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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區南北不均衡發展下的空間生產與轉化

為了解決台中 市 大安 區 公所 民政 課的問題，作者黃筱維 這樣論述：

受到大安溪溪水阻隔，台中市大甲區被區隔成大甲溪南、溪北兩地區，且各自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景觀樣貌。大甲區全境早期以農業為主，惟溪南街面在清領時期已具備商業機能，至於溪北則至民國60年代設立工業區才有所改變，但整體發展不佳。八十年代以後媽祖信仰熱絡，政府政策規劃、資本投入，皆以溪南街面為主，甚少關注溪北的幼獅工業區，空間內部各自獨立社會生產，同一行政區下產生不均衡發展的兩大區塊。本研究先針對大甲溪南、溪北兩地區的歷史脈絡、都市計畫進行分析與討論，並透過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論：空間的實踐、空間的再現、再現的空間，來探討大甲溪南、溪北各自的社會受到政府由上而下的支配，改變既有的空間。後續因資本投入，加劇

空間分配不均的情形，空間受到權力支配下，居民如何表現空間的真實樣貌與互動關係，最後談信仰轉變成文化節又如何影響空間。在空間三元論的交織互動下，形塑的不均衡空間中，分析居民的經驗感受與應對，透過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大甲溪南與溪北兩地區內的居民、文史工作者、文化節參與者與公部門人員等共計19位，梳理地方發展的處境與問題，探究區域不均衡發展背後的驅動力與樣貌。從居民的感受中了解，大甲的生活空間自古以來在環境影響下，具有獨立的樣貌與發展，經歷時代轉換與政策流變，空間內的產業也有所轉變，形成南邊商業、北邊工業、農業的景象，但是政府著重輔導地方傳統民俗信仰，融合多元文化，從地方走向國際，形成今日的「大甲媽

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加劇南北的差異；幼獅工業區長期不受重視，在大環境的驅使下，近十年又重新發展，更見溪北與溪南差異顯著。最後，本研究從空間差異中看出空間發展的消長，皆受到政府的規劃藍圖與政策的影響(空間的再現)，而影響地方內的社會生產與產物(空間的實踐)，不僅改變整體大甲區的空間景觀，更讓生活在空間內的主角如居民、店家與廠商等(再現的空間)，必須學習順應、配合與抵抗。最後，三個空間相互影響，不論空間如何轉變，權力與資本如何影響，最終地方的居民才是讓空間生產出具有價值的實質意義。

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為了解決台中 市 大安 區 公所 民政 課的問題，作者李威寰 這樣論述：

本文將臺灣有關儒教的論述立場分成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官方」認可的儒教，由掌握國家統治權力與文教政策的官員、學者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流行於「民間」的儒教，由沒有統治權力的基層士紳、文人，與一般民眾共同信守、發展而成。從內涵層面觀察，這兩種儒教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儒教的「宗教」性質的態度；官方的立場傾向排斥，民間立場則盡力擁護。本文認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其中一種重要面相，就是官方與民間儒教兩種群體各自發展，卻也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這種發展的歷史結構，可以上溯到清領時期官方的科舉、廟學制度，與民間的文昌、鸞教信仰的互動；並持續形塑於日治時期，日人的「同化」政策，與鸞堂發展勃興、孔廟民間化的關

係中。戰後，日人離開臺灣，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為臺灣的民間儒者帶來了以國族主義為基底的現代轉型壓力；本文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公民、歷史等課程，與孔孟學會發表的論述，代表此時期官方儒教的立場；又以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北臺民間儒者──黃贊鈞、施教堂等人的出版事業，代表此時期民間儒教的活動與論述。本文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臺灣的民間儒者如何在一九三○到六○年代，與跨越政權變化的不同官方儒教互相折衝或整合。本文最重要的論點是：無論是日人或民國政府，都利用其體制性權力，透過學校教育促使民眾認可官方的儒教觀，並排斥民間的儒教觀；另一方面，臺灣的民間儒者雖然面臨官方壓力，卻始終不放棄自身的「宗教

」信念。為了這個堅持，民間儒者或者擴大社會網絡連結，或者對官方的意識型態虛與委蛇，但也都持續保持一個合作協力的態度，以減輕官方的壓迫。最後，從文教政策對整體儒教活動的影響來看，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可以被視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另一個轉型階段的開始。本文的論點與發現，辨明儒教活動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即使脫離了科舉制度，邁進現代化社會，以「儒」為標籤的道德論述仍持續與政治意識型態、倫理觀、宗教信仰等環節緊密連動。其次，無論從儒教文化圈的視角，或是從儒教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本文都能貢獻一個具體實例，來說明「儒」的多元性：一方面，「儒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確實可能發展出互有異同的

制度與生活；另一方面，「儒教」在不同身分、不同社會地位的儒者身上中，其內涵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談論「儒」的時候，不能忽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