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大圳負面影響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台灣威權時期的農地政體變遷

為了解決嘉南大圳負面影響的問題，作者彭思錦 這樣論述：

本研究立基於國家中心論的制度分析架構討論台灣威權政府時期的土地變遷過程。希望回答為何台灣會在1970年代農業生產退居經濟發展的次要角色時，為何政府還要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等被過往學者視為是限制農地他用的立法？為了回答前述問題，本文採用歷史社會學已變項為中心之方法，區分出行動者、理念、權力、反餽等四個變項，一方面作為制度分析中討論制度變遷如何可能的架構，另一方面討論當時主導台灣農地使用政策的行動者之間其對於制度的反餽、提出的理念以及其權力關係等，作為理解當時立法過程的分析架構。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省糧食局在台灣農地使用政策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土地

改革、糧食調查員等制度設計，其達成了以地綁糧，亦即透過掌握土地進而掌握糧食生產的方式，除了達成國民政府的糧食需求外，亦得以透過糧食外銷賺取外匯。不過到了1965年以後，由於省糧食局長期壓低糧價，使得農業生產出現了農民收入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失等現象，使得農復會和部分農經學者開始批評省糧食局建立的糧食生產制度。而在同一時期，台灣稻米的主要外銷國家日本，其國內生產復甦和泰國、越南等地亦向日本銷售稻米的情形下，使得台灣稻米的外銷市場不在，亦讓省糧食局對於國民政府的重要性開始降低。也因此行政院於1969年時通過了檢討台灣糧食生產政策的決議，使得擔任省糧食局局長長達24年的李連春離任，省糧食局亦進行改組。

而其為以地綁糧目標所推動的各種政策亦被一一廢除。也因為如此，國民政府為了解決農民因農業生產困難而到城市謀求收入更高之工作的現象，而分別在1970年代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在1980年代推動八萬農業大軍、農業健康保險、農地重劃條例等辦法，希望透過以地綁人的方式，將農民留在農村當中，不要大量湧入都市，造成都市問題。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1970年代初期的制度變革，其目的在於維繫社會穩定，進而穩定國民政府的統治。

戰後臺灣第一期農地重劃的實施與影響── 以桃園新屋蚵殼港地區為例

為了解決嘉南大圳負面影響的問題，作者林玉穎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戰後土地政策之一環農地重劃工作為主軸，探討1962-1971年度展開的第一期十年農地重劃政策，並選取桃園縣新屋鄉蚵殼港重劃區作為範例，分析農地重劃政策之正面效益、負面爭議，以及重劃前後對於重劃地區農民生活的影響。　　本研究運用官方檔案、時人期刊、報章雜誌及地政單位所典藏之地籍資料，呈現蚵殼港地區的農地重劃實況。整體說來，農地重劃工作與1950年代推動之土地改革有相當直接的關聯性，同時農地重劃工作亦與地方水利建設關係密切，以桃園地區而言，石門水庫的興建與農地重劃工作息息相關，而在農地重劃工作結束後，桃園地區農地缺水問題獲得較為根本性的解決，並將各時期的水利建設功能進行整合，提升供水之效

能，也使水資源得以進行合理利用。　　在缺失方面，農地重劃工作明顯地在準備時程、法令整備及經費運用方面有所弊病，這也是農地重劃工作推行之際，容易遭致反對聲浪之原因。就農地重劃計畫而言，第一期十年農地重劃是重中之重，是各階段農地重劃中完成最大重劃面積者，對後續農地重劃工作之推動，具有指標性意義。　　以桃園縣新屋鄉蚵殼港重劃區的農民為例，論及農民對於農地重劃之看法，結論為歷經重劃時期階段相當艱辛，但時至今日則深感農地重劃之成果良善。整體而言，農地重劃過程之經濟壓力備感沉重，然而現今卻已全面提升了農地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