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線電影台節目表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電視新聞品質與廣告收視效果研究─以大學生族群為初步實驗對象

為了解決有線電影台節目表的問題，作者吳雅琴 這樣論述：

在收視率數據被用來作為，一、了解觀眾動向；二、產製新聞的參考依據的情形下，電視新聞內容受收視率所主導控制，所呈現出來的是，新聞的選擇與好壞是以收視率為判斷準則，這不僅扼殺了品質佳但收視不好的電視新聞，也忽略了涉入感深，忠誠度高，對於節目有高度認同，收視質佳的新聞，其可能帶來廣告效果上特殊的「廣告質」優勢，包括「專注」、「記憶」、「喜愛」。因此本文以實驗法檢測兩組不同的品質，是否會連帶影響觀看廣告時的收視效果，實驗設計2個單因子，新聞品質為自變項，廣告收視反應為依變項，檢測國內大學生在收視兩則品質不同的新聞時，是否會影響其後廣告收視。由於建立收視質指標無通則可循，本文在參照收視質相關文獻後，建

構出三大指標，分別為電視新聞認知面（cognitive）、情感面（affective）及行為面（behavioral），依此判斷出新聞品質的差異後，再探究其對廣告認知與態度的影響。本研究實驗人數共計有大學生177人，研究結果發現在收看高品質軟性新聞者，會比收看低品質軟性新聞者，對廣告投注較多之記憶上獲得支持。但在其他收視變項下，均不會對廣告收視反應造成影響，也就是說新聞品質與新聞類型的差異對廣告收視並無絕大關係，研究結果雖產生落差，但在後續人口變項的研究上卻發現，受試者本身對新聞的評價及經驗，能影響到觀看電視廣告時的態度，整體來說，男性、對電視新聞滿意者、經常收看電視新聞及喜歡硬性新聞者，對於

廣告收視的態度明顯較高。本研究預期貢獻為開創收視質與廣告間相關研究的新領域，為收視調查研究開啟新的範疇，並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理論基礎與思考方向。

數位電視機上盒對收視調查的衝擊

為了解決有線電影台節目表的問題，作者黃中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商品閱聽人」及「市場導向新聞學」為文獻取徑，釐清收視率在媒體經濟結構中的角色。而藉由相關文獻發現，收視率乃是新聞媒體製作內容的重要參考指標；而收視率在商品閱聽人的概念中，正是媒體與廣告主喊價的重要機制，閱聽人也因此被媒體賣給了廣告主。　　了解收視率的角色後，本研究分析數位機上盒如何進行收視調查，包括收視率與收視質。互動電視的互動介面可以讓閱聽人將意見回饋給媒體，這將包括數字（滿意度指標）以及文字（開放型意見），提供收視質運作的機制；而數位機上盒則可以蒐集使用者的收視行為，提供收視率調查。　　藉由數位機上盒的硬體設備，以及MHP的軟體共通應用平台，使得各家的數位機上盒得以處於同一標準

；藉此也創造了收視調查的共同環境，各種數位機上盒蒐集的資料得以匯流，進行統合分析，而這些分析包括了收視率以及收視質。研究也發現，在法律層面，數位機上盒進行收視調查將碰觸到隱私權問題。美國與歐盟都對於隱私權有相當完善的保護，但美國仍保留了收視調查研究的法律空間，也使TNS Media Research得以合法在美國境內使用30萬機上盒用戶的收視行為資料。　　在市場與產業層面，一旦數位機上盒開始進行收視調查，媒體將面臨「殘酷的事實」，其節目收視率狀況將赤裸裸地呈現，不再有抽樣誤差範圍。對於收視調查市場而言，新的收視調查方式也為媒體企劃帶來更多元豐富的資訊，有利於媒體規劃其廣告企劃活動，尤其是收視質

隱含的潛力以及廣告收視率調查；透過收視質與收視率交叉分析，可更深層瞭解閱聽人收視行為，進而預測閱聽人喜好。對現有的收視調查研究公司而言，例如AGB Nielsen，個人收視紀錄器將因為數位機上盒開始進行收視調查而遭淘汰，其他量化研究方法例如電話訪問、日記法等也都將退出舞台，因為數位機上盒不僅改善了現有收視調查方法的缺陷，例如樣本代表性不足、抽樣誤差、樣本檢定、樣本區隔變項不足等問題，同時還能夠測量廣告收視率；若搭配收視質以及區隔變項進行交叉分析，其所得結果將遠超過現今的收視率調查報告。　　然而，本研究也發現，在科學與數字之外，「人性」往往是關鍵因素。雖然數位機上盒列出真實收視狀況，其結果也未必

能為媒體接受；若真實數字低於現存的收視率調查報告，只怕媒體寧可相信較高的收視率數字以便獲得較高廣告收益。對AGB Nielsen而言，技術上已可與數位機上盒合作進行收視調查，但相關的投資經費龐大，預期所能獲得的回收利益過小，僅停留於觀察階段。媒體與收視調查公司若持續以商業利益為最高考量，那閱聽人收視調查研究這個黑箱則難以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