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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爭議下之兩岸經貿政策（1990-2000）--戒急用忍政策之新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的問題，作者衛民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目的在研究兩岸在主權爭議下，如何進行經貿交流，以及經貿交流又如何影響主權爭議，文中運用「戒急用忍」政策的實施來考察上述論題。 除回顧兩岸與中外的研究文獻，筆者並對兩岸相關人士進行直接訪談，同時也運用非結構式的問卷以補助文獻回顧與深度訪談的不足；而在研究方法上，則兼顧實證與詮釋的方法，對性質上屬於「結構不良」政策議題的兩岸政策，進行探討。 文中依據新制度論的觀點，主張經貿交流受所處制度架構相當大的影響：純粹經貿交流易因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太高而難以維繫；過度傾斜的政治關係，也不易有平衡的經貿交流。因此為使經貿交流能較順利

進行，兩岸需要建立相對穩定的制度。 在此論點下，本文提出兩岸雖無正式的經濟互賴制度，不過卻有一個非正式的制度，也即兩岸存在一個處於主權爭議下的經貿合作制度。在此準制度下，雙方因主權爭議而在政治上尖銳對立；但圍繞在主權爭議四周的社會、文化、心裡等因素，卻提供雙方動能去建立經濟互賴制度。可以說，兩岸乃處於一個「政治趨離，經濟趨合」的遊戲規則下；而在此規則下，雙方所採經貿策略是，當政治達成協議，則經濟交流加速進行，當協議消失，則一方傾向於加強展現經濟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一方則傾向於加強防禦此一「外溢效果」。 根據上述對兩岸經貿交

流規則與策略所作的論述，本文先探討1992年兩岸所形成的制度結構：當國際以及兩岸內政因素大致並未干擾兩岸關係時，兩岸經貿交流成長速度異常快速，過鉅的交流量也逐漸使既有的經貿交流機制不敷應用，1992年兩岸透過不斷的折衝，暫時擱置主權爭議，終致建立海基、海協交流團體、完成兩岸首次高階會談（辜汪會談）、並奠立制度化協商交流機制。 但上述制度結構到了1996年有了重大改變。雖然國際因素並無巨大變動，但一方面兩岸經貿交流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台灣大企業紛紛開始向彼岸外移，另方面，由於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以及北京在主權問題上的持續加壓，致使1992年就「一個中國」原則所達成的有

限協議，在兩岸嫌隙日生下，終致不敷應付而遭取消。台海至此重拾主權爭議，台北遂為防止經濟「外溢效果」，採取戒急用忍政策。 進入新世紀，上述兩岸交流的制度結構也面臨重整，除既定的國內、外因素衝擊兩岸關係，加入WTO的全球化因素，亦增加兩岸關係的複雜性，本文提出一個三方架構，用以指出兩岸除了在主權上有一中與兩國爭議的問題，此外，雙方所採取的民族國家立場，也與全球化勢力形成競合關係，如此，制訂兩岸經貿政策形同處理一個三元聯立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