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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設計學院設計博士班 陳圳卿所指導 程東奕的 機器人的外觀形態特徵對於自我揭露意願與感知的影響 （2021），提出Nice box 評價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機器人、外觀特徵、自我揭露、建立關係、劃分範疇。
而第二篇論文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 楊明昱所指導 杜胤廣的 從《海角七號》到《艋舺》的媒體論述：分析台灣電影生產文化的轉變 （2011），提出因為有 文化中介者、媒體論述、文化場域、電影評論、海角七號、國片復興的重點而找出了 Nice box 評價的解答。
機器人的外觀形態特徵對於自我揭露意願與感知的影響
為了解決Nice box 評價 的問題，作者程東奕 這樣論述：
建構一個人與機器人能夠友善社交的環境是許多學者認為的未來趨勢，隨著機器人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空間，各種造形特徵的機器人應運而生。然而，不同的造形特徵會帶給人不同的意象感受，並且讓人產生趨近或者遠離的情感意願。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機器人的外觀形態特徵對於人的自我揭露意願與感知，並試圖找出人對於機器人外觀形態特徵的劃分範疇，期能豐富人機互動的研究，並提出適切的設計準則。 本研究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透過工作坊形式的焦點團體訪談，運用KJ法和專家評估法並行的混合方式，對機器人外觀形態特徵的認知進行探討。第二階段為建構具有不同空間距離的情境故事文本，再以人際關係之自我揭露意願量表為基礎進行人對機器
人自我揭露意願之量表設計。第三階段則是從第一階段實驗中所定義的10個機器人群體各選出一名具代表性的機器人為受測樣本，並依據第二階段所建構的4個空間距離之情境故事文本與人對機器人進行自我揭露之意願程度量表，探討面對不同外觀形態特徵之機器人進行自我揭露時的意願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人面對機器人最先注意到的外觀特徵的劃分範疇為「五體存在的明顯度」，其下位層級依序為「足部有無」、「眼睛靈活度高低」、「頭身比例是否1：1」。根據範疇劃分之結果提出各範疇所對應的意象感受命名分為「穩固可靠」、「穩固呆板」、「動態陪伴」、「靜態陪伴」、「靈巧功能」、「靈巧社交」、「類真人」、「寵物」、「特規的」和「功能
不明」等10個群體。而在這10類機器人群體中，會讓人產生正向自我揭露意願的外觀形態特徵之機器人類別僅有3類，分別是「寵物」、「動態陪伴」與「靜態陪伴」，其中又以「寵物」的外觀形態特徵最能引發人的自我揭露意願。 當機器人的外觀形態具有明顯的五體特徵時，容易讓人感受到機器人的功能性及意象，但亦會讓人產生較高的威脅感，其中又以足部的特徵感受最為明顯。為了提升人對機器人自我揭露的意願，本研究提出五點設計準則建議：(1)避開恐怖谷效應。(2)機器人的頭與身體的比例關係可參考嬰兒比例。(3)提升面部表情的靈活度。(4)身形外觀特徵以圓潤為主或是以寵物為參考。(5)降低機器人的四肢外觀形態強度，尤其是
減少足部特徵所帶來的威脅。本研究希望能藉由上述之設計準則，讓人與「科技物」的對話與互動更為親近，進而設計出更適合與人建立關係之機器人形態。
從《海角七號》到《艋舺》的媒體論述：分析台灣電影生產文化的轉變
為了解決Nice box 評價 的問題，作者杜胤廣 這樣論述：
2008年《海角七號》創下台灣電影票房奇蹟後，陸續帶動起近年來的電影消費風潮，並引起主流媒體的持續關注，如《不能沒有你》與《艋舺》。不僅在許多學者與民眾的迴響之下，開啟了國內電影票房奇蹟的話題，更可在這股現象中發現觀眾對台灣電影的認同與共鳴。重要的是，作為文化中介者的記者、影評學者專家等知識份子，不斷在平面、電視與網路等各大媒體空間中引起相當程度的評論與反省，在整個社會環境與娛樂的表象下中介了「國片復興」現象中的一股論述。從評論中表達個人想法與評價，也給予電影生產與文化政策上的建議之外，都開始正視台灣電影所帶來的文化、經濟價值。媒體不僅呈現台灣電影消費問題，也包含如何在此論述的過程中扮演
實踐場域的角色，並藉由這群文化中介者的身分與發言權力，中介了台灣電影在生產觀念上的對話，也重塑了台灣電影生產文化上的可能。 觀察過去台灣電影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早期台灣電影不只受到國家機器的監控，甚或當時的平面媒體與電影雜誌都在尚未解禁的年代中處於言論自由壓迫的社會氛圍。隨著70年代社會改革運動與文化藝術的反思潮流，過去習得電影知識的影評學者開始不斷藉由電影雜誌引薦西方電影的美學知識與思維，開啟了他們對國內電影的反思言論。80年代新電影的出現，媒體的角色就中介了影評學者對當時台灣電影的批判性言論，在媒體場域中展開作者藝術電影與觀眾娛樂電影之間的言論鬥爭。而認同新電影文化自覺的創作者與影
評人也相對造成市場品味的嚴重分歧，並創造出台灣電影史上的革命性力量。這股力量也不斷延續影響不同世代的創作者與影評人，甚或不只是在電影評論性雜誌占據媒體場域，也開始在台灣各個電影文化場域。從80年代各自成立的電影學會團體、中時晚報電影獎到不同大專院校的電影教育，及至90年代的影展風潮，佔據了部分台灣電影文化機構，不論是創立教育機構，還是進入影展行政、評審與電影政策決策工作，都再再顯示文化中介者的實踐行動。不過，面對好萊塢與亞洲電影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之下，台灣電影更顯得趨於弱勢，每況愈下，最後2003年更面對了年產量不到10部電影的窘境。 然而，台灣電影的生存困境在新一代創作者與文化中介者共同培養
的資本上共同尋求出路時，也發現到影評學者與記者等新一代中介者都面對到相同的工業結構困境，甚至無法建立一套完善的評論機制，但在《海角七號》後的媒體空間中都各自擁有了極大的評論空間與身分權力，並可能改變台灣電影的生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