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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柏林學院與山西銘賢學校,1900-1937──近代中國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

為了解決台南大鵬新城591的問題，作者陳能治 這樣論述：

本文以個案研究取徑，廣泛運用美國歐伯林學院檔案館館藏之「歐伯林山西紀念社檔」，包括會議紀錄、財務報告、往來書信、校園刊物及宣傳品等西文原始資料，期對20世紀初期美國教會大學在中國所從事的教育事工，從美國母會文獻，提供「相對面」的視角，並對「文化帝國主義」的詮釋，作出反思。19世紀末，歐伯林神學院創美國學院至海外宣教之先例，組歐伯林中華團，於美部會派任下赴中國山西宣教，開拓美部會山西公理會。義和團事件中，駐地宣教師及眷屬全數罹難。事件後，歐伯林學院為紀念殉道校友，籌組山西紀念社，以襄助山西公理會重建及發展教育事工為目標，並邀詮拳變倖存者、歐伯林校友孔祥熙返回太谷成立山西銘賢學校，但將在地決策權

賦予山西公理會執行。1910年代，為使銘賢脫離複雜的差會運作紛擾，故針對教育政策、人事及財務分工等，與美部會進行長期的協調，最終使銘賢成為歐伯林在山西唯一專責的機構。1920年代，為因應中國外在環境對教會學校的諸多挑戰，銘賢逐步朝本色領導、男女合校、基督教性質與實科教育的立案中學方向發展。同時，得自霍爾基金的經費挹注，使歐伯林在山西得以發展出山西學生代表、銘賢教師留美及女子教育等具續行意義的制度，也得以獎助穆懿爾進修農學，使銘賢教育方向明朗化，於1928年開啟農科，朝農業專門學校發展。1930年代銘賢逐步由農科，發展至工科、勤工儉學制及鄉村服務科，此讓歐伯林學院「重新發現」學院初創時的「學習並

勞動」精神，以及「以歐伯林牧師為名」的社會服事理念。因此，19世紀末歐伯林牧師在法國阿爾薩斯「鄉村牧區」事工所代表的平和主義、國際主義及人類美善社會理想追尋，成為雙方新的精神聯結；原始銘賢強調的宣教福音導向之殉道/自我犧牲精神，稼接當時歐伯林學院所標榜的社會基督教/進步主義導向的人民實質生活改善，此使銘賢初始「學以事人」的理想，有了名實相符的意義。總結而言，20世紀初期，歐伯林學院以紀念義和團事件殉道校友為始，於校園及山西太谷分別成立山西紀念社及銘賢學校。爾後在美母會與在地事工，透過制度、組織與個體的長期互動，以及霍爾基金的財政支援，逐漸發展出具有親代傳承性質的實質教育內涵，一方面，山西在地事

工逐漸與中國社會需求相契，另一方面，歐伯林母會也找到新的續行動力，於近代美國教會學校在中國的教育事工中，建立一定特色；其意義亦隨時勢移轉，難以「文化帝國主義」加以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