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Taipei 在台北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大馬詩選 2.0：詩三百篇

為了解決Re Taipei 在台北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大馬詩選2.0》是1974年出版的《大馬詩選》的餘緖。相隔半個世紀，再編一部《大馬詩選》近乎瘋狂，物是人非、老成凋謝、不願再亮相的隱遁、國籍身分的變化、使《大馬詩選》again 的計劃，難乎其難。 　　不過，我還是做了，它不是艾略特的《荒原》，是《四個四重奏》的開始即結束，結束即肇始……那種近乎佛家的大圓滿。 　　從這部《2.0》，讀者會發現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到2021年5月的作品。那些被馬華文學大系、年度詩人特輯摒棄門外的詩人，在《2.0》令人驚訝地出現。他們的作品，構成馬華新詩史五十年来的脈絡。 　　一部詩史有大詩人、小詩人，不能說「我看不到他們」，就把不合

己意的作品掃到地毯底下去。《2.0》不用「ism」來分類，由作品反映史實，這比評論者那一套「想當然爾」的臆測靠譜許多。 本書特色 　　★ 將近四十年後重啟的馬華文學現代詩詩選，提供了相對寬濶的橫切面，讓許多未被看見的馬華詩人及詩壇新鋭，能有機會浮上水面！ 　　★ 《大馬詩選2.0》藉由廣泛的徵稿企畫，試圖回到詩人輩出、寫詩乃日常的盛唐時代，進一步勾勒出大馬的現代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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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態與性別的原初想像：當代台灣文學中的「野性」

為了解決Re Taipei 在台北的問題，作者吳東翰 這樣論述：

「野性」等一系列詞組在歷史中各個論述場域被賦予不同內涵。從過去的「野蠻」他者到當代的「野性」復振，皆觸及了殖民、生態與性別等多重權力關係的交集。面對現代性的浩劫，當前「回歸『野性』」的政治策略，看似具有抵抗效能，但卻走在「特殊主義」與「陽性中心」的陷阱邊緣。本研究一方面透過系譜學方法追溯這個詞組在當代台灣文學中占據的重要位置，一方面透過文本的細讀與多重詮釋，發展酷兒化的野性認識論。本研究認為野性在歷史中被偶然地建構，它不具備固定普遍的本質。為此，我以三組對象「女性」、「同志／酷兒」和「生態」討論。本研究發現野性的三種重要內涵：反認同、反幸福與反健全，並強調環境與邊緣族群的互生關係。本研究的批

判性分析觸及浪漫化與時間性的命題，而不論是在人物形象或是敘事手法上，單一的「原初」皆被解構。我討論的文本以四本具代表性的台灣小說：聶華苓《桑青與桃紅》（1976）、白先勇《孽子》（1983）、邱妙津《鱷魚手記》（1994）和吳明益《複眼人》（2011）為中心。除作品外，周邊評論和批評也共同打造了「野性」論述的在地特殊系譜。本研究在野性的意象之外，發展「再野」的觀看視角和認識框架，它並不冀望回歸前現代。當「酷兒」一詞漸失效力，「野性」展現持續抵抗理性邏輯秩序的潛能。

隱蔽的空間：寶藏巖地方故事集

為了解決Re Taipei 在台北的問題，作者林思駿 這樣論述：

　　收錄113篇故事揭露你從不知道的寶藏巖 　　......公館周邊的大學生在吃膩了學校附近餐廳的口味之後，偶爾會來寶村買便當；幾十年前的自來水園區雖然被政府列為軍事重地，但無論是寶藏巖還是公館商圈的孩童們都很愛闖入探險；而同樣和寶藏巖聚落均為法定文化資產的紀州庵，他們的管理者在面對老房子和地方社區的民眾時，又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與看法？對於某些在地人來說，寶藏巖可以是老人家周末和牌友打牌的所在，也可以是運動散心的好去處；對於關注文資保存、居住正義和生態環境的地方知識分子而言，寶藏巖更是指標性的存在，它提供了一個讓眾人觀摩學習、反省甚至是批判的場域。   　　一場以「空間」為題

的地方書寫實驗 　　集結了各式各樣描述寶藏巖的故事與其說是一段漫長村落生活史的修補還原，不如說這樣的文本累積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一種「情境式」的空間敘述，讀者可以藉由觀看不同人物對於寶藏巖的感受，加上自己的理解與想像，無論他對於寶藏巖是否熟悉，都可以在閱讀《隱蔽的空間》這本書之後，重新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寶藏巖的模樣。   　　【備註一】本書故事根據真實的口述訪談重新編寫而成，考量受訪者的生活隱私，部分文章當中提到的人物以化名的方式呈現。 　　【備註二】全書內容中英對照，讓更多外國朋友得以透過故事認識寶藏巖。   各界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列）   　　宋世祥_【百工裡的人

類學家】創辦人 　　吳光庭_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吳秉聲_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兼博物館館長 　　李清志_ 都市偵探、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李曉雯_ 台北國際藝術村總監 　　洪伯邑_ 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凌宗魁_ 建築文資工作者 　　陳懷萱_【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共同創辦人 　　康旻杰_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詹智雄_ 寶藏巖文化村協會總幹事 　　榮芳杰_ 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

曇花一現：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與中國文化傳教事業（1947–1951）

為了解決Re Taipei 在台北的問題，作者黃懿縈 這樣論述：

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1947–1951），是抗日戰爭結束，梵蒂岡與中國締結正式外交關係及建立中國天主教聖統制後，在上海開設的教務機構。其目的除了協調全國百餘個由不同傳教修會管理的教區之傳教活動，還有推廣文化傳教事業，運用各種現代傳播媒介，引導天主教徒瞭解信仰內涵並指導傳教工作，抗衡唯物論者的反宗教宣傳。它又在全國發展「聖母軍」，培育平信徒在神職人員將來無法履行牧職時，帶領及維持天主教團體的活動。最終，教務協進會的各項計劃因中共政權的取締而未能實現，其要員被逮捕、驅逐，或在監禁期間死亡。儘管上海教務協進會鮮明的歷史角色告一段落，它卻在台北和新加坡開枝散葉，協調全球華人的傳教工作，本文的討論將

延伸至這兩個鮮有人研究的機構。本文主要探討上海教務協進會的特殊角色與具體工作，尤其是文化傳教所代表的傳教方式轉變——為中國社會注入基督徒價值觀，而非單純追求皈依人數。本文指出，中國天主教會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抵抗共產政權，有別於大陸甚至部分海外學者的說法。雖然如此，教務協進會及各教區不願配合「三自革新運動」，淪為「後極權」政體眼中的「反動」勢力。教務協進會短暫的歷史讓我們一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政教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本文使用從海內外九個檔案館搜集的原始史料，對其各項工作成就與局限、中外神職要員的生平經歷、應對中共宗教政策的措施，活動的中止與延續等進行全面耙梳，試圖填補中國天主教當代史研究的空白，並為

今天在中共勢力籠罩下的台灣宗教與社會提供一點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