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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志工服務參與動機與組織承諾之探討 -以某財團法人為例

為了解決玉山儲蓄險查詢的問題，作者周玉菁 這樣論述：

隨著時代的發展，各宗教擔負起新的時代重任，將關懷人心、服務社會的慈善行為付諸行動，成為社會公益慈善事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本研究旨在探討臺中市沙鹿區某財團法人宗教志工服務參與動機與組織承諾的現況，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宗教志工在參與動機與組織承諾的差異情形及其相關，並探討參與動機預測組織承諾的影響效力。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以臺中市沙鹿區某財團法人之宗教志工為樣本，編製以臺中市沙鹿區某財團法人之宗教志工服務參與動機與組織承諾之分析為正式調查問卷。將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處理，最後歸納結果，提出主要結論如下：一、宗教志工以

中年已婚女性為主，職業以上班族最多。二、宗教志工具有高度的參與動機，以「自我成長」表現最佳。三、宗教志工具有高度的組織承諾，以「情感承諾」表現最佳。四、每週服務次數較多、志工服務年資越久的宗教志工在「自我成長」、「社會責任」有較高的的參與意願。五、年齡越高、每週服務時數較多、志工服務年資越久及有志工服務經驗者，目前在宗教志工服務的認同度與忠誠度最高。六、宗教志工參與動機與組織承諾具有高度正相關。七、宗教志工之參與動機能有效的解釋組織承諾，其中以「人際關係」的解釋例最高。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以供宗教志工個人、宗教團體組織、政府主管機關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玉山儲蓄險查詢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