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廟統一編號查詢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另外網站法規內容-桃園市未立案宗教場所輔導要點 - 桃園市政府主管法規 ...也說明:(一)神壇:私人設壇供奉神祇,其規模不具寺廟登記要件,而供公眾 從事膜拜儀式及宗教活動者。 ... (十)負責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林美容、張慧端所指導 辜神徹的 神明、祖先、恩人—臺北盆地的祖佛信仰 (2017),提出寺廟統一編號查詢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漢人社會、祖佛、祖先、神明、宗族。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所 黃秀政、吳政憲所指導 蔡明賢的 戰後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91) (2016),提出因為有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重點而找出了 寺廟統一編號查詢的解答。

最後網站清理登記名義人統一編號流水編作業原則則補充:有權人統一編號仍以流水編號登記之土地,其中已依地 ... 政等相關機關查詢結果,按下列類別分別辦理: ... 四、登記機關依寺廟主管機關函送之寺廟登記證(備註扣繳.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寺廟統一編號查詢,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神明、祖先、恩人—臺北盆地的祖佛信仰

為了解決寺廟統一編號查詢的問題,作者辜神徹 這樣論述:

漢人民間信仰的體系與漢人社會的宇宙觀,常被區分以神、鬼、祖先,但歷來對於三者之定義與界限又有其歧異性以及彈性,祖佛便是神明當中與祖先有密切關聯的信仰,這類神明有時又被稱為祖神,此類信仰之基本屬性如下:具有祖先身份或偏向祖先性質的神明,與祖先密切關連的恩人或神明。緣此,漢人社會中的祖佛信仰得以從宗教的神明體系,與宗族的祖先崇拜兩個面向來理解。本文透過台北盆地漢人社會的祖佛信仰為研究主題,除了對於祖佛的來源歷史、祭祀空間、神會組織、祭典儀式進行陳述,也試圖從祭拜者對於祖佛的描述、祖先逃難的敘事、宗親對於祖先及祖佛的認知等面向切入,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待家族的歷史與祖佛信仰的發展歷程,當中也涉及了族群

互動與不同原鄉祖籍縣份所信仰的不同祖籍神、宗族房派等觀念,均與台灣漢人社會歷史文化息息相關。另外,祖籍意識的薄弱與移民的在地化,也影響到祖佛信仰的發展,可以意識到不少祖佛信仰從同祖籍地族內祭祀漸漸轉變為地方信仰。另一方面,臺北盆地的祖佛信仰的特色系存有許多未經建廟而採取輪祀的組織,這些角頭輪祀的祖佛信仰組織集合起盆地內的同派下、同姓氏家族,呈現兼具血緣與地緣的區域性聯盟。此外,中國原鄉祖籍地有不少祖佛信仰,因曾受到文革等因素之影響而有所停滯,其後在台灣以及東南亞華人回原鄉尋祖的背景下,方使得原鄉祖佛的寺廟有著恢復或壯大的契機,於此信仰復振的同時,祖佛信仰除了宗族、血緣的象徵意涵之外,也可能伴隨

著政治權力的宣傳意向。祖佛信仰也常產生若干在地化詮釋,儘管這在祖籍原鄉地也是可能出現的情形,但在移居地則顯得更加強烈,這類祖佛常侷限於區域性,且往往與宗族遷徙相關,但因缺乏正史及方志等文獻紀錄之故,導致某些宗族的祖佛究竟指涉為誰而眾說紛紜,甚至出現神明與祖先角色混亂的情形,連帶使得祖佛信仰及相關傳說敘事充滿許多附會與再現。

戰後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91)

為了解決寺廟統一編號查詢的問題,作者蔡明賢 這樣論述:

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定「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政策方針,包括改正街道名稱、地名與國籍,查禁日本圖書、電影,禁絕日文報紙,學校中禁用日語,學校教員須受大量的「中國化」教育。國語運動中創辦《國語日報》,鼓勵恢復方言,但社會上仍需使用日文而主張緩禁。二二八事件中展現「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下的文化衝突,事件出現「日本化」復辟現象,官方多主張加強「中國化」教育;在派系鬥爭中,批鬥蔣渭川和林獻堂為「御用紳士」,符合「去日本化」的政治正確原則;學校師生不少人參與事件,事件後「中國化」教育繼續加強,展現國家機器對教育的宰制。 從臺南延平郡王祠到神社的改建,到每年祭祀鄭氏的盛況,當局明顯利用鄭

氏意象教化人民;鄭氏登陸300周年祭典的「復臺」與「開臺」之名,涉及到「中國化」意識形態;臺北與臺南搶建鄭氏銅像,反映其民族大義精神作為世人榜樣;其意象也涉及「反共」與「反殖民」立場,當局不斷建構鄭氏精神與「反攻大陸」的連結,為達「中國化」政治目的而濫用鄭氏意象。神社背後代表「日本化」精神,戰後神社更改其地目、產權與用途,多數神社都改建成忠烈祠;1970年代外交困局,也藉由去除神社「日本意象」來宣揚民族精神,建構「太原五百完人」忠烈之形象,拉近臺灣與國共內戰的連結,「遙祭黃陵」儀式作為忠烈祠場域中的政治操控;1969年3月臺北市完工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可作為忠烈祠建物「中國化」之代表,臺人武裝抗

日之烈士如余清芳等都列進入祀名單。  國民黨與蔣中正都重視民族精神,1950年代繼續進行「去日本化」,包括學校、建物、街路名稱與文書票據等,公務機關禁用日語,此時屢頒民族精神教育原則,獨尊「中國文化」和「黨化教育」;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無論是國語文、史地等都充斥「黨化教育」,教導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高中增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初中增設書法練習,以「中國文化」的素養,教導學子認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文化。中共文革後,臺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國化」達到頂峰,並結合國民生活凝聚意識;退出聯合國時發起「莊敬自強」運動,1970年代電視台方言節目屢遭捍衛國語者批判,制定節慶、國旗、國歌與國父蔣

公遺像的規定,明文規定看電影前必須先唱國歌;利用「孔子」意象營造中國儒家文化至上,制定孔子誕辰紀念辦法,1970年代重視儒家傳統,臺北、臺中與高雄孔廟都重建或興建,臺人姓氏祖籍溯源能反映「臺灣人為中國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重視傳統漢人的民俗技藝。 解嚴前黨外運動質疑「中國化」政策,批判孔子、教科書與國語運動,形成「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的辯證關係,1980年代的「臺灣結」與「中國結」議題,反映國人不滿獨尊「中國化」;1991年6月解除看電影前唱國歌的規定,民主化改革初步成功;1981年11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出現轉向,將傳統的民俗技藝轉化成「復興中華文化」或「文

化中國化」的精神,「本土化」開始與「中國化」合流,另外1991年3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改組成「文化總會」,同年底國民大會全面改選,都象徵「中國化」政策的結束。過去「日本化」與「本土化」立場都曾與「中國化」衝突,多元化的臺灣社會能使三者並行不悖,「中國化」與「本土化」不必然代表統獨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