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由主義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台灣史論叢 戰後政治篇】

為了解決台灣自由主義的問題，作者薛化元,蘇瑤崇,侯坤宏,松田康博,蘇瑞鏘,陳儀深,若林正丈,陳翠蓮 這樣論述：

　　本書收入國內外有關戰後台灣政治史研究的10篇論文，主要分為台灣內部及國際情勢兩個部分。 　　就內部而言，戰後初期政治史以國民政府的接收，以及整個統治體制及其引發的問題最為重要。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後，中央政府開始在台直接統治。到1988年為止，台灣基本上是在蔣介石與蔣經國兩位蔣總統的強人統治下。在這一段時間內，台灣歷經長期的戒嚴，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次年，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台灣歷史進入新的階段。而在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進而完成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台灣成為自由國家。 　　至於影響1970年代以後台灣政治從強人威權體制逐步朝向自由化、民主

化的改革前進，外在的國際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存在。1971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後，台灣的政治發展，受限於外在國際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一個中國架構。不過，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又關心台灣人權的發展，或者是台灣的政治改革，這是攸關台灣後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台灣自由主義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論日本「愛女」與「厭女」的雙面性：從戲劇文本中的『完美母親』形象出發

為了解決台灣自由主義的問題，作者趙涓秀 這樣論述：

日本作為世界屈指的先進國，在經濟與民主方面都取得極大成就，唯在性別不平等議題上依舊牛步不前。從歷史研究和客觀數據可以發現，日本作為一個父權國家，其性別意識／歧視和性別分工的固化是造成現今日本社會在全球性別落差指數（Gender Gap Index, GGI）排名上屈居末流的原因。這種父權社會對女性無所不在的歧視與壓迫，學者又稱之為「厭女」（Misogyny）現象，並且是透過「愛女」與「厭女」的兩手策略，既是拉攏、又懲罰著女性。而戲劇文本作為文化的載體，也如實地呈現了日本女性日常受壓迫的情節與前述的兩手策略－－尤其在母親角色上。母親角色（母職）也是女性主義者關注的重要議題，有論者認為其只是一種

文化上的理想，有論者認為母性／母愛是一種「制度」，希望女性不要陷入這種父權社會所打造的「浪漫的迷思」。激進女性主義更認為母職與生殖性問題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本性原因。女性主義的是核心思想是「平等」，從女性的角度出發觀察並挑戰（父權）世界對女性／性別所有規範的不平等與壓迫；本文選擇以此為研究途徑，立基於女性主義的思考對研究文本中所描述的厭女情結與完美母親角色（母職）進行文本分析，並找出完美母親背後隱藏的厭女性格，以及愛女與厭女是如何展現其雙面性。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平裝版)

為了解決台灣自由主義的問題，作者殷海光,夏君璐 這樣論述：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這本書，既是純真深刻的愛情書寫，亦是兩個人相互扶持的真情紀錄。當然，由於殷海光的歷史身分及其時代背景，它更是珍貴的「私文書」一手史料。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共收錄了殷、夏之間的信函共二百二十二封，依時序排列，最早一封是1946年1月7日，最晚一封是1955年6月8日。本書夏君璐的〈序言〉，交待了兩人相識及十年通信的背景，這篇文章平實而動人，是讀者必須要先讀的部分。夏君璐曾在1955年時，對兩人的通信如此形容：看看我倆的信，從重慶到武昌，到鄉下，到南京，到湘潭，到廣州到臺灣，簡直可以代表中國現十幾年的變亂。 　　確實是如此，在那個戰亂不

停、動蕩不斷的時代，殷、夏兩人能長久維持通信，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有時通信的地點沒有「門牌和街名」；有時沒錢買郵票，信封起來後再拆開；有時寄一封信竟要超過「一百萬圓」。兩人往來的信函，歷經戰亂，由大陸而臺灣；殷海光去世後，這批信函又隨夏君璐到美國，並歷經搬家15次，得以保留至今並結集成為《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收入臺大版《殷海光全集》第十八冊。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在那個不平靜的時代，或許每一對情人的愛情故事，都有其曲折動人之處，也可能留下了紙片隻字。但這一本《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有兩個：第一、本書出版前，殷海光與夏君璐之間的信函，公布的非常少。本書收錄的

信函，絕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呈現在讀者眼前。內容上，僅由編錄者殷文麗刪節了小部分，其他都以原貌呈現。第二、殷海光後來成為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但研究殷先生的人總因沒有足夠資料對他在大陸時期的思想、生活面貌不甚了了，亦無法探知他「反公權力」鐵漢形象背後那柔情的一面。本書的出版，彌補長久以來這兩方面的不足。讀者可由本書中看到殷海光非少見的手繪圖；看到殷海光可寫出極感性的浪漫語句；看到殷海光因在「第一號偉人」面前毫無「示弱」，而自豪之心境；知道殷海光在共軍南下時，要「參加游擊隊」，和共產黨周旋到底。此外，殷海光早在大陸時期就已寫文章惹禍，他所寫的〈趕快收拾人心〉那篇文章，使「天下大悅」卻因「處處指摘蔣某

，龍顏大怒」（此篇文章收入臺大出版中心即將出版的《政治與社會‧上》一書中）。 　　本書信函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大陸時期，1946年至1948年底。第二是臺灣時期，自1949年初殷海光來臺後到1953年10月兩人結婚止。第三個時期，因殷海光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兩人乃重新通信，時間是1955年的1月至6月。三個時期的客觀環境不同，因此讀者閱讀這三個時期的信函時，會發現各有各的起伏，各有各的況味。 　　本書也收錄了多幅珍貴照片與信件的手稿圖，絕大多數的照片第一次公諸於世。其中，本書結尾處的那張照片，將兩人拍得頗為傳神，與信函文字風格相對應，別有意思。 　　率真之筆，終能寫出至真之情。

不論是哪時期的信函，不論是兩位作者文字風格有何不同，然而貫穿本書且自始而終不變的是：殷、夏兩人長相斯廝守的信念與承諾。這個信念與承諾，一如殷海光與夏君璐都很喜歡的一段話： 　　人間最高的約法就是愛。人間沒有了愛，什麼約法都歸於無用。可不是嗎？許多的約法最多的空間，就是最不適於生存的地方。人間有了愛，什麼約法都用不到了。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經濟論述－－以論述建構的過程為中心

為了解決台灣自由主義的問題，作者簡敬易 這樣論述：

本論文為藉由內容分析法與歷史學方法，將《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經濟論述作為一獨立分析對象所進行的研究。透過對歷史事件中《自由中國》的創辦初期到「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事件的經過與影響，追朔《自由中國》半月刊中經濟論述的起源與其論述模式之建構。對於經濟論述各種類型的歸納，本文則以撰述者個人的經歷、社方立場的演變以及社方與台灣社會關係三者交錯分析，歸納出三條不同的發展路線：前兩條分別為屬於知識分子所建構的經濟學理譯介與經濟政策的討論，第三條則為與台灣社會經濟領域所密切相關，針對現實議題的「批判性論述」。在第三條路線中，本論文發現到《自由中國》因立足於台灣，對台灣社會的政經議題進行論述，進而導致「政府不可

誘民入罪」事件的爆發以及與國民黨當局之間的衝突。批判性經濟論述雖一時沉寂，但受一批公教人員讀者的投書控訴「待遇問題」，社方以此為社會基礎重啟論述的批判性。在論述過程中，社方察覺到1950年代國民黨統治下的政經結構有一不可解的「死結」，進一步提出「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針對一連串的軍事、財政、經濟乃至於「反攻大陸」問題進行論述。最後，社方乃朝向以組織反對黨的政治途徑來解決上述議題。《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經濟論述當中可見其現實批判傾向以及論述中與所處社會的互動，儘管途中轉向妥協與理論的翻譯，但其結果最終仍朝向政治行動的社會實踐。透過經濟論述的研究，對這個重要的歷史過程也可以有另一面向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