群本質,將導致民族主義研究陷入瓶頸。唯有正視民族的本質,並對其包容與排他性質進行理解,對方能扭轉國族情緒越發激昂乃至危急自由民主體制的困境。

神的演化:西方三大一神教的起源、衝突與未來

為了解決自由派保守派的問題,作者羅伯.賴特 這樣論述:

人類逃不出天擇的手掌心,神也是!   是上帝,還是演化論,才是主導歷史的首要法則?   如果神也在演化的過程中,道德關懷的圓周能夠不斷擴大,   那麼,當前的文明衝突將不是諸神的永恆戰爭,而是邁向和平的必經之路。   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宗教間的文明衝突取代東西方的冷戰對抗,成為全球國際情勢的基本格局,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恐怖攻擊事件,更強化了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彷彿是新「聖戰」的到來。   本書提醒我們,從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西方三大一神教有著共同的淵源,宗教間雖然衝突不斷,但也有其促進和解的機制。宗教的教義並非總是一成不變,而往往能夠包容調整,接納異端。與其說是永恆不變的神創造並

主導了人類和世界的方向,不如說是神在人類歷史的進展中,不斷改頭換面而得以「存活」至今。在宗教的演化過程中,人們必須運用道德想像力,體認宗教間的歧異不應是一場零和遊戲,為當前的文明衝突尋得緩解之道。   ◎「神的面貌,不斷改變!」   神祇的功能、意義和面貌在人類歷史上不斷轉換,而正是因為這些的轉換,讓神在人類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   部落時期的神祇要保佑狩獵採集順利,農耕時期的神祇必須保障作物豐收,君主帝國中的神祇要有助於統馭人民,而工業和資訊時代的神已不再需要扮演物質生活的保障者,卻更需要填補現代世界帶給人類的心靈空虛,並闡明某種更高目的,某種可讓我們組織日常生活、

分辨善惡、明白禍福意義的根據。隨著科學逐漸昌明,科學所掌管的領域逐漸擴大,表面上來看,神的領地日漸縮小了,但也讓宗教的意涵更為清晰,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展現更重要的意義。   ◎「神性,始終來自於人性。」   與其說是上帝依自己的形象造人,不如說是人依自己的形象造了上帝,人間不是天國的倒影,反過來說,天國才是人間的投射。宗教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覺,是人類用以掌握世界、控制事物的虛構物,至於神祇觀念及其後續發展,其實都是這個錯覺的演化。而在宗教演化的過程中,原先的錯覺不斷煉淨,變得愈來愈真實。   演化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的宗教,神應該以何種面貌出現,才能為現代人所接受?如果科學能夠從物質的層次解釋

一切,誰還需要上帝?現今各大宗教之間的衝突如何調和?它能夠在紛亂世局中為個人提供指引並帶來慰藉,甚至讓世界減少一些混亂嗎?作者對於宗教的未來抱持樂觀態度,因為過去歷史的進步,印證了上帝存在的軌跡,而只要人類仍需要神,神就會持續存在,演化出最適應現代人需求的樣貌。這些線索,就在本書講述神的歷史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 名人推薦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專欄作家/卞中佩/專文推薦   「本書或許有些惱人、有些爭議,卻是少數能以嚴謹的態度和詳盡的論述,深刻闡明基督和聖戰精神的著作,而你卻不會感到作者在說教。」──《紐約時報》   作者簡介 羅伯.賴特  Robert

Wright   認真思考、討論上帝是否存在,似乎不是一件聰明的事。因為這個問題始終──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但羅伯•賴特在本書卻明知故犯!   羅伯•賴特出生於美國保守的浸信會家庭,著作中以科學精神檢驗人類道德和宗教的根源,惹惱教會牧師,斥之為「無神論的厚顏無恥論調」!   本書看似兩面不討好,實則以清晰誠實的科學精神和開放寬厚的宗教情懷,找出信仰在現代社會最根本的核心價值,為上帝與科學以及不同宗教信仰間開創雙贏的生存局面。   本書作者是以賽局理論來談宗教和人類道德命題的第一人,他以唯物主義來理解宗教的誕生,並以演化的角度詮釋了人類歷史中的神。   他是《紐約時報》最佳年度十

大作者,曾獲美國國家雜誌獎、入圍普立茲獎、提名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獎。除了《神的演化》一書外,另著有《性•演化•達爾文──人是道德的動物?》、《非零年代》。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以翻譯為業,譯有《下一個基督王國》、《沒有神的宗教》、《對話:伊斯蘭與寬容的未來》、《帕德嫩之謎:古希臘雅典人的世界》等。奉編輯之命在此說幾句譯後感:這書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豐富」,涉及面極廣,又能環環相扣,有結構之美,內容亦相當有趣。作者悟得的一套歷史哲學別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言。   導讀 正面看待宗教,看見化解文明衝突的線索──《神的演化

》導讀╱卞中佩 序言 【第一篇  神祇的誕生與成長】 第01章 基原信仰 第02章 薩滿師 第03章 酋邦時代的宗教 第04章 古代國家的眾神 【第二篇  亞伯拉罕一神教的興起】 第05章 古以色列人的宗教:多神教 第06章 從多神到一神崇拜 第07章 從一神崇拜到一神教 第08章 斐洛的故事 第09章 邏各斯︰神的運算法則 【第三篇  基督教的「發明」】 第10章 耶穌行過些什麼事? 第11章 愛的使徒 第12章 最適基督教生存 第13章 耶穌如何會變成救主? 【第四篇  伊斯蘭教的勝利】 第14章《古蘭經》 第15章 麥加 第16章 麥地那 第17章 聖戰 第18章 穆罕默德

【第五篇  上帝走向全球(或不走向全球)】 第19章 道德想像力 第20章 我們是獨一無二的嗎? 跋 順道一談:上帝是什麼樣子的? 附錄 宗教如何源自於人類天性 經文譯本小識   序   一九九四年,家母所屬的教會對我發出譴責。當時拙著《道德動物》(The Moral Animal)剛出版,而且有幸獲得《時代》雜誌摘錄刊出。轉載的那部分內容談到,婚姻制度之所以搖搖欲墜,是因為它不盡符合人類演化而成的天性︰容易出軌乃放諸四海皆準的共通人性。《時代》的編輯部也刻意在雜誌封面凸顯這一點︰除了一幅怵目驚心的圖片(一枚裂開的結婚戒指),封面上還寫著:「對配偶不忠:該因子也許就在你我的基因裡」。

  加州聖塔羅莎第一浸信會的牧師讀到了這篇文摘,視之為無神論者的厚顏無恥論調,並在週日早上於會眾面前狠狠數落了一頓。禮拜結束後,家母走到教堂前面,告訴牧師,文章作者就是她兒子。我敢打賭,她說這話時的語氣一定是充滿自豪(這就是母愛的奇妙之處)。   看看我墮落得多厲害!猶記九歲那年,我在德州埃爾帕索的以馬內利浸信會教會,因為感受到上帝的呼召而接受佈道家馬丁內斯(Homer Martinez)的「邀請」,走到教堂最前面悔改認罪,接受耶穌為救主。幾週之後,我在同一教堂受了浸禮。然後,事隔將近三十年,另一位浸信會牧師卻認為我跟撒旦同夥。   不過,我相信,如果這位牧師有仔細閱讀《時代》雜誌的文摘

,便不會那麼怒氣沖沖(我在文中主張,通姦衝動雖然屬天性,卻是抗拒得了也應該抗拒的)。然而,也有些人在讀完整本書後還是認定我是某種無神論者。這是因為我在書中主張,人類某些最不食人間煙火的高貴情操(如愛、自我犧牲和道德情感等)都是天擇(natural selection)的產物。該書看來徹頭徹尾是一部唯物主義小冊子,就像是主張︰「既然科學能夠從物質的層次解釋一切,誰還需要上帝?特別是一位可以神奇地超越物質宇宙的上帝?」   我認為,用「唯物主義」界定我的立場不算錯誤。事實上,在各位手上這本書中,我就是從唯物主義的立場來談宗教的歷史與未來。我相信,宗教的起源和發展都可以歸結到一些可觀察的具體因素,

包括人類天性、政治和經濟因素,還有科技的變遷等等。   然而,我不認為用「唯物主義」來探討宗教的起源、歷史與未來,必然會否定宗教世界觀的有效性。事實上,我相信,本書所呈現的宗教史雖然是唯物主義取向,它卻又同時承認宗教世界觀的有效性。不過,這裡所說的宗教世界觀並非傳統意義下的那種。   這話聽起來很弔詭。我一方面相信,宗教是起源於錯覺,而神祇觀念的後續發展都是這個錯覺的演化;另一方面,我又相信:(一)宗教的演化故事向我們顯示,有可能真有某種神祇(divinity)存在 ;(二)在宗教演化的過程中,原先的「錯覺」不斷精煉,變得愈來愈真實。在這兩個意義下,原先的錯覺都變得愈來愈不像錯覺。   

這話說得通嗎?大概說不通。但我希望,讀者在讀完本書以後會覺得它說得通。不過,我還是要事先聲明,即便神祇的觀念煉淨後會更有可信性,它仍然不是大多數信徒所相信的那種神祇。   本書最後還會探討另外兩個課題,這兩個課題都跟當代世界的處境息息相關。   一是所謂的「文明的衝突」,也就是「猶太教─基督教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緊張關係,最受到矚目的展現就是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自那之後,人們一直納悶,發源自亞伯拉罕的三大宗教在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而接觸愈發頻繁之際,要如何才能和平相處?   其實,文明衝突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而職是之故,文明不衝突的事例亦屢見不鮮。在文明有時衝突又有時不衝突的人類歷史

裡,宗教觀念所扮演的角色很具有啟發性(它們有時扮演煽風點火的角色,有時扮演澆熄烈火的角色,而且常常隨著大環境的變遷改變角色)。我相信,以這部歷史為鑑,我們將會更知道該如何處理當前的「衝突」,才能獲得較完滿的結局。   第二個我要探討的當代處境是另一種常受到討論的衝突,即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與第一種衝突雷同,其歷史悠久且具啟發性。科學與宗教的衝突至少可以上溯到古巴比倫時代,當時第一次有人發現,日月蝕的出現是有固定週期的,因此是可預測的,從而不再需要用某個不安好心的神祇來加以解釋。   在那之後,有更多這類讓宗教不安的發現出爐;儘管如此,神祇的觀念總是可以挺得住科學的衝擊,繼續存

在。在這個過程中,神祇的觀念不得不一再作出若干改動,但宗教卻仍繼續屹立。事實上,同樣的情形也見於科學:科學本身也是一直在變動,不斷修正甚至摒棄舊理論,但沒有人會因此認定科學已經動搖,反而認為科學經過不斷重新適應的過程,會更加趨近真理。也許,相同情形也發生在宗教身上。也許,到最後,科學對人性的冷酷解釋終將跟某種宗教性世界觀並行不悖,而在這個過程中,宗教的世界觀也會不斷獲得精煉,愈來愈接近真理。   我們可以把這兩大課題綜合為一個問題:現代世界的三大一神教有可能彼此調和,並且與科學調和嗎?衡諸三大一神教的歷史,我相信答案是傾向肯定的。   那麼,在經過這樣的調適後,宗教會變成什麼模樣?出人意外

的是,這個問題相當容易回答,至少要勾勒其大致的輪廓並不難。首先,宗教必須能填補現代世界帶給人類的心靈空虛(否則宗教不會獲得接納)。其次,宗教必須要能闡明某種「更高目的」(higher purpose)︰某種可以讓我們組織日常生活、分辨善與惡、弄懂禍福意義的根據(否則宗教便構不成「宗教」)。   接著輪到真正難答的問題。各大宗教要怎樣才能達成這樣的壯舉?(它們最好是能做到,否則我們所有人,包括信徒、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也許就會陷入大麻煩。)各大宗教要怎樣才能彼此調適並跟科學調和?在一個科學突飛猛進和快速全球化的時代,怎樣的宗教才適合?它將會指向何種目的,提供何種方向?真有一種合乎知性又包含宗

教性的世界觀,是可以在紛亂世局中為個人提供指引,帶來慰藉,甚至讓世界減少一些混亂的嗎?我不敢自稱知道答案,但線索會在我們講述上帝故事的過程中,自然而然浮現出來。所以,讓我們開始吧。 導讀 正面看待宗教,看見化解文明衝突的線索   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讓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一九九三年發表,強調以宗教為基礎的不同文明衝突無法避免的「文明衝突論」,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羅伯•賴特的《神的演化》在二○○九年在美國出版時,就打算從宗教出發,探討如何解決愈演愈烈的文明衝突。而從二○○九年到現在,除了以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及伊斯蘭文明

間的衝突更為激烈之外,加上中國崛起,西方文明及東方文明也有衝撞的跡象,造成了歐美排外民粹勢力的崛起、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亞太地區各種國際爭議不斷、敘利亞種族教派內戰等等衝突與現象。《神的演化》的中文譯本可說是讓台灣讀者了解當前國際各種衝突的根源及思考解方的重要書籍。   賴特成長在一個有虔誠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並在浸信會教會受洗,但從一九八九年的第一本著作《三個科學家及他們的神》(Three Scientists and Their Gods: Looking for Meaning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開始到第四本作品《神的演化》,對於保守基督教徒來說,賴特是不折

不扣的叛逆者。他不斷地嘗試解構許多保守派想要堅守的制度及價值,不論是婚姻、基督教傳承、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優越等等,都在他的筆下隨著社會發展受到衝擊甚至消亡。   但賴特卻又不是反宗教的無神論者,在整本書中都可以看出他強調宗教的重要性,賴特實際上是一個對於宗教能在當前社會繼續深根茁壯的樂觀主義者。《神的演化》的主要目的,不僅在於挑戰保守派的宗教觀,其實也希望讓當前秉持多元文化主義價值、甚至對宗教不屑的自由派人士重新思考宗教的定位。   帶來衝突,也帶來和平   《神的演化》除了探討宗教發展史,最重要的就是要從宗教層面解決當代自由派、保守派在多元包容及排斥外來文化的爭議。由於保守派基於宗教、

族群、文化等因素排斥外來移民,自由派則站在世俗的立場與之對抗,並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出現為啟蒙時代以降的自由主義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國家決心以開放的態度對待移民,從此歐美進入多元主義時代,於是作為保守派價值基礎之一的宗教,就常常成為自由派攻擊、揶揄的對象。   但賴特指出,多元包容的價值始終內涵在亞伯拉罕系統的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中。也就是說,賴特從原始社會萬物靈、多神式的宗教考察起,發現進展到一神教時,雖然一神教具有取消其他種族神祇、以消滅其文化的特質,但同樣也有將博愛的教義推及所有族群的普世性,這個一神教所具有的矛盾是衝突的來源,卻也帶來和平包容的可能。而從整

個人類發展史來看,賴特認為幾千年來人類的文明縱使中間因為宗教的緣由有許多的倒退,但整體上朝向著更具有道德性、更多元包容的方向發展,未來也會因為宗教的演進而循著同樣的路徑向前邁進。   當然,賴特在書中的許多考察及推論都是在學術界裡面爭議已久的議題,例如以色列人並沒有以征服迦南、消滅當地文化的方式傳播一神教,而是與迦南人共同生活並吸納了迦南的文化才發展出一神教。也有許多論證過於簡單,比方認為帝國的存在有利於多元包容觀點的宗教茁壯,以及貿易、全球化將帶來非零和思考,能使得一神教更展現多元包容的特質。不過從歷史來看,帝國的擴張是強勢性的文化灌輸,並非真正的宗教文化融合,並且隱含著衝突的種子,在帝國

國力衰退時爆發;而貿易常常造成各個族群內部的資源分配重組,會使得衝突及矛盾深化,近來美國、歐洲極右派的興起,就是全球化貧富不均下激化而成。   但要注意的是,這些缺陷對於賴特來說並不是問題,賴特這本書並不是力求精確的學術著作,他也不把自己當作學者,而是將自己定位為書中不斷提及與耶穌同時代、致力於宗教包容的神學家斐洛。   教義的創造性詮釋   就像恩格斯將斐洛稱許為「基督教的真正父親」,賴特也將斐洛視為基督教能更朝向正向發展的關鍵。首先斐洛突破了所謂「經文決定論」,將《舊約聖經》中許多殘酷的描述採取隱喻(metaphor)及託寓(allegory)的方式重新解釋,例如「在埃及為奴」是指一

個人身體受七情六慾束縛;〈出埃及記〉中被上帝淹死的埃及官兵並不是被上帝誅殺的敵人,而是一種靈魂從牢籠中逃脫的比喻。這種「創造性詮釋」在所有宗教都或多或少會出現,也造成教派林立,但賴特認為,斐洛的成就在於他首先使得一個具有原始性質的懲罰性宗教,跨出關鍵的一步,邁向更具有博愛、普世性的性質,並且能讓當時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多種族底層民眾接納基督教。   第二,斐洛結合了宗教及希臘哲學,將聖經中擬人化的神進一步昇華,指出上帝代表的是宇宙運轉的法則──「邏各斯」(logos)。對於賴特來說,斐洛的昇華有著關鍵的跨界意義,不僅讓宗教具有和哲學、科學一樣的目的,都是在找尋某種法則,只是切入和關心的角度不同,

還能和其他宗教找到共同點,例如邏各斯在性質上和佛教的「涅槃」、道教的「道」及儒教的「仁」沒有很大的差別。   第三,斐洛不只是只知著述的神學家,他更親赴羅馬,遊說羅馬皇帝卡利古拉同意猶太會堂不放置其塑像。卡利古拉是羅馬帝國著名的暴君,不只暴虐而且自戀,猶太會堂由於一神教的緣故,不置放卡利古拉像,不只卡利古拉不滿,許多平民也藉此攻擊猶太人,斐洛不以報復的方式應對,而是在內外的極端困境下,成功遊說卡利古拉,並且更進一步要讓猶太教成為寬容、不以破壞他人的風俗習慣為職志的宗教。   賴特在這本書中突出斐洛的地位,主要的目的是要傳達,由於亞伯拉罕系統的三大一神教同樣都有著排外、寬容交替出現的歷史,因

此,當前衝突混亂的時代並不特殊,宗教在過去也面臨類似嚴峻的挑戰,重要的是對宗教的重新理解、改造,並且出現許許多多像斐洛這樣不畏艱難、將推廣多元包容教義作為職志的實踐者。   此外,賴特也以貫穿全書的概念與科學對話,確立取消宗教對於解決衝突及社會發展毫無益處。因為數千年來哲學與科學對於宗教的挑戰及影響,使得宗教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變,宗教不僅帶動社會進展,也同樣成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縱使歷史上以宗教之名爆發了許多殘酷的事件,但是科學也有同樣的問題,宗教所具有的道德性,反而有時能讓失控的理性及科學重回正軌;看到宗教積極的一面,才能讓全球朝向多元包容的正向發展。   所以從《神的演化》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近幾年排外風潮席捲歐美,但同樣也有許多秉持著多元包容理念的公民挺身而出,這些行動的思想來源,可能不只是世俗化、啟蒙時代以後的自由主義,而包括了鑲嵌在西方社會文化中超過千年的聖徒式宗教感召。他們也許不在宗教領域、也不以宗教為名,但有這些前仆後繼的當代斐洛存在,應該也是賴特為何有信心認為縱使大環境看似惡化,宗教仍能向前演化,並帶動世界有更好的前景。   不過由於《神的演化》全書超過五百多頁,是一本涵蓋歷史、宗教、哲學及科學的大部頭書籍,閱讀時除了宗教及多元包容這個主題,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推敲的內容,尤其想全面理解宗教及當代社會的各種關係,還能在本書找到其他參考資料及新的想法。

文╱卞中佩(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專欄作家)

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為了解決自由派保守派的問題,作者劉璧嘉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循著「火紅年代」與「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之間的矛盾和張力,以火紅年代這段「失敗者的」的歷史作為突破點,試圖複雜化從「七〇年代神話」而來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尤其是貫穿於火紅年代討論的「中國問題」,除了是關乎身份認同,有些時候甚至是折射出超越國族身份認同的政治範圍,而應該被理解為第三世界左翼政治對「國族政治」與「左翼政治」該持有什麼關係的問題意識。本論文的在研究框架用了歷史化的方法去書寫火紅年代從1967到1976年的史前史及發展,把並從情感、思想與組織為切入點,研究了六七暴動的左派和極左派、火紅年代中自發毛派、無政府主義者、托派、國粹派、社會派在第一波中文運動、《盤古》、《70

年代雙週刊》、珠海事件、保釣運動、反貪污運動、反加價運動、四報聯刊事件、「認識中國」活動中的實踐。同時,論文也拉入了文革造反派、西方新左翼、美國保釣運動等進行參照,以說明火紅年代與其他地方的社會運動及左翼運動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