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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在日本的歷史景點發展探究—長崎出島和蘭商館跡

為了解決voc電子鎖大陸的問題，作者陳彥妡 這樣論述：

日本江戶時代鎖國期間唯一與世界交流、獲取海外情報的舞台，甚至為日本邁入近代化契機的「出島（Dejima／Deshima）」，在日本開國後因政策與工程導致扇形島型完全消失，但在1922年（大正11年）列為國家指定史跡，並於1951年（昭和26年）起長崎市政府開始計畫與執行出島復元工程，以期將出島復元至19世紀初的樣貌。出島自2006年起作為一遺跡與史料館開放民眾參觀，在以異國風情著名的長崎地位相當重要，它不僅是為遺跡與史料館，亦為一寓教於樂的休閒空間，平均每年吸引四十萬人前來一覽歷史的軌跡。史料館為博物館的分支外，相當容易吸引文化觀光活動的結合。近年利用遺跡再現的建築與地域活化，並與觀光結合的

案例增多，但截至目前以文化觀光學或博物館學等領域的出島研究鮮少。在本研究中筆者欲以文化觀光學、博物館學與社會學等領域知識及田野調查，自回顧日本與荷蘭這段期間的歷史脈絡，再分析出島的展示與文化觀光相關活動，以探究本研究之重點－出島如何以展示與文化觀光活動來詮釋傳入的歐洲文化、及日蘭文化之交融。除了期許突破現有出島研究領域外，在本研究論文的最後，筆者也欲透過分析試著發掘未來更多可能的研究方向。

承繼還是變革？：荷鄭時期臺灣島統治策略與財稅制度的演化過程

為了解決voc電子鎖大陸的問題，作者吳立宣 這樣論述：

本文的意旨，主要在於探討荷蘭與明鄭時期臺灣島內財稅與統治策略的演化過程。傳統上，關於這樣的討論有著兩種不同的論調，其中一種論調居於主流，認為荷蘭人帶有相當濃厚殖民統治的剝削性質，而鄭成功進入臺灣的過程當中，不僅屏除東印度公司各種殖民制度外，更帶入一套中國式的制度體系。另一派的聲浪則與之相對，他們認為荷蘭人的制度遺緒並沒有隨著鄭成功的進入而遭到消滅，反而在某種程度上為明鄭當局所利用，甚或成為日後清領時期島內各種病灶的來源。面對到兩種論點的矛盾，本文對三個命題進行懷疑，一為荷蘭與明鄭時期在制度的面向上到底是接續還是變革？一為鄭成功所帶入的制度體系是否與中國傳統的政治典範有所相同？尤其是在

十七世紀中葉的中國東南，鄭成功建構起他的軍事王國，而這與明王朝深層的政治典範似乎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最後為東印度公司是否同上述的論調般，在統治福爾摩沙的過程中採取剝削性質的殖民統治？ 誠如本文所揭示的一般，荷治時期東印度公司採取分類的方式進行統治，大員商館賦予不事生產的土著村社封建臣屬的地位，由其補充商館所不足的軍事武力，並配合商館各項的經濟措施；而具有生產能力的漢人則被授予開發與商業貿易的任務，由其擔任經濟活動的主軸。總體而言，在荷蘭人的治理框架下，商館、漢人與土著村社形成一套完整的互動架構，東印度公司在此三角關係當中居於高位，不斷穩定與協調兩者間的互動模式，並藉此達成商館獲利的目標。

與之相對，明鄭當局發跡於明王朝崩壞的當下。不過鄭成功並沒有受到王朝文武與道統問題的影響，透過皇帝的授權，他著手建立起一套軍事行政的系統；當中用以支持王朝存續的文人被屏除於這套行政體系之外，重要職位全由他的親屬、部眾與家人充任；而這套系統所服務的對象也並非遠在西南的永曆朝廷，反而是具獨裁者地位的國姓爺。 1662年，鄭成功因北伐失敗轉而攻略臺灣，他對荷蘭人所遺留下的制度並沒有加以重視。1664年，鄭經失去了他在中國的基地，將明鄭當局的焦點放入臺灣；也在這個時候開始，明鄭當局開始對荷蘭時代的制度遺緒進行梳理。誠如本文所論及的一般，明鄭當局對於東印度公司的制度模式既在某些面向上加以消滅

，卻又在某些面向上採取便宜主義的方式逕行沿用；一方面明鄭當局受到這些先驗制度的影響，但又不理解荷蘭人的統治策略與制度脈絡；一方面明鄭當局也並非以營利為目的，因之東印度公司所形構的互動體系遭到明鄭當局破壞，且明鄭當局也並沒有因此將臺灣形構成一個大同世界。依照本文的考證，軍事統治的明鄭當局，其所收的稅賦重於荷治時期，而之所以產生如此的差異，除了與明鄭當局和東印度公司所面臨到的局勢不同外；更重要的在於，兩者在統治目的上有著本質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