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院長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新世紀臺灣法學：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六十週年院慶論文集

為了解決最高法院院長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本書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60週年誌慶賀禮，共收錄28篇論文，作者包括法學院現職與退休教師、畢業校友及學界同仁。本書依照法學院六中心分類編輯，涵蓋民事法學、財經法學、公法學、刑事法學、基礎法學、勞動法學與社會法學等領域，結合基礎議題與應用觀點，含括法學研究的哲學、分析、社會及歷史等層面，展現各領域耕耘成果，並寓有傳承、創新與超越之意。在人工智慧世代的新紀元，法學面臨全方位挑戰，許多議題涉及跨域知識與整合，須以新版法學方法才能妥適因應。本書論文綜觀法學發展的趨勢，試圖為複雜問題提供解決良方，藉以實現政大法學院的社會責任。

最高法院院長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新時代舊藥方：以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改革模式為中心

為了解決最高法院院長的問題，作者楊翕翔 這樣論述：

本文從改革會議模式的角度，重新檢視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召開。為深入瞭解召開該次會議的歷史背景，將回顧現代型司法制度如何進入台灣，以及伴隨著此司法制度出現的法律專業社群，在會議前後與司改相關的行動與發展。據此，先介紹西方司法制度的引進與司法改革會議的歷史背景，從日治時期與國治時期的統治者將現代型司法帶入台灣談起，瞭解現代型司法制度的內涵以及台灣民眾理解下的司法運作。由於戰後台灣的現代型司法受到民國時代中國的法政經驗影響，故需回顧民國中國召開司法改革會議的情形，接著觀察戰後台灣的司改會議參與者－法律專業社群，在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召開前的相關發展。針對1999年的全國司改會議本身，則先

呈現審、檢、辯三方在開會前，各自提出的司改議題與主張，再詳細地回顧司改會議從籌備、召開、至會議結束的過程；從這些議題與開會過程可看見，與會代表彼此的相互角力，既爭權逐利也小心維護自身原有的地位，終於導致會議難以畢竟其功。為了解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效用，在此爬梳該次會議後司法制度的變革與發展，復以1999年司改會議經驗，對照後來的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之會議性質、成員組成、開會方式、議決規則等，進而主張：司改會議成效不彰的因素，可能就來自於「改革會議模式」本身。總之，類似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這種「改革會議模式」，實屬舊時代的產物，並不蘊含憲政架構下的民主機制與責任政治的要素，在台灣已然走

向憲政民主國家的階段，若依舊期待透過體制外的舊藥方，解決新時代的司改問題，可能有其結構性的困難。

刑事證據法與救濟程序

為了解決最高法院院長的問題，作者吳燦 這樣論述：

　　‧經典案例為題材，分析案例爭點，介紹思考層次，提出判斷基準。 　　‧內容依當前法制與司法實務或學說，重新整理、修正與補充。   　　臺灣刑事訴訟法於2002年間，從「職權主義」改制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接續引進美日法制，本書係針對此一新制，以現行實務見解為主軸，輔以學說理論，針對證據法相關議題及刑事救濟程序等，或旁徵博引，作系統性介紹，或以案例方式，提綱挈領為論述；另以「補敘」方式，針對法律增修、見解變更為說明，俾期兩相對照，有益於知其梗概。   　　本書是作者在最高法院的辦案心得，適合實務界（法官、檢察官、律師或法務人員）辦案之參考，有助於國考考生瞭解實務層進式的脈動，也可以讓

學術界瞭解實務在面臨個案困境，如何基於法的續造，從規範意旨補遺立法缺漏，以實現個案正義。

論中國大陸國家安全立法對人身自由之影響（2014-2018）

為了解決最高法院院長的問題，作者呂宜靜 這樣論述：

自2012年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上任之初，強調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且要「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工作機制，高度警惕和堅決防範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全」。2014年中共中央設置國家安全委員會，習近平在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開啟「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積極加強國家安全相關法制建設。顯示中國共產黨正透過調整其國家安全觀，建構更完整更有利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維持政權的國家安全體制。本文主要從民主國家、憲政主義的視角，檢視中國大陸國家安全觀以及人權概念；觀察中國大陸以政治安全為核心的國家安全觀演變以及國家安全立法變化。聚焦在習近平時期2014年到

2018年間，代表性國家安全立法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等等，賦予辦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單位：公安、國安機關、檢察院、法院職權與業務變化；以及對公民義務、權利變化。輔以遭國家安全事由限制境內外人士人身自由的代表性個案綜合分析，凸顯中國大陸國家安全立法與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社會普世價值之落差。最後，透過比對美國以及台灣的國家安全立法演變，加以凸顯民主國家與中國大陸國家安全目的、法制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