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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藥材的東亞移轉：台灣當歸的興起與科學爭議，1957-1972

為了解決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監事的問題，作者張嘉芮 這樣論述：

從明清開始，中藥材一直是台灣與中國大陸間重要的貿易商品。戰後國共對立時期，中藥材是台灣政府唯一准許進口的「匪貨」。為減少外匯流失、降低對中國藥材的依賴，政府鼓勵進口他國藥材、提倡藥材在地栽培。中醫常用的當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中醫用藥講究「道地」，來自原產地的「道地藥材」，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藥材，品質、藥效最好。日、韓進口，以及台灣栽種的「省產當歸」，能不能取代中國「道地」當歸，是1960年代台灣當歸進口與栽培爭議的焦點。本研究以文獻資料為主，訪談為輔，從當時台灣中藥科學研究及其社會技術網絡、中醫「道地藥材」概念，以及藥材知識與價值的政治切入，對上述爭議進行分析，企圖了解對當時行動者而言，

何謂「道地」、有價值的藥材。本研究發現，在政治情勢、經濟考量與國族認同等因素影響下，歷史上日、韓傳統醫學曾發生「道地藥材」的轉移，中國藥材不再是最有價值的藥材。1960年代中國、日本、韓國的當歸植物品種皆不同，台灣生藥學家透過比較建立起日本種當歸的價值，並據此創造了「省產當歸」，但上市時卻遭中醫藥界批評「不道地」，被中藥市場淘汰。當歸藥材的價值不只取決於產地和品種，也關乎加工方式、感官特質、臨床藥效，更涉及了當歸進口與栽培相關群體的競爭與利益。

外來政權與地方菁英——以1950年代農會改組為例

為了解決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監事的問題，作者黃仁姿 這樣論述：

在過去的研究上，對於台灣本土菁英的連續性是否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而有所變動，咸認為本土政治菁英的大規模變動可以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作為分水嶺。然而仔細探究其研究樣本，係以議會政治菁英作為對象，而非全面性地論述「政權替換與菁英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除了議會政治菁英之外，二二八事件是否也對其他領域的菁英流動造成影響，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根據既有研究，農會被視為地方領導層級中對地方施政影響力最大的團體，而農會理、監事及總幹事則在地方上具有相當政治力量，因此農會可說是地方「重要權力人物」聚集的團體，因此本研究欲從戰後初期農會之接收迄1950年代農會三次改組之情形，比較農會領導人物的組成份子與改

組前的差異，以探討「政權替換與菁英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日治末期為求統制經濟物資，台灣總督發佈「台灣農業會令」，成立三級制農業會，將產業組合與農會兩大組織合併於同一系統。由於這些發展於市街庄的產業組合係地主仕紳階級出資組成，因此農業會成立之後，這些地方菁英遂被聚集至農業會組織之內。1946年，重新選舉各級農業會理監事，地方菁英重新掌握農業會組織，取得原本受官方統制的農業會的主導權。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並未改變農會組織，分析戰後初期各縣市農業會的領導幹部名單及經歷，其延續率高達81％，未因二二八事件產生中斷。1949年台灣省主席陳誠下令合併農會與合作社，嚴格限制農會會員資格及各級農會理監

事比例，進一步排除舊地主仕紳階級之勢力。經過台灣省參議會的反彈，非農民以外之地主仕紳階級仍得為會員，但在各級農會代表及理監事名額中，最多只能佔有1/3。1950年韓戰爆發，在美國反赤化及國民黨脫動員化的內外雙重因素下，國民黨利用農復會的支持，展開對農會的組織變革及農會人事改選，不符合會員資格者一律改為贊助會員、僅能擔任農會監事一職，並不得超過1/3，達到淨化農會的目的，舊地主仕紳階級逐漸被排除於農會系統之外。其遺留下來的空位，部份由新崛起的地方派系以自耕農或專業技術人才的身份進入填補，成為農會系統的新菁英；部分則就原有農會系統中扶植新勢力，而經過土地改革之後，地主雖然仍持有地主保留地，得以自耕

農身份留在農會系統，但其影響力於農會淨化之後大不如前，農會改由地方派系以及國民黨培植的新勢力所掌握。總的來說，從擔任縣市級農會幹部的地方菁英的流動性而言，1953年可視為一個分水嶺，地方派系競爭越激烈的縣市，其斷裂性越高。同時，國民黨藉由重新修改農會組織制度、會員資格認定及透過選舉與提名的方式，順利將農會系統內新崛起的地方菁英收編在國民黨之下，建立起國民黨的統治基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