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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再奮發之路：擷取過去70年發展經驗

為了解決台灣 買 美國軍火的問題，作者葉萬安 這樣論述：

　　隨著經濟自由化的發展，台灣曾創造亞洲四小龍之首的經濟奇蹟 　　但在民主開放及社會缺乏共識下，台灣經濟卻由盛到衰 　　用關鍵數據說話，從過去成功經驗借鏡，真正解決台灣經濟發展問題   　　台灣，亞洲四小龍成員之一 　　數十年來受政治紛擾，經濟成長漸趨緩慢 　　本書解析歷任民選總統的經濟政策如何改變台灣 　　領導人該如何帶領台灣再創經濟成長高峰   　　回顧台灣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從二次戰後以出口米、糖為主的農業社會，到現在人均所得約2萬5000美元；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中，台灣一度位居第6名，但到2019年卻退步到第16名。回顧經濟

自由化的發展過程，70年來台灣到底做對哪些事？現在又出了什麼問題？   　　在財經部會擁有完整歷練的葉萬安先生，親身見證台灣經濟起飛。他在體制內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奠定台灣經濟發展基礎。在李登輝主政期間更提出「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政策。無奈兩黨政治紛擾，再良好的經濟政策都遭扭曲。   　　本書以數據檢驗歷任總統的經濟政策表現，並回顧過去經濟自由化發展期間的政策形成背景與背後思維，期望能展現出過去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政策思考模式，供當前經濟決策參考。並提出台灣人均GDP 突破3萬美元的方法，唯有擺脫政治因素的干擾，才能真正帶領台灣再創經濟奇蹟。   　

　本書為《為什麼台灣經濟由盛到衰？》增訂版

台灣 買 美國軍火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美國軍工複合體發展之研究

為了解決台灣 買 美國軍火的問題，作者李先安 這樣論述：

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名詞首次出現於美國前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在1961年1月17日的告別演說當中，其意義是指「龐大軍事體制和武器工業的相互連結」(conjunction of an immen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and a large arms industry)。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所建立的龐大軍事工業體系已經逐漸發揮其巨大影響力，這個體系創造出350萬個美國就業人口與數千億的商業利益，並且這些就業人口與軍事工業逐漸融入美國的經濟與社會之中，而維持美國的龐大的軍事支出

甚至超過所有國營企業的淨收入。冷戰期間，美國國內軍工企業開始與政府的發展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關係，國會議員、政治人物、行政官員與軍工複合體成為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美國前任總統艾森豪在其離職演說中就已經警告美國大眾「軍事工業聯盟」已經威脅到我們的民主。美國龐大的軍事預算支出使得軍工企業與行政部門、國會形成複雜的利益關係，這種關係在小布希政府上台之後更加明顯，在2001年「布希－錢尼」總統就職典禮籌備委員會募款金額中，波音、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三家軍火巨頭的總捐獻金額就高達42.5萬美元。小布希與錢尼兩位正副總統則一向與軍火商以及石油公司關係良好，小布希總統的家鄉「德州」是軍事工業聚集重鎮，老布希總統

在卸任後立即擔任軍工企業－卡萊爾集團(Carlyle Group)的顧問；副總統錢尼也擔任過軍工企業－哈利伯頓(Halliburton)的執行長；副總統夫人錢尼‧琳恩(Lynne Cheney)在1994-2001年期間也曾在美國最大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任職。在經歷冷戰時期「軍備競賽」下，軍事工業複合體在政府的龐大支援與扶植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同時軍工複合體卻憑藉著豐富的人脈與財力也逐漸對於政府政策產生影響。所以，本篇論文的主要研究重點在於探討美國軍工複合體的發展，藉此可以讓我們瞭解美國軍火工業的現況以及軍工複合體在美國國內政治所形成特殊的「政商關係」。另外，美國國防工業上早已開始「全球

化」的趨勢，盟國之間軍工企業相互尋求合作生產，以減少研發資金與擴大市場，跨國軍事合作已經越來越普遍。美國是全球軍火武器的主要輸出國家，美國政府極力扶植國內軍工企業發展並給予生產補貼、贊助企業舉行海外軍火博覽會。美國官員甚至幫助國內軍火商進行政策遊說，例如在2006年10月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致函台灣陳水扁總統以及其他政府高層官員，要求台灣政府對於反潛機的採購應開放競標而被懷疑替L-3通信公司推銷P-3C反潛機。美國的武器出口政策來說，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美國政府幫助國外買家提供出口融資服務。海外軍售的借貸融資則需要透過美國國防部審核，由美國軍方的「海外軍事資助計畫」 (US Foreign M

ilitary Financing Program，簡稱FMF)提供資金融資或貸款幫助它國政府的武器交易提供債務擔保；「海外軍事資助計畫」也促使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能夠購買美國軍事裝備與軍事服務（人員訓練、後勤維修等），FMF不僅有利於美國區域穩定政策與「反恐戰爭」的執行更兼顧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利益，同時也為美國武器銷售增加海外市場；FMF也可以說是美國霸權所提供的另類公共財。總計，美國政府每年提供約30-50億美元的武器貸款給予其他國家購買本國武器。因此，本論文研究的另一個重點則是對於現今全球軍火貿易的現況探討，藉此瞭解美國軍工企業在全球軍火市場上是如何與他國競爭或合作以及美國政府對於國內軍工

企業的扶植政策。

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和平是唯一解方

為了解決台灣 買 美國軍火的問題，作者黃光國 這樣論述：

美中新冷戰，夾縫中的台灣，是危機還是轉機？   美國禿鷹的伺機攻擊手段， 中國從潛龍到見龍的叫戰反擊， 看這場「中西文明對抗」如何的衝突與未來走向！   　　國際局勢變化瞬息萬變，政治黑天鵝滿天飛。一場全球一起面對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港版《國安法》施行，將美中的衝突上升到最高級。這場衝突清楚體現中西文化的差異，當中國不再秉持過去《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的政策，美國政治人物持續以「禿鷹」視角來主導世界局勢的性格，徹底打亂了世界的秩序。   　　各國分析家指出，只要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必定仿效美國統治西半球的模式，圖謀統治亞洲；美國勢必全力以赴，阻止中國成為地區霸主。現在，美國主導的體系

告終，亞洲世紀來臨，二十一世紀世界權力版圖的改寫，正在我們的眼前發生，宣告美中雙方安全競爭必定愈來愈激烈，戰爭也很難避免。   　　本書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清楚剖析當前的現實，面對美國「禿鷹」的步步進逼，並且聯合世界各國共同抵制的中國，中國知識份子為何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目前兩岸的現狀是「一中兩憲」，傳統稱為「中國」的領土上，存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憲政體制。雙方若能對此取得共識，便可以「對等」的互動，展開和平談判，並建立穩定的兩岸關係。這也是本書主張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台灣的知識菁英缺乏反思的能力，深陷「自我殖民」的困境之中，正

一步步踏入「大國政治的悲劇」而不自知。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的知識菁英更需要的是反思自省的能力！ 作者簡介   黃光國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文化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人，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   　　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第一篇  潛龍勿用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第二章 大國政治中的潛

龍 第二篇  亢龍有悔 第三章 「五四意識型態」的形塑 第四章 科學與辯證 第五章 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 第六章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 第三篇  見龍在田 第七章 文明對抗下的戰疫 第八章 新自由主義瘟疫 第九章 「超限戰」的交鋒 第十章 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 第十一章 「普世價值」的反思 自序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本書題為《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是我一系列書系的第三部。這「三部曲」的前兩部《中西文明的夾縫》和《臺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原先是要從「反殖民帝國主義」的立場，說明我為什麼要致力於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兩本書於二○一九年出版之後，第二年春節前後，

卻爆發新冠肺炎的危機，使全世界的人類都面離了死亡的威脅。   　　一起面對死亡   　　海德格在他的名著《存在於時間》中指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通向「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個人都會死亡，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操勞、庸庸碌碌的存在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實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能夠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意義，而去追求「本真的」

存在狀態。   　　海德格所說「面對死亡的存在」似乎是個人自己的事。然而，《聖經．啟示錄》中的「四騎士」告訴人們：死亡經常與戰爭、瘟疫和饑荒同在。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必須一起反思存在的意義。   　　十四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總共有七千五百萬人喪生，占當時歐洲人口一半。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義大利人本主義的詩人和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5-75），寫了一本著名的《十日談》（Decameron），書中描述十個年輕人為了逃避黑死病（black death），而躲到鄉下，聚在一起，十日之間講了一百個故事，控訴當時教會的貪婪、腐化和無能，成為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宣言書」。

  　　定義我們的世代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sac Newton,1642-1727）也有類似的故事。牛頓十九歲中學畢業後，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充分感受到啟蒙運動時期新思想、新方法、新發現的衝擊，開始努力向學，並激發出雄心與創造熱情。一六六五年夏季他文科畢業時，發生倫敦大瘟疫（一六六五-一六六五），劍橋停課，他回到林肯郡舊居躲避。此後一年多的這段期間，他日夜不休地專注於研究工作，日後他所有的重大發現，包括微積分、萬有引力定律、運動三定律、以及三稜鏡的折射和散射實驗，都在這段期間獲得突破性進展，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啟蒙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月二十三日，美國新

冠疫情受災最嚴重的紐約州長郭謨（Andrew Cuomo）公開表示：這場瘟疫結束之後，「將重新定義一整代人」。我完全贊同他的說法。然則，我們該如何界定我們下一代人呢？   　　在我看來，這場疫情的發生，基本上是大自然對於人類文明的考驗，迫使人類重新思考「道法自然」的意義。因此我決定調整寫作方向，撰寫這本《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本書的主旨是：依照美國克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禿鷹」性格，在美、中「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必然是下「西洋棋」，一有機會，就步步進逼，利用「棋子」，替他打「代理人的戰爭」。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只能以「潛龍」自命，跟他下「圍棋」：綜觀全局，沉著應變，見招拆招，步步為營，

謹慎出手。   　　「潛龍勿用」   　　由於本書的主要訴求是華文世界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幫助大家看清楚我們這個世代面對的「大局」，因此，本書內容共有九章，分為三大篇。第一篇「潛龍勿用」包含兩章，第一章〈西方文化中的禿鷹〉，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論」為基礎，說明什麼樣的文化及歷史條件，形塑出美國政治人物「禿鷹」性格。第二章〈文明對抗中的禿鷹與潛龍〉，回到當前的現實，說明面對「禿鷹」的步步進逼，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第二篇「亢龍有悔」包含四章，第三章從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分析「五四意識形態」的形塑。第四、五章從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殷海光、胡適、胡

秋原、及其他知識分子在「後五四時期」的互動，討論〈科學與辯證〉及〈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築高牆、廣積糧、不稱霸〉是二○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早上，在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舉辦的「中華文化論壇」閉幕式上，我所發表的主題演講。當時臺灣正在舉行總統競選，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同步鬧得如火如荼。作為「亢龍」之「侮」，這篇文章反映出當時我對中共當局殷切期望。   　　庚子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凶之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發生了「八國聯軍」之禍。正當大家對港臺兩地的政情發展憂心忡忡之際，春節過後，新冠肺炎竟然在武漢爆發開來！   　　「見龍在田」   　　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包括五章，

第七章〈「文明對抗」下的「戰疫」〉比較中國和西方對抗新冠肺炎的不同方式。然而，一場「戰疫」的勝負，並不足以決定「戰爭」的成敗。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疫情控制的治理無能，主要原因在於一九八○年代英、美國家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第九章〈「超限戰」的交鋒〉則以二○二○年五月最後一週，中、美、臺、港之間所發生一系列事件，說明中共解放軍鷹派少將喬良所謂的「超限戰」，其實已經開打，涉及各方的勝負得失，也已經隱然可見。   　　第十章〈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從歐盟及亞洲國家在「亞洲世紀」所展現出的外交智慧，說明所謂的「米洛斯對話」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品。在臺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可以

用「一中兩憲」破除「自我殖民」的迷霧，其要訣則在於第六章所說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第十一章〈「普世價值」的反思〉則是分析非裔男子佛洛伊德被壓頸致死事件引發的美國「間歇性」暴動，說明「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性價值」，其實具有一定的時空特性，希望可以幫助中國知識分子跳脫本書系第二冊所謂「自我殖民」困境。    　　本書第六章〈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是我反思中國在經過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得出的一項結論：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必然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個方向跟本書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中所謂「市場至上」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正好

形成明顯的對比。以這樣的對比作為參照點，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的相關論述，而且可以理解未來美、中「文明對抗」可能的發展方向。舉例言之，在本書停筆之後的七月初，我以〈美國社會中的「文化戰爭」〉為題，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發表了一篇文章：   　　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夕，川普刻意選在「總統石像國家紀念公園區」，有四大前總統頭像的拉什摩爾山下發表演說。他將要求移除「南方邦聯」人物銅像及紀念碑的群眾定義為「左派側翼暴徒」，認為他們的行為正在「抹殺歷史」，「汙衊我們的英雄」及「洗腦我們的孩子」。   　　紐約時報批評他發表了一場「黑暗且具分裂性的演說」，企圖發動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戰爭」，將

左派描繪成煽動仇恨的「稻草人」，然後對它窮追猛打。   　　在此之前，共和黨內高層策士歐唐納爾政治顧問公司建議川普：在年底選舉時，以「強烈攻擊中共」的手段，來應付新冠疫情的議題。現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將近三百萬，死亡人數也快要突破十三萬，雙雙高居世界第一位。要拿這個議題作文章，只能凸顯自己的「治理無能」，所以川普只好改弦易轍，拿最近發生的種族暴動，做為新的打擊對象。   　　川普選戰策略的轉向，確實有其現實基礎。美、英兩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將美國打造成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在美國零點一％的人擁有二○％的財富，○．九％的人分享另外的二○％，其他九％再占四○％。

極端的貧富差距使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會爆發革命。   　　在白人人口中，固然有四七％是所謂的「窮白人」或「垃圾白人」，可是占全美人口十三％的非裔，絕大多數都被壓在美國「階級金字塔」的底層。青年社會學者艾莉絲．高夫曼所著的《全員在逃》一書指出：目前美國有二百二十萬人受到監禁，四百八十萬人處在緩刑或假釋狀態，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裔社區的男性，他們占了犯罪人口的五○％。   　　有一位名叫歐文思的非裔評論員指出，即使是在這次事件中被捧為「烈士」的佛洛伊德，在他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就有五次進出監獄的紀錄，罪名包括吸毒、販毒、持槍搶劫。其中有一次是聚眾闖入民宅，用槍指著一

位孕婦的肚子，將現金劫掠一空。這次則是持用二十美元的偽鈔，才鬧出命案。   　　遭到川普無預警解職的聯邦調查局前局長柯米在他的自傳《對誰忠誠》中指出：全美前六十大城市中，有四十幾個經常發生年輕黑人襲警，或警察槍擊非裔的案件。他向非裔總統歐巴馬報告這個問題，歐巴馬聽了，也是一籌莫展。有些社會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革命」，是因為非裔當年是以「奴隸」的身分被販賣到各地，而不是集中居住於某一地區，所以黑白之間的「文化對抗」只能表現為「間歇性的暴動」。   　　蔡英文最重要的對外政策是抱緊川普政府的大腿。她經常用文青式的語言，說臺灣是跟美國有同樣「進步價值」的國家，叫「我們的孩子」聽得飄飄然。但

是她卻從來不說清楚：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幸好川普是個口無遮攔的政治人物。從他的言談中，大家倒是可以經常反思：美國究竟是不是蔡英文想像中的「民主天堂」？   　　這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評估美國當前的「文化戰爭」。七月初，解放軍在西沙演習，美軍隨即派出兩個航空戰鬥群到南沙演習，在兩周內又進行第二次。隨後美國國務卿龐培歐發表「南海島嶼主權聲明」，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立刻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回應：「中國的兩百萬軍隊不是擺設，而是中國的鋼鐵長城；中國的東風導彈也不是用來打靶的，而是用來打野狗豺狼的；中國的核潛艇不是用來在海底旅遊的，而是用來打擊不速之客的；中國核武器不是用來嚇

唬誰的，而是用來自衛的。有誰想嘗嘗滋味兒，想好了你告訴我。」   　　這種回應方式正是本書第六章所提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相形之下，蔡政府對件事的反應卻是教人感到訝異不置。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臺灣成圍堵中國的代理人〉：   　　本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南海聲明」，一反過去美國對南海爭議「不持立場」的態度，明確支持二○一六年國際仲裁法庭裁定結果，認為九段線非法，且島嶼皆為岩礁，不得主張南海海域主權聲索。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美國的這個動作是「劍指北京」。問題是：這個聲明不僅認定目前有我國駐軍的「太平島」是礁非島

；而且否定了我國在一九四七年宣布「南海疆界」時所主張的「U型線」。嚴重損害我國主權，而蔡政府外交部竟然表示「歡迎」。   　　很多人對蔡政府的反應感到「不可理解」。其實蔡英文的對外政策有脈絡可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他的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很清楚地指出：由於美、中兩國都已經擁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面對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最有利的策略，是採用「圍堵政策」，自己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用「隔岸觀火」的計策，支助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替他打「代理戰爭」。   　　米氏說得非常清楚：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實力不足以對抗中國，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盤算

，不會無條件地配合美國，所以圍堵中國並非長久之計。他大概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不計代價的替美國打「代理戰爭」。   　　二○一九年十月，蔡政府宣布編列二千五百億預算，採購六十六架F-16V型戰機，平均一架要價三十七．八億新臺幣，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公布的第五代匿蹤式F-35A戰機，每架只要二十三．七億。給臺灣的舊型F-16V每架價格竟然貴了十四億！   　　蔡英文發表就職演說那一天，蓬佩奧宣布售臺十八枚MK-48重型魚雷，每枚一千萬美元，價格比三年前賣給海軍的同批魚雷，貴了將近一倍。外交部長吳釗燮同樣二話不說，非常大氣的表示「歡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幹過中央情報局長，有人說他是「把國

務當特務幹」。他費盡心思要在亞洲找可以幫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沒想到臺灣竟然願意出人出錢，高價向美國軍火商購買「堪品」，甚至「廢品」，現在連領土主權都可以雙手奉上。   　　臺灣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嗎？蔡政府隨著蓬佩奧的「魔笛」起舞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二○一四年，米爾斯海默重新出版其《大國政治的悲劇》，特別加了一篇附錄〈向臺灣說再見〉。「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當臺灣付出一切代價，最後的結果卻是「真心換絕情」，那才是真正「大國政治的悲劇」。   　　二○二○年七月底，李登輝跟王曉波同一天過世，我在《中國時報》上又寫了一篇〈李登輝．王曉波．中庸之道〉：   　　七月三十一日

清晨，王曉波逝世。當天晚上，李登輝也跟著走了。這兩個人代表了臺灣政治光譜上「統」、「獨」兩個極端，他們過世後，媒體的報導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對於臺灣前途和兩岸関係的未來，他們在我們心理力場上所産生的張力，卻應當等量齊觀。   　　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王曉波。後來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基層軍官，母親章曼麗卻參加共產黨，來到臺灣後，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槍斃。我經常聽他談起幼時生活困苦的情形，說他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因此在兩岸關係方面，他主張「和平統一」，而被人認為是臺灣「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九九四年，李登輝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開始推動「敎改」。這是臺灣從「四

條小龍之首」跌落雲端的開始。翌年，我出版《民粹亡臺論》，批判他的「黑金政治」，臺灣內部的統獨對立從此浮上枱面，而日益尖銳。   　　在我看來，「統一」的最大障礙在於兩岸社會和文化的鉅大差異。二○○五年我出版《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主張統一之前，雙方先面對「一個中國、兩個憲政體制」的客觀事實，「兩岸共構文化中國」。中共必須彌補「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傷痕；臺灣也不必刻意搞「去中國化」，造成下一代人的認同混淆。   　　二○○七年，我託朋友送了一本《一中兩憲》給李登輝，當時並不期望他會有所回應。不料翌年八月，竟然接到他辦公室的電話，邀我到他挹翠山莊的住處，和他單獨談了兩個小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

「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嗎？」除此之外，他最在意的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會面時他送了我三本有關於他自己的中、英、日文著作，其中一本的題目是《細道之奧：誠實自然》，很明顯的是他希望以「誠實自然」走入自己的「細道之奧」（深處）。   　　當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很感性地說，他最近很喜歡一首源自印弟安人的「千風之歌」。他並且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將它的歌詞譯成中文：「不要在我墓前哭泣，我不在那裡，我沒有離去。我已化為千縷微風，守護著你，守護著這塊土地。」   　　事後，李登輝並沒有公開提倡「一中兩憲」。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餘生》主張的是「兩國論」。蔡英文上臺前，動員青少年學生，發起「反課綱運動」，當時

敢於挺身而出，「橫眉冷對千天指」，抗拒這股民粹狂潮的人，唯有王曉波一人而已。   　　王曉波的堅持和勇氣，代表中國人民歷經滄桑後覺醒的民族主義。現在李登輝的「餘生」已經走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登輝的情感其實只是想要激起一股「民粹主義」而已。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臺灣的最佳選擇，就是「一中兩憲」的中庸之道。蔡英文在臺灣已經執政這麼多年，應當不難看出這麼簡單的道理吧？   　　總而言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史觀」，幫助中國知識分子看清楚未來大家該走的方向。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潛龍」一詞取自《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所謂「潛龍」，具有兩層意義，一是指中、美「文明

對抗」格局之下的中國知識菁英；其次是指中國知識菁英構成的群體應當持有的「勿用」心態。先談前者。 第一節　「內明」與「借光」 一九九一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份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在激烈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被「邊緣化」。他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

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我們可以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這種「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黃光國，二○一一），「自我」（self）處於外方內圓圖形中兩個雙向箭頭之中心：橫向雙箭頭的一端指向「行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

一端則指向「知識」（knowledge）或「智慧」（wisdom）；縱向雙箭頭向上的一端指向「人」（person），向下的一端指向「個體」（individual）。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五個概念都有特殊的涵義，都必須作進一步的分疏。 上述理論模型與本書之論述最有關連的兩個概念，是「知識」和「智慧」。今天在中國及世界上大多數高等院校中所傳授的「知識」，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產品，是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人以「二元對立」的「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建構出來的，所以余英時說：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