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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加蚋仔空間邊緣化與地方營造

為了解決社區秘書ptt的問題，作者謝惠真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空間化文化作為分析工具，探究城市生產與建構如何邊緣化與汙名化加蚋仔，又近年浮現的新型態地方行動如何重建地方。然而政府或行動者在處理加蚋仔地方再生時， 對於地方的邊緣產業及其相關空間議題缺乏分析性關照，因而採取替代或是發展新空間化文化的策略來抹除或壓縮這些產業地景。 本研究透過三個邊緣產業的日常體現映照規劃體制下的空間排除，還有活在汙名標籤下的勞動者如何產生破碎認同； 再者， 這些日常勞動地景提供另類的文化觀點，當未來地方在重建論述與網絡時，可帶來持續協商與矛盾的文化和空間辯證。戰後加蚋仔歷經快速都市化，在消極規劃下成為底層移民的棲地。 因為長年缺乏市政規畫關注，加蚋仔的各樣建設相對落

後， 成了一都市窳陋區。 直到 1970年代，在一系列偶然與政治角力下， 政府在缺乏全盤規劃時，快速在加蚋仔推行大規模公共建設。加蚋仔暫時符合現代都市乾淨整潔的期待，卻邁向更邊緣化的都市發展。地方勞動者的日常體現中映照出規劃政治的不公平，這些勞動者在夾縫中發展出充滿韌性的支持系統如拾荒體系、印刷產業鏈以及蔬果加工產業，他們運用身體、彈性空間策略生產利潤，以維繫整個運作所需的社會關係，並支持整個城市的生產運作。體現空間觀點映照主流社會將加蚋仔定位為都市服務角色，卻透過各樣空間政策剷除地方紋理，造成地方感失去依附的物質空間而碎化； 對其產業和環境汙名化，造地方認同上無所適從。近年新型態地方行動重建

地方敘事路徑也重構社群網絡，地方敘事扭轉了汙名論述，給予加蚋仔新的主體認同並促成地方青年與家鄉的和解；重構中的社群網絡強調互助互惠，由在地照顧在地，形成新的地方支持系統，也間接扶持了這些產業勞動者。可以說，邊緣位置反倒成為行動者發展新認同與創新社會模式的基礎， 但是在想望更具包容性的地方社會時， 卻無從進一步參與討論那些產業遭遇的空間排除。 特別是近年推行的中正萬華復興計畫，正以中產白領的城市生活規劃，企圖景觀化地方，帶動地產開發，勞動產業及其相關的生活支持系統受到相當程度的威脅，但當前的規劃體制難以由下而上參與， 發展更具社會可持續性的都市再生。 然而， 本研究並非要浪漫化這些邊緣產業，雖然

這些產業與其發展的支持系統扶持了地方人的生計， 但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外部性和負面觀感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在地方性建構的規劃或文化討論上成為曖昧難言的存在。 再者，本研究也絕非反對都市再生，而是透過揭露這樣的地方文化與社會現實來反省規畫體制的侷限，以及該如何發展更具包容性的都市規劃。

都市客家隱形化之族群認同經驗

為了解決社區秘書ptt的問題，作者黃玉嬌 這樣論述：

客家族群一直以來都和遷移有關係，從大陸原鄉遷移到台灣的客家人，也在台灣內部不斷的進行遷移。1960年至1970年，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台北都市是政治、經濟、文化、行政中心，形成吸納人口遷移的條件，在其周圍的桃、竹、苗地區是客家人的集中地，有大量的農村人口因著就業、就學而往都市遷移。 遷移到台北市的客家族群，散居在台北市各處，相對於在人口、經濟優勢的閩南族群與政治上優勢的外省族群環伺下，客家人顯然是少數且弱勢的族群。在族群互動的過程中，客家人自卑而缺乏自信，為求謀生不得不學習優勢族群的語言，為了適應都市的社會環境，策略性的選擇將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隱藏起來，客家族群意識日漸淡薄，在私領

域中國語取代母語，公領域中以國語、閩南語為主，因此才會出現客家都市隱形化的情形。 客家族群成為社會的隱形人，並不表示客家語言、文化就被同化了，而是客家族群因為城鄉遷移，為了要適應都市社會環境的過程。1988年的「還我母語」大遊行，喚起都市客家人的族群意識，使客家認同再現，逐漸擺脫隱形化的困境。2001年客委會成立之後，致力於振興客家語言、文化，不斷的在公領域上展現客家語言文化，也提供了凝聚客家人的場合，提升客家族群的認同。在這多元文化的都市社會中，能讓其他族群認識、了解客家語言文化，進而各個族群都能彼此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