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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下的香港治理─空間、再尺度化與制度策略

為了解決裕民坊商場的問題，作者藍逸之 這樣論述：

由於香港戰後至今在空間基體、制度基盤及治理策略上產生、有別於其他亞太主要城市的特殊性，使其新自由主義城市形構表現出微妙的都市經驗。對於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的都市治理困境，近年已有許多文獻作出討論。相對於既有文獻立場，本研究旨在以新馬克思主義空間政治經濟提供一個替選視角，探討1997回歸後香港都市治理為社會各界持續批評的治理亂象，並特別將關注重點放在新自由化都市危機，及港府充作危機管理模式的城市規劃體制及鉅型計畫項目。藉由重新回顧殖民時期奠定的「積極不干預主義」，本研究指出，此一政府態度並非新自由經濟擁護者讚揚的自由放任措施，而是基於戰後特定政經情勢下，為了平衡金融、商貿（英資主導）及工業（華資

主導）間的雙軌資本積累體制，由港英政府選擇性干預的社會調節模式。早期，特殊的經濟空間治理格局得以在政府的選擇性政略下取得合法性，並使香港於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空間中搶佔具有全球城市競爭力的地緣經濟位置，日後更企圖在一國兩制原則下謹守穩固過去經濟成就的制度優勢。然而，回歸後香港在新自由化路徑中面對內、外部空間尺度上多變的地緣政經動態，回歸前的這套空間策略選擇機制已無法充分支援多元空間生產與尺度建構的需要。觀察新興的空間尺度關係，並反省回歸後訴求多重尺度時空接合的代表性規劃案例，本研究根據其引發的空間爭議申論─原先為該模式服務的規劃體制及鉅型計畫項目仍延續既有空間策略選擇途徑，此乃1997後港府

在新自由化都市危機中無法充分發揮危機管理效能的基本原因，並將各種空間爭議惡化轉為「危機管理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