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

為了解決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問題，作者AlfredoSaad-FilhoandDeborahJohnston 這樣論述：

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執思想界之牛耳，不僅在學界登堂入室，成為支配性學說，而且在政治、經濟領域具有壓倒性的地位；不僅在歐美稱霸，而且君臨拉美、非洲、亞洲，甚至在中國也影響漸大。至80年代蘇東陣營瓦解，新自由主義更躊躇滿志，環顧世界罕有對手。撒切爾夫人（台譯：柴契爾夫人）由此提出了「別無選擇」的惟我獨尊口號。面向21世紀的人類難道真的舍此無他、別無選擇？ 「別無選擇」這一口號過於獨斷，不僅在理論上難以自恰，如漠視平等、限制民主和自由人權的雙重標准，而且在實踐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人類的選擇本來就是多樣的，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方式、走什麽樣的現代化道路應該有多種選擇。這不

僅符合自由的價值與人權，而且更可能符合實際，對世界文化發展而言也不啻是福音。

新自由主義批判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製造甘願--新自由主義下台灣資訊人員異化的意識形態批判

為了解決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問題，作者朱錦鄉 這樣論述：

目前台灣主流心理學關於資訊人員的工作研究，乃至於所有的工作或職涯研究，幾乎都從管理或工商心理學的的角度出發，採用實證主義、量化研究法，探討變項間的關係，進而提出管理上的建議。這樣的研究取向有幾點問題，第一，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法為了統計的可行性，每次檢驗只能用少數的變項探討複雜的現實世界，無法呈現個人豐富的經驗、盤根錯節的因果關係。第二，實證主義之所以採用量化統計，是因為它視社會實像如自然界的單一實體，去除社會脈絡的差異，希冀發掘規律法則進而預測、控制，然而現實與歷史向我們證明社會不僅隨時間變動而變遷，即便在相同的時代不同國家、族群的社會文化也各異其趣。第三，工商心理學自始自以服務資本家、組織

的立場思考如何管理員工、提升工作績效，以達到企業不斷增長利潤的目標，忽略員工因此可能受到的不當對待。本文持相對立場，選擇站在勞工的角度為其發聲。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脈絡下，採用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取向探討勞工的工作經驗，以台灣資訊人員為研究對象，批判民族誌為研究方法，了解他們的工作日常與長期的職涯發展歷程，如何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型塑造成人的工作異化。借用Burawoy的分析架構，解構新自由主義「製造甘願」的方式，除了現場的工作氣氛、升遷體制外，更重要、也是新的模式是從學校教育開始打造新自由主義理想的勞工主體，使其慣於透過心理技術進行心理學化的自我治理，並且透過它者的鏡映將象徵秩序寫入主體自我的無意

識當中鞏固甘願。使個人在異化的同時願意繼續遵從新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在職場上生存，並且將異化帶來的負向感受歸責於自己、而非社會結構，這也正是有別於馬克思提出的四種異化之外的第五種形式。在解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加諸於個人之後，本文最後提出的建議是期待個人去除他者的期待與意識形態，朝向本真的自我靠近，轉化為Tourine所謂的社會行動者，發揮創意，發展個人的行動方案進行抵抗，並且影響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讓社會更適宜人的存在。

從結構、解構到超解構：超越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超解構

為了解決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問題，作者歐崇敬 這樣論述：

　　作者在完成了《中國哲學史》七冊鉅著的創造轉化與世界哲學對話之後，重新由過去十年的研究成就中，合成本書已成就一個可以超越解構主義的超解構理論；大致上，這可以說是作者希望消化「久夠主義、社群主義、新自由主義、批判理論、新馬克主義」的第一步。超解構理論的提出，事實上，也為後現代主義的超越做了最佳的準備。

經濟學的「民族形式」道路：中國革命裡的馬克思經濟學說（1927-1949）

為了解決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問題，作者邱士杰 這樣論述：

　　本文是1949年以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的案例研究，而本文所研究的案例則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雖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只是1949年以前的中國經濟學界裡面的一個流派，卻也只有這個流派努力追求經濟學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者將「中國化」的目標稱為「民族形式」），因此，本文以「經濟學的民族形式」概括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追隨者們所致力的目標。　　又由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近代中國（1840-1949）的沉淪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發展乃是同時代中國人民所獲得的具體感覺，因此中國近代沉淪觀與馬克思經濟學說之間的矛盾與調和是本文敘述時的線索。　　本文第一章以中國近代沉淪觀的形成為主

題。為了替中共在1927年後努力發動的農村階級鬥爭提供理論武器、為了論證廣大的中國農民因受剝削而有革命的潛能，中共發現有必要找尋一套適當的理論來描述「地主－農民」之間的階級對立。中共以「Feudalism」的概念勾勒這樣的對立關係。中共不但使「Feudalism」逐漸成為「封建」的對譯語，甚至把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解釋成具有「Feudalism」內涵的概念。但無論是「封建」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兩者都意味著中國屬於非資本主義經濟或者中國無法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因此兩者都蘊含著沉淪或停滯的意涵。　　本文第二章則著重分析馬克思經濟學說如何在不加改動的前提下被直接用來研究農民經濟。自中共開始

關心農民問題以來，始終以分析資本主義階級分化的方式（即雇傭勞動的買賣狀況）分析農民經濟，並試圖從中規定農村的革命動力和被革命的對象。分析的方式無非兩種，一種是把農民經濟當成資本主義由外部加以侵蝕的對象（本文稱此見解為外因論），另一種則是認為農民經濟本身就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本文稱此見解為內因論）。可惜，儘管中國農村經濟確實在「資本主義」的分光鏡下獲得部分分析，卻也留下無法分析的部分──即農民經濟之所以為農民經濟的邏輯。　　本文第三章著重討論馬克思經濟學說調整其研究對象的歷史過程。恩格斯生前曾經提倡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拓展到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為他所稱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上，廣義政治

經濟學最適合為中國近代沉淪觀提供理論支持，因而最可能調和中國近代沉淪觀和馬克思經濟學說之間的矛盾。但諷刺的是，恩格斯過世之後真正獲得發展（甚至風行全球者）並非廣義政治經濟學，而是主張政治經濟學只能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有限論」。直到1920年代末期蘇聯農村因為集體化而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廣義政治經濟學才在蘇聯取得合法地位並開始壓制有限論的生存空間。歷史上來看，馬克思經濟學說也是以有限論的姿態在1920年代傳入中國。只是伴隨著廣義政治經濟學在蘇聯的合法化，廣義政治經濟學才逐漸在中國傳播開來。　　本文第四章是第一至三章的綜合。在整個1940年代，中共提倡的民族形式運動、廣義政治經濟學在蘇

聯的合法化、蔣介石版的經濟學民族形式（《中國經濟學說》）、官僚資本問題的尖銳化，以及國民黨政權最終的敗北，這些因素都深刻影響了中國左翼經濟學家的理論進路，而本章著重討論的（共產）黨外左派王亞南，就是集中反映了這些時代因素之影響的代表性學者。　　由於中共自「二大」之後便不斷論證中國革命可以用「最好的」資本主義道路取代「不好的」資本主義道路，因此中共必須證明中國經濟仍屬非資本主義經濟。為了做出這樣的證明，中共在1920年代從國家中心論轉變為社會中心論，並在轉變中否定國民黨帶領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能力。直到抗戰爆發前的「國防經濟論爭」、直到「官僚資本」問題在抗戰勝利之後成為全國焦點，中共才一步一步向

國家中心論回移。　　中共向社會中心論轉變的代表性事件是李立三在1930年提出的「封建論」以及因此爆發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雖然與論者各自從不同角度分析中國「是」或者「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但絕大多數論者只是通過某種歷史階段論為基礎的經濟特徵論來判斷中國經濟的「性質」。經濟特徵論完全對立於馬克思所謂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die Methode vom Konkreten zum Abstrakten / the Method of Ris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經濟特徵論假設某種經濟必具一二特徵，進而預設能從一二特徵的存在反推出某種經濟的

實存。相較之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重視的不是經濟事實（Faits Économiques）上的一二特徵，而是力求掌握對象的各種足以反映其本質的抽象範疇、實現這些抽象範疇的多樣性的統一（Einheit des Mannigfaltigen / the Unity of Diverse Aspects），然後再現為人類的思維具體（ein Gedankenkonkretum / a Mental Fact）。資本主義經濟的思維具體則是馬克思畢生致力的目標。無論這個方法是對是錯，都可視為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思想特點。　　《資本論》譯者之一的郭大力是1949年之前唯一採用馬克思方法的學者。兩者的差異

僅在於馬克思為資本主義經濟建立思維具體，而郭大力則是為前資本主義的、中國的農民經濟建立思維具體。雖然《資本論》的另一譯者王亞南也深知「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他卻在郭大力的研究基礎上另外採用了「在比較中發現差異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也就是，以馬克思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思維具體作為基準，藉此比較出眼前的中國經濟如何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郭大力和王亞南各自採用的方法以及由此獲致的成果，成為1949年之前將馬克思經濟學說移植於中國的里程碑。而他們的理論成就以及1949年以前出現的各種思想趨向（比方有限論、經濟特徵論、對於小生產的不分析），將伴隨著「現代中國」（1949-）經濟建設的各種成就和挫折而

不斷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