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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新版）

為了解決google翻譯轉錄的問題，作者唯色澤仁多吉 這樣論述：

　　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 　　文革依然是禁區，《殺劫》依然是禁書 　　傳統藏語並無「革命」一辭。半個多世紀前，中共解放軍進駐西藏，刻意結合原先藏文的「新」與「更換」才造出這一個全新的辭彙。藏語「革命」的漢語發音近似「殺劫」，恰恰表明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革命」為西藏帶來的種種劫難。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席捲西藏。「殺劫」之前於是再被加上「文化」一辭。藏語的「文化」與漢語的「人類」發音近似。對西藏民族而言，這場「文化大革命」無疑成了「人類殺劫」。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作家唯色出生於西藏軍區總醫院。當時她的父親是中國駐藏解放軍的一名軍官，也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

好者。透過鏡頭，這位軍官記錄了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影像。「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 　　這本書的原版，因藏語「革命」的諧音而得名《殺劫》，十年前的二○○六年由大塊文化出版。那時恰逢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儘管已經過了四十年，但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碰觸的禁區，而發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區中的禁區。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的今天，在霧霾日益濃重卻堪稱強大的中國，《殺劫》依然是禁書，文革依然是禁區。 　　這期間，唯色嘗試使用他父親在文革當年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機，站在他父親當年同一

角度，拍攝今日拉薩圖景，兩個時代照片的對比，顯示出歷史的無常……《殺劫》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除了全書修訂外，還追加了更多文字與影像的記錄。透過唯色父親的照片，讀者可以進入歷史中的拉薩，去認識曾經有過卻已消失的風景，曾歷盡滄桑卻已輪迴的人們，傾聽曾經發生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悲歡離合…..當然也可以跟著唯色，一起追索著他父親當年行蹤，透過他們的文字與影像記錄，見證著更多西藏的生與死。 作者簡介 唯色 　　女，藏人。一九六六年出生於「文革」中的拉薩。籍貫為藏東康地的德格。一九八八年畢業於成都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曾長期在拉薩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的編輯。二○○三年，因散文集《西藏筆記》（繁體版《

名為西藏的詩》，大塊文化出版）的批判言論，被當局查禁，並限制出境。二○○六年，在中國大旗網、藏人文化網上的部落格被關閉。   　　西方學者認為唯色是「中國知識分子中，運用現代傳媒表達觀點的第一位藏人」。著有詩歌、散文等十多種選集，在中國多家出版社出版，並被譯為英文和法文。 　　另有繁體版著作《殺劫》、《西藏記憶》、《看不見的西藏》、《聽說西藏》（皆為大塊文化出版）等。二○○九年出版《鼠年雪獅吼》，係二○○八年西藏「三．一四」事件的大事記。現為自由作家。她的創作理念：「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   　　曾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二○一○年度新聞勇氣獎、二○一二年德國之聲博客大賽「記者

無疆界」公眾獎、美國國務院二○一三年度「國際婦女勇氣獎」等諸多獎項。 序(王力雄) 關於照片   I 砸爛舊西藏 革命即將來臨 砸大昭寺 鬥「牛鬼蛇神」 換新名   II 造反者的內戰 兩大造反派   III 龍在雪域 軍事管制 全民皆兵   IV 毛的新西藏 革命委員會 人民公社 造新神   V 尾聲 神界輪迴   VI 《殺劫》之後 序 　　一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來的郵件，裡面有數百張底片。那時我們還沒見過面。她在信中告訴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她知道這些底片很珍貴，卻不知道該怎麼用。她雖然和我從未謀面，但是看過我寫的關於西

藏的書，相信我會很好地使用這些底片，因此決定把底片送給我。 　　我戴上手套，對著燈光看這些底片。很快我就斷定，我不能接受這份饋贈，因為它實在太過珍貴了。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絕後的奇異歷史，還關係到對人類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眾多研究者關注。幸運的是，因為文革波及廣泛，距離時間又不太遠，留下的資料可以用浩如煙海形容，世界各國的重要大學和圖書館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國，文革資料在民間也多有流傳。 　　然而，無論是在文革研究方面，還是在文革資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個空白——西藏。目前對文革資料收集最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

碟》（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收入了上萬篇文件、講話和其他文獻，其中關於西藏的文獻只有八篇；美國華盛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收入三一○○種紅衛兵小報，其中西藏的小報只有四種。正如文革研究專家和文革資料編纂者宋永毅在給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說是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區文件案館，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個斷層。六年時間留下的材料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熱鬧的兩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沒有。 　　當然，西藏文革的資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權的西藏軍區就保存得相當多。但那是一個深埋的黑箱，衛兵把守，絕不外露。跟所

有被中國官方掌握的文革資料一樣，被當作不可見天日的「絕密」。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中共統戰部一九九九年編輯的《圖說百年西藏》畫冊，數百幅照片中竟然沒有一張文革期間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時間在西藏歷史上不曾存在！ 　　面對這樣的有意抹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愈發顯得千真萬確。如果上百萬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無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親拍攝

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 　　與其他資料相比，照片的客觀性相對最強。文字、口述、採訪等免不了與當事者的主觀性——立場、目標、記憶和解釋等——有關，靈活多意，容易遭受懷疑和否定。照片則是歷史瞬間的凝固，當時光影所投射的每個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質，屬於「鐵證」。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多年來，正式發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見過一張（臺灣《攝影家》雜誌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網際網路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張！唯色父親的數百張西藏文革底片，價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訴唯色，我可以幫助她，但是讓這些照片見證歷史不是我這個外族

人的職責，而是應該由她自己承擔。 　　從那時到今天，六年過去了。唯色圍繞這些照片所做的漫長調查和寫作終於完成，她父親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後重見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願她父親往生的靈魂安息。 　　順便說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謝這些照片。 王力雄 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親在三十七年前的這天死於文革迫害） 關於照片 　　二○○二年初夏的一個下午，當我把這些照片從紙袋裡取出，五十七歲的霍康‧強巴旦達的反應令我震驚。他是個高大、沈默的拉薩人，開始只是翻來覆去地看著他父母和外公被當作「牛鬼蛇神」鬥爭的照片，很平靜的樣子，但誰也沒有料到

他會突然慟哭起來。他的那種慟哭沒有聲音，只是渾身顫抖，一隻手緊緊地抓著身邊的人，淚流滿面。他就這麼哭了許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淚下。半響他才哽咽道，「當年我父親曾說過，在批鬥時他看見有人在拍照，我當時不在拉薩，還以為我一輩子也不會見到這樣的情景……」 　　霍康‧強巴旦達終於看到的照片，是我父親澤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攝的。 　　我父親是西藏東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傳統的地理觀念，整個藏地由高至低分為上、中、下三大區域，有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的說法。一九五○年，毛澤東派遣軍隊要「解放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西藏同胞」，從中國的西南方向進軍拉薩的先遣部隊沿途吸納數百名年輕藏人，其中就有我年僅十

三歲的父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軍區總醫院。此時我的父親已是中國駐西藏軍隊的一名軍官，亦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從懂事起，我經常見父親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軍隊任職的父親病故於我出生的那所醫院。在收拾父親的遺物時，我保留了這些照片，但當時並不知這是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間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讀了從海外傳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決定把父親的照片寄給書的作者——中國作家王力雄。當時的想法只是，與其讓父親的照片繼續沉沒箱底，不如提供給一位能夠公正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或許能發揮一些作用。 　　

未曾謀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還給了我，並在回信中說，這些照片再現了西藏一個被抹煞的時代，屬於應該恢復的西藏記憶。一個民族的傳承靠的是對歷史的記憶，而用「記憶」對抗「遺忘」是每一個有良知者的責任，也許這就是我父親留下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話打動了我。從那以後，我被這些照片牽引著，進入了艱難、漫長的採訪與寫作之中。 　　六年來，我採訪了七十多人，基本上與我的父母同輩，生命中的大段歲月是與西藏天翻地覆的幾十年歷史緊密相連的，大多數是藏人，也有漢人和回族，如今他們或者是退休幹部、退休軍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還在其位的官員、仍在工作的學者、虔心侍佛的僧侶等等，但當年，他們中有紅衛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

神」、有「積極分子」……我帶著王力雄幫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薩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開，一幅幅傳遞。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發一段苦澀回憶。 　　很多人的回憶都夾雜著難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說。我總是默默傾聽著，不願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閃失打斷了他們並不輕鬆的回憶。我小心翼翼地尋找著終於流露或洩露的事實，而這些事實往往是對這些照片詳細的說明或補充。多少回，當我整理錄音時，反覆傾聽他們的驚慄、歎息和懺悔——「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這時我總是感到，直面歷史和創傷的確很困難。 　　感謝我的父親，不論他出於什麼動機，他留下的是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

感謝我的母親，她容忍父親把相當一部分工資消耗於被當時人們認為無用的攝影；感謝王力雄，他不僅是我寫作此書的推動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謝西藏學者才旦旺秋，他為此書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劃，並提供了他的採訪和翻譯；感謝遠在波士頓的Carma Hiton，為我做了底片的保管和掃描；感謝臺灣大塊文化的郝明義先生，使這些照片和調查文字公諸於世。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採訪的長輩們，許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為了他們的安全，書中對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語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語的二位數字替代）。令人難過的是，其中已有兩人病故。 　　出於諸多考慮，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三年九月，

我在中國內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認為有「政治錯誤」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職。這恰是西藏今天的現實，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依然與文革時代如出一轍。這也使我不再有顧慮，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以真實身分出版此書。 　　最後，我要轉錄一九五九年逃離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師——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書》中的一句話：「我願把本書獻給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難的人，他們見證了他們的信仰和佛法的殊勝景象被摧毀」。 唯色 二○○五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亡故二十九年整 補記 《殺劫》之後 　　瓦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過一句名言： 　　「關於文明的記錄同時都是

關於野蠻的記錄。」 　　但我要修改為：關於所謂文明的記錄，其實更多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題記      　　因藏語「革命」諧音而得名《殺劫》的圖文書，十年前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之際。同時出版的，是我採訪二十三位經歷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記憶》，以及我在中國出版隨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臺灣版《名為西藏的詩》）。 　　如若沒有臺灣，我的這三本書可能很難面世。譬如鄰近的香港，彼時與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價值觀允許言論自由，或找得到出版處。但在偌大中國，則絕無可能。王力雄在《殺劫》序言中寫：「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因為

「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發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區中的禁區。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氣——霧霾日益濃重卻宣稱已經崛起的中國，《殺劫》依然是禁書，文革依然是禁區。 　　禁書很難入關。承蒙大塊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額外贈送五十本《殺劫》，那是我希望書中的幾十位受訪者能夠得到，也是他們應該得到的。但在從香港進入深圳的關卡，全部被中國警察野蠻沒收。我對受訪者的歉疚難以撫平，有人已經去世，實際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訪者接踵去世，他們永遠無法目睹自己的證言印在書上。 　　二○○九年，《殺劫》藏文版問世。藏文譯者是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資深主持人卓嘎

。她在藏文版譯者序中這樣寫——「很多西藏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間在西藏所發生的情況，所以我翻譯這本書的目的，是讓我們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瞭解這個真相。」感謝大塊文化無償提供版權及版式，也感謝挪威西藏委員會(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論自由聯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協對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殺劫》，由譯者遠赴印度達蘭薩拉替我敬獻給尊者達賴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殺劫》的扉頁親筆題詞：「信仰和忠誠潔白無瑕，利他的勇氣始終如一的唯色啦：祈願三寶，不論現在或未來，讓你的所有願望都能無障礙地任運成就——釋迦比丘說法

僧達賴喇嘛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後來被輾轉帶給因得不到護照而無法出境的我。 　　二○一三年，在Twitter上認識的鄭玉萍女士（旅居美國的馬來西亞華裔）主動援助製作《殺劫》的藏文電子書，並與譯者卓嘎、藏文版設計者圖登協力，將電子書成功上傳網路，如今已有境內多地藏人讀到。 　　在完成《殺劫》的六年裡，沉浸在近三百張老照片中，以類似按圖索驥的方式，去瞭解我一無所知的西藏文革歷史，並不輕鬆。正如印度女學者布塔利亞・烏瓦什（Butalia Urvashi）在有關印巴分治的著作 中所說，不僅要通過「歷史」來瞭解事件，「而且還要通過它的文學的、虛構的、歷史的、政治的描述，通過它的

個人的、證明性的陳述來瞭解它，因為對任何事件來說，重要的不僅是『事實』，同樣重要的還有人們如何回憶這些事實，以及如何陳述它們。」而七十多位受訪者的陳述，卻因揭示並不願意直視的黑暗，必然會重返黑暗並將記錄者也不可避免地帶入黑暗。 　　我至今記得採訪時，經常會為對方突然吐露的一兩句歎息而心痛：「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並會暗暗指責那些以革命的名義製造毀滅的人。但當我坐在電腦前逐字逐句整理錄音，一個個感歎號開始為問號所代替。這麼多人的心結，之糾纏，之壅塞，之沉重，察覺得到他們的精神世界其實布滿某種可怕的烙印，而這烙印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只要開口，屬於某

個時代或者某段歷史的特殊語言就會源源不絕地湧現，彷彿從來都具有如此單調卻強悍的生命力。又因為，那些語言是外來的，入侵性質的，並不屬於他們原本從屬的民族，反而顯得彆扭、生硬。似乎是，當他們使用本族語言時，母語會自然消除那些醜陋的烙印，但他們用漢語學舌時，似乎只會重複那些烙印似的語言，如「解放」、「叛亂」、「破四舊」、「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類。 　　作為用中文寫作的我來說，有段時間，並不太願意再次翻看記錄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願意重溫當時的錄音或文字，似乎是進入了對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厭倦期。 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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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聽障市場新事業發展之研討

為了解決google翻譯轉錄的問題，作者蔡惠盈 這樣論述：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a business plan to bring in Hand Talk, a sign language translator originated from Brazil which is downloadable into mobile phones into the Taiwan marke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olutions available for hearing-impaired community and identifies a gap of supply for hearing-i

mpaired who are proficient in sign language. In Taiwan, there is a lack of technology tools that can support them. Most of them rely o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or video relay interpreting services which require effort in arrangement and cost considerably high. Due to budget and resource availabi

lity constraint, the hearing-impaired doesn’t fully benefit from them. Market research shows positive response on the sign language translator. The customer can use the translator conveniently without any cost incurred. Lastly, a plan is laid out for Hand Talk to enter the Taiwan market. The plan i

s taking conservative approach, gradually and low risk progression to ensure the value delivered to the customer sustainab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