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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稅捐法源之理論及其實踐

為了解決日本 源泉稅的問題，作者黃衛 這樣論述：

在衡量稅法保護密度所必須考量之相關的各種要素上，稅捐法源所涵蓋的要素時常是處于寬嚴交錯甚至對立的光譜上，這也導致至今稅捐法源在違憲審查上的面貌複雜，因為在沒有整合性的判斷基準之下，規範審查究竟應適用何種審查密度，仍然高度模糊。稅法法規範乃是外部法的法規，該法規屬于一般性及抽象性的規律，對于人民或其他獨立的法律上人格者的權利即義務，加以創設、變更或消滅。需要在稅法規範生成中貫徹結構均衡論實現體系化：從形式協調意義上說，稅法規範的生成應實現稅法體系淵源的結構均衡：首先，是整個稅法淵源體系的結構均衡；其次，是不同性質稅法淵源間的結構均衡；最後，是具體稅法淵源內部的結構均衡。從實質協調層面上說，稅法

規範生成的淵源應該實現不同稅法規範利益主體間的利益平衡，即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納稅人相互之間、各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平衡。從規範性視角來看，作為法源的裁判依據是一種制度性權威。它說明的是司法裁判中法律規範的來源/供給方與結果/適用方之見的規範性聯結，證成的是司法論證活動「依法裁判」的基本屬性與穩定化規範性期待的功能。一般來說，法源分量大小的上述兩個方面存在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一個法源越是在等級序列裡靠前，它被實質理由偏離的難度就越大。稅法的法律淵源地位的檢驗可以從三個角度來進行，即實效性、效力性和正當性。其中，最為核心的檢驗標準則是效力性（效力）。如果稅法能夠有合法的、明確的效力來源的話，即使其

無法取得良好的實效，其仍然具有法律淵源地位。司法裁判中的依據可以分為裁判依據和說理依據。權威性理由涉及裁判依據，而實質性理由則涉及說理依據。在法律論證中，權威性理由和實質性理由的作用同樣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權威性理由主要保障的是裁判的形式合法性，而實質性理由則主要保障的是裁判的實質正當性或者說可接受性。在司法審查中形成的具體法律層級調整方法與正當性程度的關聯在于，行使國家權力的重要性成分決定正當性的應有程度。本質上愈是重要的決定，該決定所應含有的正當性成分也就愈濃；民意代表既因選舉與國民距離最短，理應擔負保障公民權利的責任，所以愈重要事項愈應該保留在立法機關手中。具體法律層級調整方法形成設計正

當性模式的框架，限制降低應有程度的可能，要求適當型塑其他國家權力一定參與空間。想要在司法審查中使法律保留原則發揮守護法治的平衡功能，就必需正視其內含「重要性」做出相應的法律層級調整。租稅法律主義在具體的司法審查中應當審查稅收行政機關制定的稅收法規是否有違法律優位及法律保留原則，以檢驗稅收法源的資格。有關稅收法規“適用”審查，可從稅收構成要件明確性、禁止類推適用及其他法律補充禁止等方面分別觀察說明。尤其是在司法適用的現實場景中動態觀察，廓清稅收法定的適用問題，探尋基本定位，勾勒其基本形貌。在平等原則之審查基準方面，無論是財政目的稅捐，抑或管制誘導性稅捐，都宜以中度審查基準為原則。在財政目的稅捐方

面，量能課稅如何與稽徵經濟原則間相互協調，以求能夠盡可能維持稅捐課徵之一般性公平，在此種前提之下，為避免使較為劣後之稽徵經濟原則反而淩駕于量能課稅原則之上，論者多半主張應該以合于比例之平等原則加以檢驗， 另一方面，管制誘導性稅捐由于涉及國家政策決定與資源分配，因此在審查基準之決定上似乎會有較強之傾向趨近于寬鬆審查，然而觀察歷來學說上有關管制誘導性稅捐──尤其是經濟目的性稅捐優惠──之討論，可以發現論這幾乎均贊成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基準。比例原則要求立法者實際採取手段與其他可能選項間的比較、手段與目的間的衡量均須合比例，而體系正義運用于比例原則中，即在于藉由立法者規整方案的分析，透過比例原則指向于

憲法上公益目的，審查立法者之構想，因此立法者被要求，須有效證立其所選擇之規整方案，一貫地予以遵循，當有違反此方案時需有其他正當化事由。

稅捐法定主義研究

為了解決日本 源泉稅的問題，作者黃衛 這樣論述：

中文摘要稅法既是國家稅收收入保障之法，也是納稅人權利保護之法。為實現憲法確立的稅捐法定原則，提供了保障。稅捐法定主義是支配租稅法的一般理論，是租稅法特有的基礎理論或原則，在法治的演進過程中，發揮導引性與核心性的功能。稅捐法定主義是憲法上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國原則在稅捐領域的具體體現，具有保障人民權利與維護法安定性的功能。稅捐法定主義賦予各種經濟交易和事實之租稅效果，充分穩定性和預測可能性，其主要內容包含課稅要件法定原則、課稅要件明確原則、程序上合法性原則。但是，稅捐法定主義是不斷變化著的形式出現的，所以，如何在不同的場合具體地追求和確認這種不斷地變化著自己形式的稅捐法定主義的理念，是建立在既定稅

法秩序基礎上的最基本課題。稅捐法定主義與法律保留原則自始就存在著天然的聯繫，通過法律保留原則將稅捐法定主義在法規面上落實，籍由法律保留原則保障人民權利。法律保留原則之于租稅法上之意義，是課稅須有法律之明文依據，人民僅依法律規定始負納稅義務。法源論之於稅捐法定主義有極重要的意義。制定法是「民主多數決的象徵和成就」，稅捐法定主義通過制定法這一媒介與社會的實然狀態相結合，與現實生活相關聯，以實現保障人民權利和實現法安定性之機能。大法官向來見解業已肯認法規命令為規範稅捐之適格法源，因為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的權限是源自于立法機關的授權，實為立法權的「垂直分工」，其主要功能在於免去立法機關訂定執行性、技術

性、細節性事項的負擔。如果法律所規範的事項並非臻于完美，行政規則可就其所遺漏未規定之部分、細節或因執行需要而須進一步補充的事項，去做補充性的規定，于此情況下，行政規則可以貫徹立法意旨，對部分設計有所增補以使制度趨於完善。事實上，行政機關可以籍由訂定行政規則針對法律的認定與實施，為其屬官及下級機關作出統一的、標準化的認定標準，并對其一體適用，一方面可以統一不同個案間可能出現的差異，另一方面亦可大幅減少爭議，增進行政效能。稅捐法定主義主要通過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溯及力之禁止與類推適用及其他法律補充之禁止原則落實。法律明确性原则主要要求国家行为必须具体明确，明确性原则主要应当具备三个要素：（一）可了

解性。（二）可预见性。（三）可审查性。為了解決法令溯及效力的問題，適用「真正溯及既往」與「不真正溯及既往」的二元區分理論。該區分理論已經成為檢驗溯及力的重要標準，其主要依據新法秩序所適用之社會事實是否已經終結，而區分為「真正溯及既往」與「不真正溯及既往」，並且分別賦予「原則上禁止」與「原則上不禁止」的法律效果。類推適用是由已知的案件出發，將目光投射于個別系爭案件，其為個案推論的過程，是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形下尋求建立規範基礎。通過類推適用的方式將法未明文規定之事例比附援引其類似事例之法律規定，尤其是對於增加人民稅捐負擔之法定構成要件，若以類推適用方式，擴張規範適用範圍者，稅法學上多認為，應予禁

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