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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錄影於刑事程序之運用及容許性界限

為了解決yale保險箱的問題，作者吳秋宏 這樣論述：

隨著科學偵查時代之到來，在一味重視自白，轉而講求科學辦案，重視科學證據的氛圍下，照片、錄影等記錄媒體由於取得容易、價格低廉，而且具有可保存性、可再現性、可複製性及可迅速傳播性，因此以照相錄影作為偵查手段的情形，越趨普遍。 此種情形，在犯罪偵查以外，同樣可見。行政機關基於預防犯罪等行政目的，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大量設置監視錄影器的結果，對於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固然具有正面意義，但同時也引起「監視社會」或「警察社會」的疑慮。 上開照相錄影之目的，固有犯罪偵查與行政調查之別，但均係公權力機關所為，且就刑事程序而言，均以刑事證據的性質呈現在刑事偵查及審判程序。對於大多數人民來說

，往往會引起不快與不安，不免或多或少造成不利益。 以往國內文獻對於照相錄影之探討，大多著重民事侵權責任（民事法）及憲法上基本權利侵害（行政法），有關刑事程序的論述，不論廣度或深度均相對有限，諸多實務案例更是在近乎未見說理之下全盤採為證據資料。以照相錄影手段取證之過程，不須使用物理上的有形力，相對人往往毫無所悉，與拘捕、搜索扣押及羈押等強制處分，並不相同。然而，在內政部要求全民提供指紋及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的爭議問題，相繼經司法院大法官認定侵害人民之資訊隱私權與秘密通訊自由之後，以照相錄影蒐集個人肖像及身體活動等資料，會否造成人民基本權利之侵害，實務運用是否妥當適正，誠值思考。 舉凡

各種照相錄影行為之性質，其適法性基礎，是否對於個人權利或利益造成侵害，可得實施之容許性界限，以及相關證據性質，與自白法則、傳聞法則、證據排除之關係等刑事證據法則問題，實有待以照相錄影之性質及與憲法上基本權利之關連性為基礎，藉由分析、檢驗刑事程序所運用的各種照相錄影行為之屬性，加以釐清。尤其法規範密度是否足夠，如何避免政府機關假行政調查之名，行犯罪偵查之實，規避司法審查與監督，更是攸關程序正義之課題。本文將從理論與實務之角度，透過比較法的觀察，逐一探討此等問題，並根據研究心得提出具體的法律意見與修法建議，希望藉此拋磚引玉，作為學界與實務界繼續研究、斧正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