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勞保健保勞退保費對照表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高齡勞工就業權益與保障之研究

為了解決107年勞保健保勞退保費對照表的問題，作者沈坤勳 這樣論述：

人類終究是一種動物，脫離不了所謂「老化」的「生物變化原則」，自然而然也衍生出錯綜複雜的老人問題，特別是老人基本人權保障的問題。近半世紀來，世界人口年齡組群版塊移動產生莫大的轉變，老人族群增加至為明顯且速度頗為驚人。國際社會也開始重點關注高齡者人權，從聯合國透過推動下所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兩公約」「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老齡問題宣言」、「聯合國老年人原則」。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第102號「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第128號「失能、老年與遺屬給付」公約、第162號「老年勞工」的建議書、第166號「工作終止」的建議書。前揭公約、宣言、決議對高齡人權提出的相關主張、原則、標準規範及

主流觀點，可以揆之目前高齡化問題的概況，已從過去將高齡者視為依賴者和福利、服務的接受者，而將之排除於工作及社會生活之外，轉變成從人權的思考觀點將高齡者作為權利的主體，足見高齡人權已成為特定人權議題，受到先進國家之重視。從「老有所為」、「老有所用」概念，強調許多科學研究已否定「年老必衰」、「每況愈下」的陳舊觀念。對於高齡者就業不僅應避免以年齡為由的歧視，更應致力協助其就業、再教育或訓練及職業指導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就業能力，達到最佳潛能之開發，繼續對經濟和社會作出貢獻。有了穩建的經濟能力，方能活的更獨立、更自我、更有尊嚴。爰此，在高齡與少子化的雙重夾擊之下，我國高齡者就業的需求、權益實不應一再地被

漠視。在2018年底，我國65歲以上人口有為343萬3,517人，較10年前增加逾103萬1千餘人。但勞動參與率自2008年起至2017年止，10年間變動幅度小於1個百分點，約在7.93%至8.78%之間且都低於10%（遠低於韓國的31.5%、新加坡的26.8%、以及日本的23.5%），高齡就業人數只有27萬2千餘人左右。如此偏低的勞參率，與1111人力銀行2015年的調查指出，有高達8成6的上班族退休後仍想繼續工作，調查結果與實際勞參率狀況大相逕庭。惟低勞參率並非代表高齡者參與勞動的「意願」低落，極有可能因就業機會不足致使退休離開就業市場，亦即是高齡勞動力的需求（工作機會）不足。又勞參率低落

原因除了勞工個人的選擇自由外，傳統社會文化觀念的束縛、雇主統計上的歧視、產業結構轉型加上偏頗的高齡教育及職業訓練觀念，致就業能力不足，出現所謂“失業與職位空缺”並存的現象，皆是阻礙高齡勞工在工作維持、轉業與再就業的重要因素。此外，也與勞基法強制退休與社會保險規範有關係。我國現行勞工及社會法令上皆是以65歲作為規範保障上限，就業安全法制所推行的促進就業措施皆以65歲以下為適用對象，以致對65歲以上高齡者並未有保障，凡此種種使高齡就業出現不利的誘因與裂縫。為此，本文就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就業服務法、職業訓練法等法制條文，逐一檢視是否符合國際高齡就業人權規範標準後，發現不利高齡工作

維持、再就業的有：(1)勞基法缺乏均等待遇明文規範，造成高齡勞工工作平等上的差別待遇、(2)勞基法限齡退休制度不適用於目前高齡勞工之預期壽命、(3)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定有強制加保年齡上限，忽視並排除高齡勞工，衍生保險給付的漏洞、(4)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對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之差別待遇，不利我國高齡人力的運用、(5)就業服務法安全法制未明確定義高齡者，致未納入就業服務特定協助之對象、(6)職業訓練法未訂定有關高齡者再就業職業訓練之條文，無法有效解決高齡就業力不足問題。對此，本文針對上述不利高齡就業之相關法制條文，以國際公約作為保障高齡就業相法制之規範基礎，提出法制改進之建議，作為建構高齡友善

職場，達到高齡勞動者就業保護、穩定就業與發展經濟之目的。

社會安全制度增加企業勞務成本之研究－以國內勞保/健保/勞退新制為中心

為了解決107年勞保健保勞退保費對照表的問題，作者陳瑞珠 這樣論述：

連續幾年來的國內房價年年高漲，又馬總統於2012年3月間當選連任後，汲汲如律令趕著宣佈油電雙雙調漲，此舉已經把國內物價消費全面推向最高點。 然而，國內受薪階級的勞工卻深刻感受到實質薪資收入近十年來卻沒有增加(圖表一) ，國民所得始終趕不上物價生活消費水平，國民生活痛苦指數 居高不下。估不論國民無法有能力買房置產；在過去十年間備受通貨緊縮、通貨膨脹循環交替的經濟惡性影響下，近年更遭逢全球國際金融風暴、二次歐債危機、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亦使得國內產業於出口連續衰退及國內產業無法昇級使得於國際競爭力漸漸式微，今年八月間主計處更將我國GDP國內生產毛額(圖表二) 下修至2%以下，今年(2012年)我

國GDP經濟成長率恐怕已衰退到只剩1.66%之譜(圖表三) 。景氣不佳，企業營收狀況差無能力為國內勞工加薪，使得多年來勞工薪資實質收入與所得停滯不前甚至負成長，企業聘僱人力方式也多有改變；除了無法長期僱用外並持續計劃性減縮人力甚或遇職缺不補，勞動市場亦紛紛轉變僱用方式改以短期僱用、部份工時(即時新制人員)、或改採勞動派遣之派遣人力以臨時支援方式等來調整營運上所需之人力。然而我國民年平均所得也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國家水準之外，更於2012年台灣僅被世界組織評鑑為開發中國家 。筆者多年來關注勞資議題 ，本論文關切國內勞工例年來實質薪資所得收入為何負成長? 並於較早之前，筆者亦曾對此議題以「職薪倒退、

誰偷走血汗錢?」為題於於平面媒體做專欄文章發表 ，內容分別以「勞務成本重，雇主不加薪」、「勞退新制，難有遞延給付優勢」及「倡基本工資，對照社保級距」等為三大分析發表於內。本論文於此預先保留並不對其他屬經濟層面因素多做論述，本文僅以「社會安全制度增加企業勞務成本」為主軸探討勞工實質薪資負成長與企業經營成本之相關為研究；並僅(尤)以「國內勞保/健保/新制勞工退休金提撥」之制度與施行為中心，是為本文所研究與探討之最大聚焦及重點。因此，為了探討國內勞工實質薪資收入負成長與企業僱用勞工之勞務成本相關之研究，筆者於本論文起筆開始前於下首先引用近期頗受大家關注的話題為開端引言；亦即以國內《商業週刊》於民國1

00年6月7日發佈監察院的第一份台灣產業調查報告，及《商業週刊》於民國100年2月1日所出刊之第1158期刊的訊息報導主標題:「誰？偷了我的血汗錢！」做為論文於第一章「緒論」之研究動機與背景為前導說明。並於第二章就我國過去自民國85年至今約16年期間，國內經濟成長之消長概況與國民就業薪資所得有無成正向或負向之情形，及國內勞工薪資實質成長率又如何。並詳細查詢調查與紀錄國內經濟曾在幾年間成正成長之際與國內受薪勞工薪資收入卻反成負成長做數據上之調查與剖析。另就企業僱用人力與運用做調查報告，解析勞工實質薪資所得與就業之希望待遇有無差異或有無落差做調查 ，進一步以勞工家庭所得、家庭可支配所得及消費傾向做

調查。另於第三章將增加一些篇幅討論說明攸關我國勞工權益之「基本工資」 、「工資」、「薪酬」與企業「給薪」之內涵為何。而我國受僱勞工所獲報酬之「工資」與企業「給薪」形成「勞務成本」之概念有無差異。以及勞動基準法所稱勞工所獲自雇主「工資」之報酬與企業「薪資」之給予於民法上賦予雇主自主之經營管理權有無競合問題? 並勞動基準法亦稱「雇主責任」於「勞務成本」上牽動社會安全保險制度之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新制勞工退休金之負擔其相牽繫之法定基楚又為何? 進而將於第四章將提供部份篇幅詳細討論；分析屬國內法律強制規定之社會安全保險制度下之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新制勞工退休金提撥之規範其對勞工權益保障內容為何

? 及其立法意義與功能及保險給付項目各為何?既然這三項社會安全保險制度之立法意旨為保障勞工之基本權益，則其科以企業雇主責任負擔義務與其提繳業務又為何? 社會安全保險費率與保險費用之計算又如何? 勞工與企業雇主各自保費分擔比例內容又為何。 又事業單位之雇主若不按立法規定為勞工辦理加入社會安全保險；及為勞工依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退休金時致有損勞工權益有無罰則? 其處置效益為何? 關於上述所提之三大類社會安全保險制度下的規範，對於企業雇主於經營管理上之「勞務成本」為何? 於第五章筆者將進一步討論對於近年來電視與平面媒體紛紛報導國內勞工實質薪資收入所得停滯(凍漲)並成負成長因素，是否係牽繫企業僱用勞

工人力之「勞務成本」亦有無相干? 原本以為企業雇主(事業單位)按前述三大類社會安全保險制度之規範為雇主責任，並為勞工勞動權益之基本保障時，尚不致於有什麼問題。但不料，其間攸關保障勞工權益之提繳基礎之費基；於一方為勞工所認知為費基之「薪資」卻與企業雇主一方所認知之「工資」應為提繳費基之基礎計算，雙方產生嚴重之意見分歧，以致於勞資兩造間之勞工一方以企業雇主之資方以其薪資「以多報少」為訴；提出諸多爭議與訴訟。因此，於此章節筆者亦將詳細介紹因兩造間(勞方與資方)所提於勞保/健保/新制勞工退休金提繳費基之認知不同；致引發勞工檢舉與申訴之態樣為何? 以及我國勞政機關對於資方(企業雇主)事業單位於勞工權益上

以多報少之處致置為何? 另就我國行政機關就其行政裁量權與企業於民法上之經營自主管理權之競合問題為何? 探討資方(企業雇主)事業單位於行政救濟上對於行政機關所科以行政裁量之處置所提訴願效果又為何? 由於國內相關勞動法令傾斜偏向保護勞工權益，科以資方(企業雇主)之事業單位於法規範上得負各項責任，因此造成企業僱用人力之相關勞務成本費用居高不下，並因法令之異動與更修亦使負擔與支出有逐年遞增之情形。企業雇主於此為有效控制經營上之勞務成本，故常常緊縮人力，或遇職缺不補、也不輕易為勞工加薪、加發獎金或於加薪比例上自多有斟酌與考量。導致國內雖仍能保持經濟成長，但勞工失業率卻居高不下，國民實質薪資所得與國內就業

數字仍不理想。要探究國內勞工薪資水平為何無法成長，企業雇主為何無法為員工加薪呢? 此項造成國內就業職域薪資水平十多年來無法成長之因素，筆者始終認為除了上述的「工資」 與國內勞政機關立法所訂定之各項勞工社會安全福利保險制度的「費基」其課費基礎認知不同形成長期爭議外；另政府於民國94年7月1日積極立法並施行的「勞退新制」之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勞工退休金改以「立即提撥制」，亦造成企業雇主於勞工退休金之給付上有別於舊制之勞基法規定難有遞延給付之緩和效果，恐為最大因素。 雖然「社會安全保險制度」乃國家政府為規劃全民福祉及保障全國勞動工作者之最低勞動權益與健康安全之措施，對勞工而言其雖有效保障了勞工之相關社

會安全保險之正面效益，但不料卻也會對勞工之薪資成長帶來相對衝擊之負面影響。因我國現行「社會安全保險制度」中如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新制勞工退休金提撥等之相關規定，仍有制度與法規上設計不完備之處，使得企業資方與勞工產生歧見，進而形成爭議。然而形成爭議時卻只能由國內主管勞政機關以行政解釋或命令來因應，惟主管勞政機關之勞委會之意見並非完全合乎法理，有時過度傾斜保護勞工以維護偏向勞工之利益擴大解釋，使得勞資雙方爭端與爭議並不能有效解決 。於此，筆者認為實有檢討之必要。本文除就行政意見為檢討外，並提出企業勞務成本與勞工社會安全保險制度權益之保障於適法上應如何平益。至於立法論部分，本文認為要根本解決企業

資方難為勞工加薪之相關疑慮與問題，除了其他屬經濟因素外(於此非本文之重點)，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條例、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基法等均有及早修正並應考量長遠之勞工政策為必要 。如上所述，本文論述重點即是就相關國內勞動法令及於勞工社會安全保險制度 暨新制勞工退休金提撥之規定；責成資方企業(即事業單位)之雇主責任於「勞務成本」之負擔越顯加重，而恐怕這就是除了國內經濟因素與全球景氣衰退、通營業緊縮循環外，也是造成國內職場勞工就業實質薪資所得停滯不前並下滑；及勞工實質薪收入與所得十多年來無法成長因素之一，本文就此因素為中心加以研判分析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