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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

為了解決中國經濟崩潰的問題，作者江勇振 這樣論述：

中華民國歷任最久的聯合國大使——蔣廷黻 　　★ 運用蔣廷黻英文日記（1944-1965）掌握史家從政後半生 　　★ 直接援引《口述自傳》，修正白色恐怖時期譯本曲筆 　　「我不喜歡從俗、隨波逐流。我行使我獨立判斷的權利。這個習慣讓我在工作崗位上所付出的勞與憂，都遠超過一般官場上所定義的勞與憂。然而，這樣的態度才能使人生有興味、有挑戰。」——蔣廷黻 　　「在你從政以後，現代中國毫無疑問地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歷史家。……然而，即使如此，我知道作為史家的你，會有史家的視野來意識到你傑出的貢獻。這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的。」——美國漢學家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蔣廷黻

是一位卓越的歷史學者，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歷任南開大學與清華大學教授。他亦是一位傑出的政論家，評論散見於《大公報》等著名刊物，並與胡適共同創辦《獨立評論》。然而，蔣廷黻在現代中國集體記憶裡重新出土的時間，比胡適晚了近二十年，不只因為其從政生涯遠長於學者生涯，更因他是中共政權在政治上的敵人。 　　離開學界後，蔣廷黻歷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與駐美大使，而他在聯合國與美國的首要任務，便是阻擋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阻止美國承認中國。美國頒給蔣介石的兩道「免死金牌」——「緩議方案」與「重要問題」——在他的斡旋下，讓中華民國保有聯合國席次二十年。 　　江勇振

繼《舍我其誰：胡適》四部曲後，為學優則仕的蔣廷黻作傳，以三份難得的珍貴史料為基礎：英文版《口述自傳》、1944至1965年的英文日記，以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描繪出歷經國難驚濤的一代外交官風範，與蔣廷黻個人生命的愛恨灑脫。 　　江勇振：「許多喝過洋墨水的近代中國人常會用英文寫下不可為國人道也的秘密。胡適如此，蔣廷黻也如此。……蔣廷黻在日記裡批評蔣介石的話如果是用中文寫的，而且如果在大使任內就流傳，他的命運至少一定會跟葉公超一樣，被召回而且軟禁。」 　　▍關於中日戰爭——1938 年8月20日 蔣廷黻寄胡適信： 　　因為缺乏醫療，許多受傷的人死去。非常高比例的人沒有得

到任何救助。有些餓死、渴死。情況非常慘。委員長身邊的人只告訴他好的消息。我不認為他知道實際的情況。……如果戰爭再持續六個月，我們可能會淪落到被敵人和憤怒的百姓夾擊的地步。當然，日本害怕其經濟結構會崩潰。我們不怕，因為我們根本連那個結構都沒有。中國經濟崩潰，就會是以傳統流寇（banditism）的現象來顯現。那些高喊抗戰的人是躲在後方的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真正在戰場上的人所吃的苦。 　　▍關於美蘇冷戰——1948年6月22日 蔣廷黻日記： 　　雖然我投票贊成美國的提案，但我並不是完全樂意的。當然，最好的作法是讓核子武器從這個世界永遠消失。然而，究竟是讓美國或蘇聯擁有這個武器？這個選擇很容易。如

果蘇聯比較像樣一點（more decent）的話，我是會樂意加入它的陣營來禁止核子武器的。將來，這個世界也許會後悔美國有這個武器。 　　▍關於國共內戰——1948年12月31日 蔣廷黻日記： 　　今年值得誌記的是國民黨的崩潰。從它興起到滅亡總共歷時二十五年。其興起是拜民族主義以及北方軍閥的腐敗之賜。其滅亡則是由於：一、長期對日抗戰；二、食古不化（medievalism）；三、未能改善老百姓的經濟情況。造成後者的原因是由於沒有眼光，以及由個人野心所造成的長期的內戰。……國民黨在其所存在的二十五年之間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1950年12月4日 蔣廷黻日記 　　

他［顧維鈞］從華盛頓核心人物得來的消息說「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會讓給赤共。我相當樂觀地進去，而卻沮喪地出來。我就是不理解：如果美國守不住韓國，就撤退好了；中共沒有海軍，沒有辦法到任何地方去打美國：為什麼要平白地用「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去交易？ 　　▍關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2月12日 蔣廷黻日記： 　　在協防條約簽署、台灣安全了以後，老蔣將會繼續扮演他導師—領袖的角色，亦即，獨裁者——一個小島上的小獨裁者。他將永遠不會體認到他的缺點或者認清事實。俞國華是他找到的一個理想的行政院長——一個基督徒的應聲蟲；同樣地，張群是他理想的祕書長。前景黯淡。他毫無疑問地會發表一些說教式的文告來

滿足他的虛榮心（amour proper）。

中國經濟崩潰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和平崛起論」暨中國崛起政治經濟意涵

為了解決中國經濟崩潰的問題，作者張冠傑 這樣論述：

兩岸關係政冷經熱，中國藉由日益上昇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干擾我國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從政治到經濟、社會、文化領域，都可以發現中國與台灣在國際場合上彼此競爭的緊張局面，而台灣經常屈居於弱勢的不利位置，其主要原因與中國國力崛起的現況有著絕對的關聯性。台灣在全球化時代要如何因應中國崛起的現實狀況是目前我國應該要嚴肅面對的課題。故本論文欲研究全球化時代下，我國應該如何在中國崛起並且刻意在國際舞台邊緣化台灣的逆境下，洞悉中國國力的虛實，避實擊虛。本論文的研究途徑以現實主義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理論作為運用相關資料的參考標準。本文的研究架構是先探討「中國崛起」的概念及發展過程，接續分析外界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包括對「

中國威脅論」的輿論反應及中國的「和平崛起論」戰略，接續分析中國經濟崛起的現況，以及中國國際地位在國際政治中崛起的現況，最後在結論中將「和平崛起論」與中國崛起的現實作為做一個比較分析得出結論。本論文研究的時間範圍，除了1979年至2001年的背景敘述外，中國國際政治外交崛起的分析內容主要設定從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後，至目前2005年為止。中國經濟崛起的分析內容主要設定從2001年11月中國以「開發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始，至目前2005年為止。中國「和平崛起」論述是中國的新大戰略，此戰略的目標是達成「不戰而主東亞」。中國計劃運用經濟國力來加深對亞洲鄰國的影響力，孤立台灣以謀求

吸收台灣。用經濟國力輔以文化國力來抵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並且中國企圖在未來的東亞地區扮演更具有領導決策權力的強國。北京一向堅持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儘管近年來在經濟上獲得顯著成功，但中共領導人應認知到任何有組織的社會都會面臨到合法性的危機，這樣的認知是邁向政治多元主義的第一步。中國在未來成功轉型為市場經濟之後，中國共產黨將不再永遠是惟一的選擇。維繫經濟成長已經成為延續中共一黨專政的關鍵問題，市場經濟管理的錯誤可能帶來政治上的強烈動盪，權力與責任的下放將受到現實所迫而加速進行。經濟私有化與合理化會促使中共不得已弱化其在許多決策過程中的寡頭權力。中國政府如果不願意在政治上對世界自

由民主潮流開放，將不可能達到其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規劃。中共領導階層想以和平崛起論來消弭中國威脅論，近年來陸續以斡旋區域爭端的姿態活躍於國際舞台，此舉有利於執政者發展國內經濟與解決國內問題，對中國整體國力增強頗有助益。中共將「祖國統一」訂為本世紀三大任務之一（另外兩項為現代化建設、世界和平共同發展）。未來中共對台政策著重在「反獨」，將持續塑造國際反台獨氛圍，繞道華府牽制台北。並且強化「三通」攻勢，以民間力量拉近我國在政治上日漸增加之疏離感。是故台灣面對中國大戰略的步步進逼，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將會持續增加，期待朝野官民不分黨派捐棄成見，共商對策。

蛻變·新生：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

為了解決中國經濟崩潰的問題，作者趙偉 這樣論述：

本書通過詳細縝密的研究分析以及翔實的數據事實，從結構主義經濟學的視角，回應了當前社會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疑問，諸如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經濟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口和制度紅利結束論等觀點，闡述了中國經濟在結構轉型的道路上經歷的從蛻變到新生的過程，指出了結構轉型的未來方向，同時也介紹了一些國外的經驗和做法，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提供了更廣泛的國際視角。 趙偉，現任長江證券研究所宏觀部負責人、首席宏觀債券研究員、中國保險資管協會首屆特約研究員、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高級研究員、上海市金融學會會員等。復旦大學金融學博士，代表性著作《中國貨幣政策績效研究》等。

市場經濟對中共政治傳播影響研究

為了解決中國經濟崩潰的問題，作者汪子錫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 中國大陸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後，繼之在1992年實施市場經濟體制；由於這些經濟結構的變化，是否會導致中共治傳播的變化，是本論文研究旨趣所在。由於市場經濟引進相當程度的經濟自由，然而在政治上卻保守依舊，這使得中共掌控大眾傳播媒介作為「黨的喉舌」，執行黨國體制下的政治宣傳發生了結構化的困境。保守的政治如何與自由的經濟相處對話？既然當局取銷了對傳媒的財政補貼，消費者決定了傳媒的興衰，那麼傳媒應該向誰負責？要做誰的喉舌？ 在探討中共政治傳播課題時，本研究參考Denis McQuail的建議，將政治傳播結構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與技

術結構三個部分探討。另外，將社會成員中的政治傳播決策者（國家機器）、政治傳播中介者（媒介機構）與政治傳播訊息接收者（人民群眾）視為結構中的行動者來觀察，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釐清以下問題： （一）市場經濟期間發生的結構變化，國家機器採取何種行動？ 包括政治傳播政策、國家機器運作的行動。 （二）市場經濟期間發生的結構變化，媒介機構採取何種行動？ 包括傳媒機構的商業化、競爭擴張與創新制度行動。 （三）市場經濟期間發生的結構變化，人民群眾採取何種行動？ 包括政治參與、新聞自由策略與意見

自由市場等。 （四）行動是否導致結構與行動者的繼續改變？朝什麼方向改變？ 本論文的研究取徑，包括導入國家發展理論（theori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的見解，和A. Giddens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導入國家發展理論，是因為中國大陸在現代化過程中伴隨而來的諸多結構性問題，包括經濟發展與公民政治參與的需求，與國家發展理論相關理論有相符的部分。而導入結構化理論的原因，則是出於論文撰述時的設計。 中共為了因應傳媒的市場經濟規律，調整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傳統政治傳播思想，

成為要兼顧「政治宣傳」與「經濟利益」二者；這樣的改變影響了政府調控的力量與政治傳播的內容表現。大陸傳媒市場化中的受到許多政治因素的影響，但是大眾傳媒市場化的發展使得經濟利益與政治管制出現扞格。 政治、經濟與技術的環境結構影響了政治傳播的結構，即政治傳播的政策與制度，既有的政經結構是政治傳播結構的前提，兩個結構具有連續性，而市場經濟促使計劃經濟時期的結構都發生了變化。在變化發生的前後加以比較，在結構制約與行動回應的交涉的領域中，將傳媒機構視為行動者，觀察其能動性，主要介紹的是報業機構、廣電機構和新媒介。 依照大陸政治傳播運作的實況，中共政權

視報紙與廣播電視為最要的政治傳播工具。新媒介互聯網（internet）在大陸被稱為「第四媒介」，互聯網的特殊性是它不僅讓訊息接收者純然作為被動的收訊者，還可以讓訊息接收者成為主動對外傳播的行動者，為中共政治傳播帶來了新的衝擊，也成為人民突破中共新聞封鎖的傳播技術。 在結構變化下，人民出現了政治參與的需求，這是植基於現代化發展後出現的「人權」主張。但是中共當局將「人權」解釋為「生存權」是不完全的，因為人權必須植基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意見自由市場。而訊息接收者（消費者）要求政權賦予更多、更開放的新聞內容，正是要求政治參與的行動之一。 空

間結構的變化，使中共的統治更遭到挑戰，這種可能是全社會發生的質疑，亦不復封閉空間結構時期的易於整肅與阻止。而這一切都與市場經濟的結構變化有關，因為人民正在成為市場中擁有能力的消費者。 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恢復市場」的內涵不僅僅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而是社會結構的一次非常深刻的轉化和變遷。市場化是一個包括著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和社會所有領域變化的社會歷史變遷過程，其內涵及意義都是非常豐富。本研究除了對「喉舌論」做微觀的檢驗以外，也以國家發展理論、國家中心論的角度來檢驗與市場經濟制度下政治傳播出現的變化。

市場經濟將中國大陸原有的「單一黨派媒介體制」推向演變；以往中共是以政治掌控和經濟調配控管傳媒，但是一旦當傳媒機構進入市場以後，就開始與「消費者」發生供需與交易可能性，以市場為導向時，中共政治傳結構就由新的結構化主導了政傳播的運作，但仍然是在國家主導的意識型態之下進行的。中共政治傳播制度在經濟管制層面出現了弱化現象，宣傳化的政治傳播制度正在採取「擦邊球」的方式放寬，只要不挑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傳媒經濟活動相關的制度將向更符合市場經濟自由化的規律發展。而這樣的變化會隨著傳媒機更深化的市場性格，將會影響中共政治傳播朝更開放的方向發展。 關鍵字：政治傳播、大眾傳播、新

聞自由、市場經濟、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