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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價值之詮釋─以中正紀念堂為例

為了解決丰明殿信義的問題，作者吳宜璇 這樣論述：

文化遺產價值應如何詮釋？對於詮釋產生之衝突，又該如何解決？可否存有另一種觀看方式，讓不同詮釋群體，在「詮釋」實踐過程中，皆可獲得較多的愉悅(pleasure)，使詮釋的衝突性，可從「破壞」與「分裂」的角色，轉化為具「建設」與「整合」的正向力量，實踐如辛普森(George Simpson)所述之「共有 (communal) 衝突」。是以，本文藉由當代爭議性較高之中正紀念堂為例，以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為論述之深層基礎，開啟文化遺產價值詮釋之操作。 本文論述共分為四部分，首先，本文從詮釋學之典範轉移來反思與文化遺產價值詮釋之相關議題，並以高達美(Gadamer)哲學之「

提問」(Fragen)作為論述依據，闡釋應如何開啟、實踐文化遺產價值之詮釋，以及澄清在詮釋過程中可能發生之疑旨。其二，藉由本文建構之詮釋操作模式，反思文化遺產的顯著「特徵」與「價值」(歷史、藝術與科學)之關係，找出有助於判定價值之詮釋面向，建構文化遺產價值判定之初步架構。其三，實踐本文建構之價值判定假說，建構中正紀念堂在歷史、藝術與科學之價值論述。最後，在結論的部分，本文將持續實踐高達美之哲學觀──提問與思考，反思文化遺產價值的意義；在「案例」的部分，則以「紀念性」（monumentality）議題，重新進入詮釋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反思本文建構之中正紀念堂價值論述

。

柳宗元議論散文研究

為了解決丰明殿信義的問題，作者程麗娜 這樣論述：

柳宗元是中國傑出的散文家和詩人，其一生可以永貞新政為分水嶺。此前，踔厲風發，名聲顯揚，於高中進士、博學宏辭科後，授集賢殿書院正字，任監察御史里行，順宗即位後，又拜禮部員外郎，仕途一帆風順。後卻因永貞革新失敗，遠貶永州十年，之後再任柳州刺史，卒於任上。 面對如此挫折，有的人能向挫折挑戰，矢志不移，百折不撓。有的人卻從此一跌不振，精神崩潰，陷於絕望。柳宗元遇此衝擊，並未澆熄他的濟世之心，他始終堅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實施的政治改革是正義的，是符合國家和百姓利益的，他們「勤勤勉勉，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 。即使遇到政治上的打擊，他仍堅持人生在世，就應「勵

才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 ，使「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 。縱使受到挫折亦不降心辱志，改變初衷，「然茍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 。 　　無法在朝廷施展「立德」、「立功」的抱負，柳宗元轉而選擇「立言」的道路作為弘揚、延續理想的方式。他相信「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且「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 。所以，柳宗元積極著書立說，實現自己的志向。他深鑽百家著作，探索治亂之本，在哲學、歷史、文學、社會、人生等問題上，總結古今成敗的經驗教訓，發表許多創新的見解，而這些觀點就呈現在柳宗元的議論散文中。

　　柳宗元的議論散文內容主要在闡明他的政治思想、文學主張、歷史思想和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方面，他主張中央集權，制藩伐叛；官為民役，無為而治；任人唯賢，力行仁政；改革稅法，均賦薄斂；明辨刑禮，不可迷信。例如：在〈封建論〉中，他總結了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雄辯地闡明郡縣制優於分封制，其說不僅對當時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具有現實意義，而且使人無力對他進行反駁。故蘇軾說：「宗元之論出，諸子之論廢矣。」 　　柳宗元把聖人之道稱為「中道」、「大中之道」。〈時令論下〉說：「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及「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 他所說的中道以儒

家的禮、義為指導思想，達到輔時及物，改變現實的政治為目的。對於推天引神，以為靈奇的說法，一律予以批判。在〈貞符〉中否定君主受命於天，以為應受命於生人。〈送薛存義之任序〉闡揚民本思想，〈辨侵伐論〉提到制藩伐叛之法。〈晉文公問守原議〉則藉古諷今，指責晉文公不在朝廷公開討論人選，而私議於宦官，開啟賊賢失政之端，實則隱含柳宗元對於唐朝君王縱容宦官干政的不滿。〈六逆論〉論述任賢之道，柳宗元認為《左傳》所謂的六逆，只有「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這三逆為亂之本，至於「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則可謂理之本，而不可曰亂。因為擇君當以賢能為準，不問嫡庶，置臣亦當以賢能為決，而不問親疏與新舊，才可平治天下。〈答貢士

元公瑾論仕進書〉、〈復吳子松說〉、〈楊京兆憑書〉等篇亦談及識賢之法與薦賢之道。 　　在政策的施行上，既已任用賢才推行仁政，則宜使各階層的官員都能各司其守，故〈守道論〉中說：「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則談到改善唐朝賦稅的方法，以減輕人民負擔，達到稅制公平。〈蜡說〉、〈時令論〉、〈與呂恭論墓中石書〉中，柳宗元主張廢除迷信。以上諸文皆可見柳宗元政治上進步卓越的創見。 　　天人思想上，柳宗元主張天人相分，而且對於宇宙的演進採自然演化觀。〈天說〉、〈天對〉、〈斷刑論〉等文章中，他闡發天人相分之理，認為天地屬於物

質的自然界，乃是由元氣構成，一切人間禍福皆是「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且「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禍於道者也」 。他強調「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 ，一切假借神意欺民者，皆非正道，批判所謂天人感應之說，其論點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重大的影響。 　　柳宗元進一步將「天人相分」的觀念推及到人事上，他對人事的看法，也完全擺脫天命、鬼神的羈絆，強調人為的力量，如〈貞符〉的：「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玆惟貞符哉！」 真正的休符是仁政，不是天瑞。〈封建論〉中亦提出原始人類為了求食、求偶而爭鬥不休，遂有「強有力者」出而治之，

建立君臣什伍之法，於是德紹者嗣，道怠者奪。因此，君主受命，自始就非受命於天，而是受命於人。 　　柳宗元和韓愈、劉禹錫在天人關係看法上則有以下差異，韓愈所談的天與「天氣陰陽」合，天有其意志，不過天的意志與人的意志並非一致，乃是截然二分，天的善惡準則與人的善惡準則正好相反。因此天、人的利益不一致，所謂的天人感應乃是天以賞善罰惡的方式進行。柳宗元則認為天不能賞善罰惡，一個人是福是禍完全取決他自己的所作所為，「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劉禹錫認為天之能在生植，其用在分別強弱；人之能在法制，其用在分別是非，因此在天人關係中，天、人各有其勝場，彼此區隔又互相作用，但是不

可相互取代，這就是「天人交相勝」。柳宗元則認為天既然自生而植，不為人謀，人又何必談「人勝天」、「交相勝」，而且「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 ，這就是「天人不相預」。所謂「強有力」、「聖且賢」者，都是人類自身之事，劉禹錫的天勝人勝說法，柳宗元認為是「過德乎人，過罪乎天」，實則「法制與悖亂，皆人也」 。 　　文學主張方面，柳宗元闡揚「文以明道」，提倡文學要對現實社會發揮褒貶和諷諭的作用，「辭令褒貶，本乎著述」、「導揚諷諭，本乎比興」 。根據「著述之文」和「比興之文」的不同體裁特點，柳宗元要求「著述之文」要「高壯廣厚，詞正而

理備」，因為這類作品以說理為主，需舉證充足，說理周詳；「比興之文」要「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以辭藻與形式的優美表現，造就優美的意境。 　　他主張「文質相資」，反對「無乎內而飾乎外」之文，也反對「有乎內而不飾乎外」 之文，強調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結合，既有善的思想內容，也有美的藝術形式，做到「詞正而理備」、「言暢而意美」 ，亦即文道並重。 　　在〈說車贈楊誨之〉中，柳宗元提到「方中圓外」的處世之法，此亦其文學主張。「方中圓外」可從兩方面說明：「圓外」指的是表現技巧的多樣性，「方中」則是他以道為中心的基本主張。因此，文學作品的表達方式上可以多樣化。柳宗元談到

取道之源和為文之法時，提出要取用五經的體要及精神，並參酌吸取《榖梁》、《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國語》、《離騷》、《史記》諸書的優點，充分發揮於文學的創作上。此乃柳宗元為文的根本，即他以道為中心的「方中」主張。「方中」的功夫就像植物的根基，而文學表現技巧的多樣化，就像植物的枝葉能各展丰姿，正是「圓外」之工。 　　柳宗元的寫作方法包括「抑」、「揚」、「疏」、「廉」、「激發」、「固存」，依照此法使文章達到「奧」、「明」、「通」、「節」、「清」、「重」的地步。針對寫作六法，清代何焯說： 　　　下六句乃即臨文言之。抑、揚二句，謂命意也；疏、廉二句

，謂布勢也； 　　　發、存二句，謂鍊格也。 　　總之，柳宗元以明道為總目標，他為文取源五經並旁參子史百家，寫作先誠其心，去二心、除二氣，徹底實踐「內方」的功夫，文學表現手法多樣而創新，達成「圓外」的要求。 　　在歷史思想方面，柳宗元認為歷史之用在經世濟民，以史為借鏡。故章士釗在《柳宗元》一書中曾說： 　　　有益於世四字，為子厚律己化人，萬變不離之主旨。蓋不益世用，聖人之道可廢，反之，有益於世，即滑稽亦不為非。 因此，柳宗元對歷史事件，祖述典籍的評價，也是以此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在撰史的態度上，他

主張秉筆直書，不畏災禍。 　　在史料蒐集與古書的考辨上，柳宗元亦有輝煌成就。他針對《論語》、《列子》、《文子》、《鬼谷子》、《鶡冠子》、《亢倉子》、《晏子春秋》七本書的作者、時代、文體、思想提出辯論，開啟了近代古籍考辨的先河，宋代人的疑古之風也是受其啟迪，故明代胡應麟在《四部正譌》中稱讚他：「抉邪摘偽，判別妄真，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 從此處可看出他注重歷史真實性，具有濃厚的歷史意識。 　　從柳宗元議論散文的結構藝術與語言藝術兩方面分析，他的議論散文在結構藝術上具有靈動變化，別出心裁；結構嚴密，條理分明；騰挪跌宕，曲折起伏等特點。語言藝術上則有簡潔精鍊

、遒勁峭拔、精麗奇特、靈活生動的優點。 　　以結構來說，他能結合具體的情況來安排組織文章，使其靈活多樣，富有變化，正確反映事物發展的規律，以及事物間的聯繫，將文章牽涉到的人、事、物，做妥善的組織和安排，使其首尾周密，表裡一體。 　　再以語言藝術來說，柳宗元作品風格洗煉，語言上不拖沓、不含糊、無贅語，簡潔精鍊，勁直乾脆。他的散文語言遒勁峭拔，說理強勁廉悍，用字奇峭。故韓愈曾謂宗元：「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 其語言亦精麗奇特，散發出沉鬱凝鍊的清幽之美，並表現在題材、意境中，他好記奇人、奇事、奇景、奇物，藉以寓託旨意。

此外，柳宗元文辭亦自出機杼，生動創新，顯現出靈活生動的特點。 　　關於柳宗元散文的評價，本論文以時代分期敘述。整體來說，唐、宋時期批評他信道不篤、大節有污者較多，因此訾議柳文者甚眾。而明、清之後，部分歷史學者從不同角度看永貞新政，對於柳宗元的政治立場給予較多同情，評論柳文亦較中肯。撇開對柳宗元個人的行為評價，喜愛柳文者亦眾，對其文學成就多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