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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上的新月：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源流與傳承

為了解決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2020的問題，作者霍揚揚 這樣論述：

　　實地考察、口述訪談、徵引大量文獻史料 　　重新認識獅子山下那既熟悉又陌生的香港 　　伊斯蘭在香港早已扎根多年，卻始終鮮有針對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研究作品。本書透過「實地考察」和「口述歷史訪問」，對兩大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展開「在地化」的過程及其演變的研究。作者一方面從微觀角度深入探討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在香港的發展：包括先輩的背景、在港定居的過程、宗教生活、子女教育、社會組織的建立與財務管理、宗教信仰的傳承等，並描述伊斯蘭社群在香港奮鬥的歷程，瞭解他們在融入主流社會生活的同時，如何緊隨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步伐而邁步向前，並同時努力嘗試在高度世俗化和商業化的香港社會中，保存伊斯蘭的傳統信仰和文化

內涵；另一方面，亦從宏觀的角度討論華人穆斯林社群與其他族裔、與全球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的關係，以及在香港的政治角色。 本書特色 　　1.本書為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之一。 　　2.書中徵引大量史料，親自訪談口述，從嶄新的角度，探究香港華人穆斯林的離散、遷移與認同。 　　3.專家專序推薦：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楊興文(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會長)、傅健士(James D. Frankel，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專序推薦 　　傅健士(James D. Frankel，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何佩然(香港中文

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　 　　楊興文(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會長) 作者簡介 霍揚揚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學士及歷史學哲學碩士，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博物館研究哲學博士。研究興趣包括東亞地區文化遺產的定義和利用、都市發展與文化遺產政策的演變、以及華南地區穆斯林社群的歷史發展和身分傳承等不同的議題。 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序 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的鄰人：伊斯蘭教在東亞／孔德維 推薦序／傅健士 推薦序／何佩然 推薦序／楊興文 自序 穆民──香港華人穆斯林的聚合與離散 第1章 導論 第1節 緒言 第2節 文獻回顧：香港伊

斯蘭研究一覽 第3節 研究方法 第4節 「華人穆斯林」、「社群」及「在地化」相關概念的定義與討論 第2章 概論香港穆斯林社群發展史 第1節 飄洋過海：香港穆斯林社群之肇始 第2節 二次大戰以降香港穆斯林的社群發展 第3節 全球化下的香港穆斯林社群 第3章 落地生根：開埠初期來港的華人穆斯林（廣東穆斯林） 第1節 伊斯蘭在華南的地區的傳播 第2節 南來北往：香港「廣東穆斯林」與「北方穆斯林」之別 第3節 南來穆民先驅：廣東穆斯林 第4章 戰前廣東穆斯林在香港的「在地化」 第1節 「在地化」與廣東穆斯林的來港路徑 第2節 「在地化」之肇始：「中華回教博愛社」 第3節 家國情懷：粵港兩地華人穆

斯林社群的互動 第5章 「在地化」的高峰：戰後廣東穆斯林的社群生活 第1節 聚合而居的廣東穆斯林 第2節 宗教傳承的新嘗試：廣東穆斯林社群的伊斯蘭教育 第3節 廣東穆斯林群參與本地社會與政治事務的嘗試 第6章 風雲變色：二次大戰後來港的北方穆斯林 第1節 政權更迭下的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 第2節 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新元素：北方穆斯林的南遷 第3節 北方穆斯林的「在地化」和政治參與的嘗試 第7章 聚合與離散：1970年代至今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政治參與和社群重組 第1節 聚合同流：兩大華人穆斯林社群在戰後至1970年代的共同政治參與 第2節 華人穆斯林社團的進一步政治化（1970年代至今）

第3節 華人穆斯林社群的分離與宗教意識的減弱（1970至1990年代） 第4節 千禧年代以來重新建立宗教意識的嘗試 第8章 總結與後記 總結：在世俗中掙扎的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 引用文獻   【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序　 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的鄰人 伊斯蘭教在東亞／孔德維 　　因為種種原因，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尤其東北亞）的研究尚未成熟發展。當前伊斯蘭信徒佔全球人口20%，更有增加的趨勢；而在過去二十年，全球人口流動人口流動的密度已達歷史高峰，生活於非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數量乃日益增長。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伊斯蘭受到世界媒體和學界的熱切關注，有關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亦自跟從

這一潮流而漸次興起。歐美學界對東亞伊斯蘭的系統性理解最早起源於歐洲傳教士。與作為前輩的耶穌會一樣，中國內陸宣教會（Inland China Mission）在十九世紀中葉「也積極地在研究中國的穆斯林，其目地當是對穆斯林宣教做準備。」現代的伊斯蘭教研究自然不同被賦予這種宗教殖民或是判教的色彩，而是期望以客觀的角度釐清現象。伊斯蘭在東亞具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但卻在華文（及其他東北亞國家）的論述中欠缺了適當的位置。當「伊斯蘭」與「恐怖主義」、「難民」等概念被習慣性地劃上不當等號時，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便如大都市的鄰里，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這一種忽視，足以令我們對今天世界局勢的理解出現重大誤差。 　　在

東南亞，伊斯蘭教可說是主要宗教。十三世紀之後，來自西亞與北非的穆斯林商人漸次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的島國。到了十六世紀歐洲人東航至當地，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已經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今天印尼穆斯林是世界上具有最大穆斯林人口數量的現代國家。雖然印度支那半島居民主要信奉傳自南亞的印度教與佛教，泰國、柬埔寨、緬甸地區亦有不少穆斯民居民。有關歷史上和現代的東南亞伊斯蘭教，學界早已多有研究。往北觀察，在一般來說被認為是中華文明中心的華南與華中，其實亦散落著不少被紀錄為「回回」或「回民」穆斯林。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穆斯林在十三世紀蒙古治下多有參與海上貿易，更曾因政府內部鬥爭與遜尼、什葉派之間的鬥爭而引發長年

戰亂，割據一方；除了青海、寧夏、甘肅、陝西等因毗鄰中亞穆斯林群體而具大量穆斯林的地區，華文傳統稱為中原的洛陽、開封等地，亦有各式穆斯林聚居過五百年。由於各種的誤解，過去學者經常誤認為大明與大清帝國長期實行「海禁」，但近十年的史學成果告訴我們，「海禁」祇不過是以國家的力量壟斷與管剩國際間的海上交流，而不同於禁絕一切異國事物於國門之外的「鎖國」。比較華南、東南亞與歐洲的原始文獻，穆斯林即使在歐洲人主導東南亞海域的年代，仍然活躍於華南、東南亞與印度洋各地之間的貿易。在較東的臺灣，穆斯林人口在二十世紀前鮮見於歷史紀錄之中，這可能是臺灣在荷蘭、明鄭政權、大清與日本帝國的時期確實與伊斯蘭世界的接觸有限，但

也這可能是學者忽略了隱匿於文檔中的穆斯林。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中國移居臺灣的穆斯林計有二萬至六萬人，當中也包括了早已移居泰、緬而後遷至臺灣的雲南穆斯林，由於戰亂關係，人數未有精確統計，多於教內流傳。然而，現在的臺灣穆斯林群體也包括了從各國到臺的約十五萬旅居者，主要包括印尼及非洲各國的勞工及留學生，亦有少量從阿拉伯國家到臺經商的暫居者。為了滿足日益國際化的生活形態與經貿發展，臺灣近年亦安排了不少伊斯蘭友善的活動與揩施，如「國際清真產品展」（International Halal Expo）、引入各種伊斯蘭節慶、承諾設立「清真驗證（halalapproved）餐廳」以及旅館中的伊斯蘭祈禱室等等。雖

然穆斯林在韓國的人口仍然稀罕，但同樣也推出類近措施。 　　與傳統上被假定為單一文化體系的印象相異，由於「少子化」及勞動人口不足等問題，日本政府也在二十一世紀初已逐步引入外勞與研習生，安倍晉三政府更在2018年制定各項如人數上限與工作年期等細節，大舉向東南亞及南亞各國海外勞工招手，預計到2024年之前將引進34萬名外籍勞工。日本政府為整個計劃安排了11種語言與126項支援政策，亦為不少中小企業與過半數的國民所期待。日本引進外國勞工與學生的計劃的重要對象為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各國，當中不少國家都擁有龐大的穆斯林人口。因此，日本國內的穆斯林數目亦在過去十年增益甚多。在2014年，日本清真寺數目約為8

0所，至2018年，數字已增為105所。日本與伊斯蘭文明的因緣自然不止近年的經濟合作。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已與伊斯蘭世界多有民間的聯絡。在1890年，以推行泛伊斯蘭主義聞名的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和哈里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 - 1909在位）就在1890首次遣使日本，過六百人的使團獲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接見。自此，兩國開始了不少的小規模交流。至大正年間，由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令鄂圖曼帝國與日本帝國有了同仇敵愾的感覺，伊斯蘭世界對日本有豐富的想像，兩國的官方與民間交流日益增多。不少日本思想家定義亞洲文明時，將伊斯蘭世界與自身視為一體

。1920年岡倉天心（1862-1913）在倫敦出版《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倡議「亞洲一體論」，就提出「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與印度的思想，都旨於一種古老的和平」。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大川周明（1886-1957）等倡言的「聯合伊斯蘭論」及在華北成立的「防共回教同盟」等等，更將亞洲各地的伊斯蘭教力量，視為日本帝國與歐美各國抗衡的潛在力量。事實上，日本早在二十世紀初已成了東亞各地穆斯林交流的重要基地。舉例說，早於1907年7月，十一位中國穆斯林留學生在東京上野精養軒利用同教的「出使日本國大臣兼遊學生總監督」楊樞（1844-1917）提供的資

金成立近代中國穆斯林首個民間組織「留東清真教育會」。該會章程第一條就以「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本旨」，當中宗教改革的味道與方向類於在北京辦學的著名穆斯林精英王寬（1848-1919）。數年內，來自中國十四個省的留日穆斯林學生已全數加入「留東清真教育會」（共三十六人，當中一人為女性，另有一人具阿訇資格）。 　　在伊斯蘭世界，東亞的身影亦逐漸清晰。沙特阿拉伯在2016年公佈的改革計劃「沙特願景2030」（Saudi Vision 2030）確立三大目標，希望使產業多元而解決高度依賴國際油價的結構性經濟問題，從而成為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心臟、全球性投資強國、亞歐非樞紐。來自東亞的資金與

技術，可說是計劃重點之一。在2019年末，沙國更將華語定為該國教育體系的第三語言。據北歐聯合銀行（Nordea Bank AB）的數據，即使2019年寰球政治、經濟狀態不穩，日本、韓國及中國投資者均是印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及數個海灣國家的主要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來源。在本世紀，東亞在二十世紀末以來累積的資本與生產技術，很可能會在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活動帶來重大影響。 　　自二十世紀的各項技術革新以來，人類的生活方式起了無以回頭的改變。2000年出現了第一部智慧型電話到2020年已能推出市場的5G技術，讓各種新形式的經濟活動得以可能，遠端醫療、家居工

場、人工智能等，都使時間和空間大為壓縮。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之間的互動自必更為頻繁。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交流將不會如十七世紀的早期全球化時代一樣，單為少數精英與國家壟斷；也因如此，文明間的衝突便如同經濟活動一般延伸至日常生活。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在東亞、或是東亞投資者與移民在穆斯林國家的「能見度」提升既是機遇，也是誘發潛在衝突的危機。七十年代日本資金進入東南亞與過去數年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都是探討現代東亞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文化衝突的重要案例；而自九世紀伊斯蘭文明播入東亞以來的各種協作與衝突，也自然值得現代人參考。 　　香港有利的地理位置及開放的學術環境，對伊斯蘭研究具天然的優勢。1970年代在

香港大學擔任研究員的濱下武志曾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提出香港曾經一時、面向四面八方、擁有八大腹地的海洋性格，當中超過一半的地域都有深厚的伊斯蘭教淵源。雖然與不少地區相比，伊斯蘭研究在香港起步較遲，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並與東亞各地穆斯林社會的友好與密切關係，都令我們認為伊斯蘭研究在香港日益急切，亦具深厚的發展潛力。為了推動伊斯蘭研究在香港的發展，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Islamic Cultural Association-Hong Kong）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及人文學科研究所（Res

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於2013年7月31日簽訂協議書，成立「伊斯蘭研究計劃」，以期促進伊斯蘭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自2013年以來，「計劃」舉辦了國際性研討會、邀請國際學人訪問及出版各類書籍，並於2015年5月12日，升格為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在2020年，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政策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Glocal Learning Offices、The GLOCAL合作，為推動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決議推動「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計劃，資助學界出版與東亞伊斯蘭教相關著作，回顧過去，關心當

代，思索未來。 孔德維博士（「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編，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在世俗中掙扎的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經歷了高低起伏的「在地化」歷程。這個動態而多變的「在地化」歷程是由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各種不同的因素所驅動的。隨著本地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社會經濟力量的增加，他們比起其他非華人穆斯林社群在本地政治事務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但與此同時，華人穆斯林社群的內聚力及宗教意識卻有所下降。隨著華人穆斯林家庭在經濟實力上的改善，很多華人穆斯林家庭不再聚居於同一社區，這令到社群之間的聯繫被減弱，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區網絡也不再復見。不

少年輕的本地華人穆斯林的宗教意識薄弱，對伊斯蘭的認識也不足，使到香港華人穆斯林的宗教傳承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這現象也反映了香港華人伊斯蘭教育不足的問題。「中華回教博愛社」是惟一在香港同時開辦伊斯蘭幼稚園與中小學校的辦學團體，但就讀旗下學校的華人穆斯林的數量在過去30年不斷不降。很多華人穆斯林家長認為伊斯蘭學校的升學表現不理想而不願意讓他們的子女入讀伊斯蘭學校。在香港這個高度世俗化的商業社會，子女是否能夠接受伊斯蘭教育似乎並不是華人穆斯林家長的首要考慮因素，報讀學校的公開考試成績及升學率反而是更為關鍵的考慮因素。 華人穆斯林家長在教育事務上傾向採取較務實的態度，這一點與其他南亞裔的穆斯林家長形

成對比。南亞裔穆斯林家長較重視子女的宗教教育，因此一般都願意把子女送到伊斯蘭學校就讀。在近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私人麥德萊賽（Madrasah，即宗教學校／學堂）也多由南亞裔或非洲裔的穆斯林開辦，留在清真寺中學習經文的學童亦以南亞裔穆斯林為絕大多數。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跨物種傳染病侵襲人類的致命接觸

為了解決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2020的問題，作者大衛．逵曼 這樣論述：

＃新型冠狀病毒 ＃蝙蝠 ＃人畜共通 ＃突變 ＃疫情蔓延 ＃傳染 ＃隔離 ＃防疫 ＃口罩 ＃人性 　　21世紀以來數度造成人類集體恐慌的新病毒，為什麼大部分源自蝙蝠？ 　　人畜共通傳染病，數量遠比你知道的還多，爆發機率也越來越頻繁。 　　21世紀＝瘟疫的時代？演化最終會不會造就出人類無法遏止的超級病原？ 　　大衛．逵曼——三度「美國國家雜誌獎」得主、《國家地理雜誌》特約撰稿人暨知名科普作家， 　　走遍世界各大傳染病發源地、研究中心、歷時5年採訪寫成之重要著作，榮獲： 　　˙美國科學作家協會「社會科學新聞獎」（Science in Society Journalism Awards）

　　˙英國生物學會書籍獎（Society of Biology Book Award） 　　◆許多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病毒致病原，為什麼都來自蝙蝠？ 　　◆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屬於單鏈的RNA病毒，這對我們人類意味著什麼樣的危機？ 　　◆為什麼這些每每讓人類措手不及的新興病原體多半屬於RNA病毒？ 　　相較於安定的DNA病毒，不安定的RNA病毒演化速率可能高於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它的生存之道是變異，對於新環境具有高度適應力，因此經常跨物種傳染。 　　當你知道病毒的存活關鍵是「複製和傳播」，在擔心它的致死率之前，你更應該關心病毒的傳播力。要降低你的焦慮，就從了解病

毒的特性，以及它如何轉移宿主、擴散、傳布開始！ 　　目前已知的人類傳染病，總計有六成左右經常會跨物種跳躍，當中包括這半世紀以來為我們熟知的愛滋病、伊波拉、禽流感、新型流感、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以及2020年初在中國武漢爆發、向全世界「溢出」（spillover）的新型肺炎。 　　當我們包圍野生動物，把牠們逼到牆角，消滅它們或甚至吃掉牠們，卻也染上牠們的疾病！人類踏進病原的地盤，創造了絕佳的條件讓自己成為新宿主，也替神祕病原製造了新的傳布環境，為自己招來「下一場大禍」！ 　　下一場凶殘的人類大規模流行病、殺害數百萬人的重大疫情，肯定是由一種新疾病所引發──至少會是人類新遇

上的種類。而致病的原禍首，肯定是我們陌生、不熟悉的，但不會是從外太空來的。這種殺手病原體──最有可能是一種病毒──很有可能是從非人類動物「外溢」傳進人群。 　　逵曼的《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是一部科學報導鉅著，循線周遊世界，探究這項主題。五年來，逵曼和科學家形影不離，實地深入田野，例如孟加拉的某處樹梢、剛果的某片森林、中國某家竹鼠養殖場、紐約州杜且斯郡的一處郊區林地等，還進入了他們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他訪問倖存者，採集身亡者的故事。他從最新研究發現意外事項，得知公共衛生官員心中的憂懼，並提出研究人員眼中必須高度關注的狀況。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講述科學與歷史，揭露重大傳染病的祕辛和人類

走過的創痛，並將之化為高潮迭起的劇情。 　　威脅集體人類生命、健康的「下一場大禍」，會在哪個偏遠地帶、從哪種無辜的動物現身？它會是中國南方某種齧齒類動物嗎？西非的某種猴子？還是正好停棲在馬來西亞某間養豬場上方的某種蝙蝠？在這個人類高度密集群居且得以快速、頻繁旅行的時代，新興疾病有可能不到幾個小時就傳遍全球——問題只是：它會從哪裡開始，如何起步？ 　　近年幾次疫情爆發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指引，於是逵曼投入尋根探源，追查伊波拉、馬堡病毒症、SARS、禽流感、萊姆病與其他古怪陰森的「外溢」案例，例如一名染上SARS的超級傳播者入住香港一家酒店，導致疫情迅速擴展到加拿大、新加坡跟越南；或是非洲土著煮食

一隻死掉的黑猩猩導致全村遭伊波拉肆虐，以及「20世紀黑死病」AIDS最初是如何從喀麥隆的一隻黑猩猩起步等。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提出一些急迫的問題：這些事件是偶發不幸或連帶有關？它們只是不巧發生在我們身上，或者是我們因故引發的？可以採行哪些措施？但《下一場人類大瘟疫》不只是實地報導的嘹喨號角，還優雅道出一段探尋知識的故事。它穿梭時光，跨越地貌，也帶我們全新認識大自然令人敬畏的奧妙運作。 各界好評 　　「這是部驚心動魄又饒富興味的科學報導鉅著，讀來彷若偵探小說。大衛．逵曼帶領我們踏上求知之旅，深入探究愛滋病、伊波拉以及其他帶有一種恐怖共通特性的其他疾病：它們全都從野生動物跨種跳躍傳給人

類。逵曼為文解釋這項漸增的趨勢，他不只發出預警，提醒我們未來有可能面臨什麼樣的疾病，還促使我們反省，我們人類在地球生態系統中，占了什麼樣的地位。」──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sacson）／《賈伯斯傳》（Steve Jobs）作者 　　「稱大衛．逵曼是我們的最偉大科學作家之一，實在太小看他了。他是我們的最偉大作家之一，句點。逵曼不怕肩起浩大的重要課題，這本《下一場人類大瘟疫》讓他肩起了他迄今最浩大，也最重要的課題。這是一本以最優雅文筆，最高妙思維包裹的醫學驚悚讀物。」──漢普頓．賽茲（Hampton Sides）／敘事歷史學暢銷書作家，《戶外探索》（Outside）特約編輯 　

　「大衛．逵曼再次成就壯舉。耐人尋味又駭人聽聞，《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是一本談現實真相的驚悚著作，論述結果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伊莉莎白．科爾伯特（Elizabeth Kolbert）／《一場災難紀實》（Fiel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作者 　　「大衛．逵曼的書為什麼這麼好，理由在於他隨時都樂意動身前往危險的偏遠地帶，追根究柢一探自然之祕。他在撰寫《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時，表現出最無畏的舉止，不論他是健行穿越非洲叢林，或徒手處理有可能染上致命病毒的馬來西亞蝙蝠。他完成旅程，帶著一本極端重要的書本返還，並引據論證我們對自然界的不斷侵擾，如何讓我們的全球健康陷入險境

。」──卡爾．齊默（Carl Zimmer）／《病毒星球》（A Planet of Viruses）和《演化：跨越40億年的生命記錄》（Evolution: The Triumph of an Idea）作者

四至五世紀東晉南朝的地方編組與國家建構

為了解決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2020的問題，作者林牧之 這樣論述：

本文以政區建置為線索，探究四至五世紀間東晉南朝國家在地方上的組織建構與發展的過程。東晉南朝國家的組織化課題歷來少有觸及。本研究通過這些主題與地域研究，試圖對東晉南朝國家如何在地方上建構、組織統治部門，以及將人群納入統治的行動，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本文選擇政區變化幅度較大的長江下游、江淮之間、荊楚、巴蜀等四個地區進行個案研究，指出國家編組政區的背景與目的，並進而探究東晉南朝國家統治組織的建構。本文指出，東晉南朝時期國家首要掌握的是流民群體。掌握流民群體的重要手段是建置僑置政區。分析僑置政區設置時間與地點可知，僑置政區的分布有集中於州鎮附近地域的特性，也就是在國家組織相對較強的地區。僑置政區的分

布地區與州鎮重合，也揭櫫東晉南朝的州鎮資力的重要來源是對流民的掌握。從而以此來看，僑置政區的建置，是東晉南朝鞏固流民人力的重要手段。僑置之後會進行土斷。東晉末年的義熙土斷，是東晉南朝最大規模的土斷。但細究當時的政區可知，在江淮間地區的郡縣幾乎完全重劃。這顯示當時土斷調整的重點區域是在江淮之間，其後也成為國家重點動員區域，顯示國家對當地也有較強的支配能力。同時，伴隨義熙土斷以來的空間重劃，也可看到五世紀後的南朝國家在統治動員方式的變化。至於中游的荊楚地區部份，筆者分析地域權力分布的變化，指出荊楚地區的政治中心在東晉時有由東邊的武昌向西邊的江陵移動的過程。其中庾氏兄弟與桓溫的經營佔有重要地位，江陵

附近行政據點密度的增加，也使政府能更有效地掌握本地的社會資源。另，荊楚地區新郡縣的建置與蠻地經略，也呈現下游往上游的趨勢發展。郡縣更新由大別山南麓沿漢水向上游開展，蠻地郡縣的建置亦呈現由豫州蠻向荊雍蠻的趨向進行。最上游的巴蜀地區地處西陲，且與東晉南朝間時有政治隔閡，因此政區也有相當大的變化。本文考察指出，東晉南朝部署在巴蜀地區的行政據點，集中在成都平原至川陝通道一帶，政府能夠控制的地區有向成都平原內縮的趨勢。這反映自漢末以來到四世紀初期的戰亂所導致社會結構、人群組成的大幅改變。通過政區重劃，在當地也產生新的社會組成。州政區的劃分則呈現出以對北作戰為主的邏輯，但調整卻相對較長江中下游地區為晚。這

種統治地位相對較疏離的性質，也可以體現在政權安排在巴蜀的統治階層多為「東人」，與巴蜀地方社會間有較大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