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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康豹所指導 劉濟寬的 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2020),提出蘆洲區公所社會課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大龍峒保安宮、官方政策、文化權力網絡、中元祭典、保生大帝聖誕遶境、三堡。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高雄大學 政治法律學系碩士班 楊鈞池所指導 黃韋仁的 基層地方社政單位急難救助政策執行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屏東縣某公所為例 (2019),提出因為有 鄉鎮市區公所、地方政府、社政單位、急難救助、政策執行的重點而找出了 蘆洲區公所社會課的解答。

最後網站臺中市豐原區公所則補充:為民服務課室:民政課、社會課、農業及建設課、人文課及秘書室(收發),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臺中市豐原區免費 ...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蘆洲區公所社會課,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蘆洲區公所社會課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

基層地方社政單位急難救助政策執行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屏東縣某公所為例

為了解決蘆洲區公所社會課的問題,作者黃韋仁 這樣論述:

急難救助是我國社會救助法中的一個重要項目,政府在長期性的福利津貼給付之外,針對發生急難事故、面臨突發生活困境的民眾提供一次性的短期經濟協助,使其渡過難關、恢復家庭功能,是一具有即時性的救助政策。鄉鎮市區公所社會課作為地方政府最基層的社政單位,肩負第一線服務弱勢民眾、執行急難救助政策的任務,惟檢視過往相關文獻,較少以公所為研究主體,並從政策執行角度出發,探討有哪些影響執行成敗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整合當前政策執行的理論與既有文獻,歸納出四個研究面向,分別是「政策本身設計」、「執行組織與執行人員」、「政策的資源」和「政策外部環境」等,並以個案研究之方式,就屏東縣某公所相關政策執行人員

採深度訪談進行研究,逐一探討政策執行影響因素。研究結果得到八項主要發現,並以其為基礎,提出四項對政策興革的建議,嘗試為地方政府基層社政單位提出一個具可操作性的急難救助執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