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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祖先、恩人—臺北盆地的祖佛信仰

為了解決寺廟統一編號查詢的問題，作者辜神徹 這樣論述：

漢人民間信仰的體系與漢人社會的宇宙觀，常被區分以神、鬼、祖先，但歷來對於三者之定義與界限又有其歧異性以及彈性，祖佛便是神明當中與祖先有密切關聯的信仰，這類神明有時又被稱為祖神，此類信仰之基本屬性如下：具有祖先身份或偏向祖先性質的神明，與祖先密切關連的恩人或神明。緣此，漢人社會中的祖佛信仰得以從宗教的神明體系，與宗族的祖先崇拜兩個面向來理解。本文透過台北盆地漢人社會的祖佛信仰為研究主題，除了對於祖佛的來源歷史、祭祀空間、神會組織、祭典儀式進行陳述，也試圖從祭拜者對於祖佛的描述、祖先逃難的敘事、宗親對於祖先及祖佛的認知等面向切入，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待家族的歷史與祖佛信仰的發展歷程，當中也涉及了族群

互動與不同原鄉祖籍縣份所信仰的不同祖籍神、宗族房派等觀念，均與台灣漢人社會歷史文化息息相關。另外，祖籍意識的薄弱與移民的在地化，也影響到祖佛信仰的發展，可以意識到不少祖佛信仰從同祖籍地族內祭祀漸漸轉變為地方信仰。另一方面，臺北盆地的祖佛信仰的特色系存有許多未經建廟而採取輪祀的組織，這些角頭輪祀的祖佛信仰組織集合起盆地內的同派下、同姓氏家族，呈現兼具血緣與地緣的區域性聯盟。此外，中國原鄉祖籍地有不少祖佛信仰，因曾受到文革等因素之影響而有所停滯，其後在台灣以及東南亞華人回原鄉尋祖的背景下，方使得原鄉祖佛的寺廟有著恢復或壯大的契機，於此信仰復振的同時，祖佛信仰除了宗族、血緣的象徵意涵之外，也可能伴隨

著政治權力的宣傳意向。祖佛信仰也常產生若干在地化詮釋，儘管這在祖籍原鄉地也是可能出現的情形，但在移居地則顯得更加強烈，這類祖佛常侷限於區域性，且往往與宗族遷徙相關，但因缺乏正史及方志等文獻紀錄之故，導致某些宗族的祖佛究竟指涉為誰而眾說紛紜，甚至出現神明與祖先角色混亂的情形，連帶使得祖佛信仰及相關傳說敘事充滿許多附會與再現。

戰後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91）

為了解決寺廟統一編號查詢的問題，作者蔡明賢 這樣論述：

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定「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政策方針，包括改正街道名稱、地名與國籍，查禁日本圖書、電影，禁絕日文報紙，學校中禁用日語，學校教員須受大量的「中國化」教育。國語運動中創辦《國語日報》，鼓勵恢復方言，但社會上仍需使用日文而主張緩禁。二二八事件中展現「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下的文化衝突，事件出現「日本化」復辟現象，官方多主張加強「中國化」教育；在派系鬥爭中，批鬥蔣渭川和林獻堂為「御用紳士」，符合「去日本化」的政治正確原則；學校師生不少人參與事件，事件後「中國化」教育繼續加強，展現國家機器對教育的宰制。 從臺南延平郡王祠到神社的改建，到每年祭祀鄭氏的盛況，當局明顯利用鄭

氏意象教化人民；鄭氏登陸300周年祭典的「復臺」與「開臺」之名，涉及到「中國化」意識形態；臺北與臺南搶建鄭氏銅像，反映其民族大義精神作為世人榜樣；其意象也涉及「反共」與「反殖民」立場，當局不斷建構鄭氏精神與「反攻大陸」的連結，為達「中國化」政治目的而濫用鄭氏意象。神社背後代表「日本化」精神，戰後神社更改其地目、產權與用途，多數神社都改建成忠烈祠；1970年代外交困局，也藉由去除神社「日本意象」來宣揚民族精神，建構「太原五百完人」忠烈之形象，拉近臺灣與國共內戰的連結，「遙祭黃陵」儀式作為忠烈祠場域中的政治操控；1969年3月臺北市完工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可作為忠烈祠建物「中國化」之代表，臺人武裝抗

日之烈士如余清芳等都列進入祀名單。　　國民黨與蔣中正都重視民族精神，1950年代繼續進行「去日本化」，包括學校、建物、街路名稱與文書票據等，公務機關禁用日語，此時屢頒民族精神教育原則，獨尊「中國文化」和「黨化教育」；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無論是國語文、史地等都充斥「黨化教育」，教導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高中增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初中增設書法練習，以「中國文化」的素養，教導學子認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文化。中共文革後，臺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國化」達到頂峰，並結合國民生活凝聚意識；退出聯合國時發起「莊敬自強」運動，1970年代電視台方言節目屢遭捍衛國語者批判，制定節慶、國旗、國歌與國父蔣

公遺像的規定，明文規定看電影前必須先唱國歌；利用「孔子」意象營造中國儒家文化至上，制定孔子誕辰紀念辦法，1970年代重視儒家傳統，臺北、臺中與高雄孔廟都重建或興建，臺人姓氏祖籍溯源能反映「臺灣人為中國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重視傳統漢人的民俗技藝。 解嚴前黨外運動質疑「中國化」政策，批判孔子、教科書與國語運動，形成「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的辯證關係，1980年代的「臺灣結」與「中國結」議題，反映國人不滿獨尊「中國化」；1991年6月解除看電影前唱國歌的規定，民主化改革初步成功；1981年11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出現轉向，將傳統的民俗技藝轉化成「復興中華文化」或「文

化中國化」的精神，「本土化」開始與「中國化」合流，另外1991年3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改組成「文化總會」，同年底國民大會全面改選，都象徵「中國化」政策的結束。過去「日本化」與「本土化」立場都曾與「中國化」衝突，多元化的臺灣社會能使三者並行不悖，「中國化」與「本土化」不必然代表統獨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