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 tariff code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從SPS協定論風險評估、科學證據及臨時措施 - 以日韓輻射食品案為中心

為了解決EU tariff code的問題，作者郭芳庭 這樣論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國透過貿易緊密相連，因此一地發生的事件可能透過貿易的串連影響波及世界的另一端。食品安全也不例外。2011年於日本東北地區發生的輻射洩漏事件帶來的影響，則透過農漁產品輸出而波及進口國的食品安全環境。在WTO的世界貿易體系中，針對食品安全措施的規範主要在於《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協定），規範會員國實施食品安全措施應以科學理論及風險評估為依據，並在科學證據不充分時得採臨時措施。爭端解決程序中，爭端解決小組得就專

業領域事項選任諮詢專家提供意見，以輔佐小組理解案件事實及科學證據，專家本身在程序中並無判斷措施適法性之權限。會員國因應特定風險而實施的SPS措施，應以風險評估及科學證據為依據。其中風險並不限於自然科學可得觀測之風險，尚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層面產生的風險。科學證據亦不以該領域主流意見為限，即便系爭措施所依憑之科學證據屬於該領域少數意見，只要來自於具有公信力之機構，且與系爭風險具備相關性，依然能成為會員國實施SPS措施的依據。會員國得依據國情制定適當之保護水準，且適當保護水準不以量化表示為限，並得以質化表示，惟以質化表示時應注意精確性。另外SPS協定允許會員國於科學證據不充分時採行臨時措施。惟科學證據

不充分與「科學上不確定性」仍應予區分，針對特定風險，應有科學證據不充分情形，會員國始得採行臨時措施，而僅有「科學上不確定性」時則不適用。除此之外，採行臨時措施之會員國仍有尋求額外資訊並定期核查修正系爭措施之義務。本文著眼於日韓輻射食品案（DS495），探討與本案相關的SPS協定程序及實體議題，並透過歸納分析WTO爭端解決機構歷來上訴機構報告及爭端解決小組報告，整理各該議題的解決思路並展望未來改變。

韓國之氣候外交： 以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及其後續發展為標的

為了解決EU tariff code的問題，作者施怡君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究韓國於1991年至2017年，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等三個條約之制約及履約談判場域與進程中，對外表現出的氣候外交（climate diplomacy）國家行為（state behaviors）與行為之變化，以及造成該等變化的國際與國內因素為何。為此，本研究以David Easton所提出之「政治系統投入與產出」模型作為分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架構，從而瞭解形塑韓國氣候外交行為之國際與國內因素為何，以及政府內部行為者（總統、行政機關、國會）受到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影響後，產出那些因

應的政策或法律。本研究首先發現，韓國在UNFCCC國際場域中的外交行為與韓國當時在任之總統的決策有高度的相關性，更可以由這些外交行為的特徵，依總統任期而區分為三個時期，本研究稱1991年至1997年為「萌發期」、1998年至2007年為「轉型期」及2008年至2017年為「積極主導期」。本研究進一步在投入因素方面發現，國際因素的影響程度較大，其次為國內因素，韓國在不同時期分別受到不同程度之國際與國內壓力。在1991年至1997年的「萌發期」間，韓國於1996年正式加入OECD並於1997年4月脫離開發中國家集團的G77後，雖然一些OECD成員國對韓國採取較寬容的立場，並未要求韓國在加入OECD

後，立刻接受UNFCCC附件一已開發國家之減量義務，但遂後仍然面臨到被美國點名要接受京都議定書中附件B國家之「量化排放限制或減量承諾」（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commitment）的外交壓力，而產業團體與環境非政府組織此一時期發揮的影響力較薄弱。在1998年至2007年「轉型期」間，韓國面臨到美國、歐盟、日本之外交壓力，要求韓國提早承擔減量之義務，而產業團體也開始發動遊說影響政府的決策，環境非政府組織發揮了「監督者」與「宣傳者」的角色。在2008年至2017年「積極主導期」，韓國主要受到兩大貿易夥伴美國、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之影

響，促使韓國採取了較前兩時期更積極之對外作為，而產業團體則透過遊說政府，導致「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法」及「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的執行時間被延遲，環境非政府組織通過參與公聽會或媒體，提出自身的意見與立場，影響政府決策，雖然最後產出的政策結果，政府主要回應產業團體的要求較多，與環境非政府組織的期望仍有一些差距，但環境非政府組織已能成為一股監督政府的強大力量。這些國際與國內因素形成「要求」、「支持」進入到韓國的政府機制，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為回應國際、國內的要求，而做出決定或政策。因此，本研究再進一步檢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在受到前述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影響後，產出

那些重大氣候外交的政策或決定。本研究發現到，韓國總統在決策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不僅主導了韓國在UNFCCC的外交政策方向，也是促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轉變的發動者。行政機關與國會基於國家涉外利益的考量，配合總統的意志，並未阻擋國際條約批准案，但對於部分的國內立法仍不敵產業團體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