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結構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財政政策的產業效應研究：以中國為例

為了解決中國產業結構的問題，作者王文甫 這樣論述：

　　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債危機，對全球的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各國都在尋找使本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調整方式。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粗放型的發展方式更是遭到了嚴峻的挑戰，暴露出中國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等問題的嚴重性。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 　　因此，在當前經濟形勢下亟須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不僅可以有效地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而且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前提條件。 　　從理論角度出發，市場和政府都可以完成對產業結

構的完善和升級，但是，市場對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較長的時間，並且面臨的未知風險也較多。而政府出抬的財政政策卻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針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同問題，政府可以快速制定和實施相應的財政政策予以解決，有效的政策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得到理想的效果。 　　在中國三大產業發展和調整的過程中，政府的財政政策始終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雖然中國三大產業在結構和規模上都處於不斷的調整和變革之中，但是與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三大產業的發展仍存在著諸多問題。本書通過實證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中國三大產業的差異性影響，為調整財政支出的規模和結構及促進三大產業的發展提供參考借鑑。  

中國產業結構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產業升級真的需要供地政策的保護嗎—中國大陸廣州市的實證研究

為了解決中國產業結構的問題，作者馬梓洲 這樣論述：

伴隨著工業地價上漲，廣州市工業內部產業升級也同時正在發生，而以往文獻研究地價影響產業升級，往往忽略了對工業內部和城市內部的研究，政府為了進一步推動產業升級，實施保護高新技術企業的供地政策，本研究試圖通過探討廣州市工業地價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分析供地保護的政策效果。研究基於生產要素替代效果（Substitution Effect）和土地供給的理論分析，採用組內（Within-Group）估計的個體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Two-Stage Least Squares）對廣州市2007年至2017年的面板資料（Panel Data）進行實

證分析，結果顯示，工業地價上漲對產業升級整體上有促進作用，但是這種促進作用只在靠近市中心的區域顯著，而在遠離市中心的外圍區域並不顯著，因為地價通過推動產業轉移實現產業升級，遠離市中心的外圍區域由於處於動態均衡而產業升級不顯著。分析認為，供地政策的保護由於削弱了工業用地的市場需求而導致地價有下跌的趨勢，從實證結果來看這並不利於產業升級，本文認為，充分競爭的工業土地市場，比起保護高新技術企業的供地政策，能更有效地推動產業升級，建議政策重點應該從供地保護政策，調整到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尤其是遠離市中心的外圍區域。

人民幣匯率變動 對中國產業升級的影響研究

為了解決中國產業結構的問題，作者劉飛宇 這樣論述：

　　隨著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加速，匯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已備受世界關注。為此，本書以當前實際有效匯率在垂直專業化分工中的形成機制為切入點，在對中國目前的產業發展狀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不僅為充分利用人民幣匯率變動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提供支持，而且對中國制定更為合理的匯率政策和產業政策以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指明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本書遵循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等研究方式，結合國際收支理論、國際投資理論以及

匯率理論等理論學說，圍繞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國產業升級的影響問題展開研究。全文共分為七個章節，各個章節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明確研究目的與意義。 　　第二章，文獻綜述，明確本書的研究基礎和對已有文獻的可能改進之處。 　　第三章，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測算，明確垂直專業化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測算方法，並得出測算結果。 　　第四章，中國產業發展的演變分析，明確中國產業結構以及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情況和變化趨勢。 　　第五章，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明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 　　第六章，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明確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行業自身升級的作用。 　　第七章，結論及政策建議，明確本書的研究結論和可提供的政策對應建議。  

中國大陸個所稅與低保制的所得重分配效果

為了解決中國產業結構的問題，作者彭志平 這樣論述：

　　以古以來人類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也關切分配正義的問題。1979年大陸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在鄧小平「先讓一部份人、一部份地區富起來」的理論指導之下，雖然經濟快速成長，但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基尼係數持續偏高。大陸當局試圖以個人所得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但經本論文測算，個所稅的所得重分配效果低落，甚至惡化所得分配差距，但對所得重分配的影響微弱；低保制可以降低基尼係數，對所得重分配的效果雖高於個所稅，但影響程度亦屬微弱；低保在農村縮小「高收入戶」、「低收入戶」兩組收入相對差距的效果則較為明顯。本論文進一步探究，發現個所稅、低保兩種制度所得重分配效果低落的原因，除了受到制度本

身的政策內容設計和執行的影響之外，還因決策價值的衝突、政策目的設定的衝突、政府部門間政策目的的衝突、資源配置的衝突、政府部門的自利等層面的制約，形成理性的侷限，凸顯了個所稅、低保兩種制度在理性選擇下的有限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