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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造成的斷裂vs.保母的自我培力策略—臺北市在宅日托保母的經驗整理與反思

為了解決保母登記證的問題，作者徐珮玲 這樣論述：

關於保母的研究在國家圖書館中已經有需多豐碩的成果。然而，卻鮮少論文著墨保母在面對自身相關的政策時有是否有參與權？政策的規劃者是否有與保母做充分的溝通？而這些政策會如何影響保母？保母在面對這些非量身打造的托育政策時，是否知道有法律救濟方式？ 在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政策上路後，筆者透過質性研究的角度，深度訪談7位已經加入合作的保母，並輔以性別統計的數據做性別分析，觀察一個立意良善的政策是否對保母有任何形式的傷害及影響？來探討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政策中，其收費限制規定是如何影響保母的托育經驗，試圖察覺保母在托育實務現場面臨的性別歧視。本論文主要發現如下：一、發現政策對保母實施的三大歧視：1.

透過保母系統機構宰制保母。2.以價格上限削弱保母主體性。3.利用保母的內化規訓貶值托育母職價值。二、保母翻轉並自我培力，發展出以下三種策略：1.掌握職業主導權。2.運用多元彈性溝通與家長協商找回界線。3.以柔性不服從維護托育母職價值。三、本研究的結論：未讓實務現場保母參與制定的政策，不但是性別歧視，更鞏固／強化性別隔離現象。使得女性保母工作階級不但無法提升，更讓男性因價格上限政策所反應出「低報酬高工時」的工作條件，對保母行業望之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