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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序良俗」概念入著作權法之適當性

為了解決32gb隨身碟的問題，作者林俞廷 這樣論述：

本論文旨在探討我國著作權法是否適宜加入「公序良俗」條款作為限制權利之規定。蓋現今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在於，藉由允許著作人在一定範圍內得享有壟斷其著作所生之經濟價值作為手段，達到鼓勵從事創作活動，俾使國家整體文化資產更加豐富，發展更為多元之公益目的。然而，俗話說：「一樣米養百種人」，著作既為人類精神文化之產物，則基於每個人的思想與價值觀各有不同，有些著作即可能因其內容或所蘊含之思想為社會大眾所不容，在儘管現行著作法中並沒有相關規定之情況下，仍被實務以有礙維持社會秩序或違背公共利益之理由，認為不應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其在法規範層面上是否合理？倘國家為避免此舉有違法律保留原則之批評，而將其明文入法，是

否就可藉此取得限制正當性？即為本論文所要探究之問題。第一章係論述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範圍等。第二章先藉由追溯現代著作權制度的根源，即從英國安妮法案以及歐陸地區的著作權法開始講起，可以發現著作權法的發展與印刷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即因為資訊傳播成本的大幅下降，讓著作與閱讀不再只是少數人的特權，統治者為了控制輿論，便與利益因此也受到影響的出版商合作，即將國家出版審查與出版商限制他人競爭兩種手段加以結合，便是著作管制的濫觴。但英國因為內戰關係，讓議會政治取代王權成為實質上的權力者，以及壟斷競爭所帶來的價格高昂，最終使得原本以出版商為主體的著作權制度轉向成為以保護作者利益作為訴求，形成後來的著作財產權概

念；另一方面，大西洋彼端的法國則是在著作權之公共領域利益與作者個人的權益保障之間游移，最終形成以保護作者之於其著作所投入之精神作為立論基礎，形成了著作人格權概念。本論文接著論述我國著作權法之發展情況，先討論我國古代是否已有著作權觀念，並認為現代著作權應是繼受於西方傳入之觀念，與古代對著作之保護不同，並論述我國現代著作權法與出版審查制度之間的源流及發展。第三章討論我國著作權法之憲法基礎為何，即嘗試分析是否可從憲法對基本權如財產權、人格權及言論自由權之保障，來作為應保護著作權的理由，但因為著作權並非從任何先於法律存在的權利演化而來，且本質是國家基於特定目的所創設賦予之特別權利，雖然其內容性質看似兼

具各種基本權，但本質上仍有差異，而無法完全相容，甚至隱隱具有緊張關係，尚難直接援引既有之基本權作為權利基礎。本文認為，著作權法應從憲法第166、167條之基本國策，以及由學者所推導出之文化基本權作為憲法基礎，與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及權利內涵較為契合。第四章則先詳列我國著作權法之權利，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兩部分的具體權利內容為何。接著再列出著作權法中已有明文對著作權利行使限制之規定，及其限制效果，包括憲法第9條全部不予著作權之類型，以及放棄著作財產權之情形等。第五章則進入本論文的第二部分主題，即關於公序良俗概念之分析。首先從法律觀點分別檢視民法、商標法、專利法、刑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廣電三法

中的公序良俗條款的內涵及具體適用情形，並得出「公序良俗」應堪認為我國既有法規範體系中普遍被視為應當加以保護之利益，且為解決公序良俗本身為具高度主觀判斷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之問題，可透過預先類型化之方式方便在具體個案中適用。接著本論文嘗試從更上位層次，即從法律與政治哲學的觀點來檢視社會中的「公序良俗」觀念是如何形成的。本論文認為，公序良俗根基於個人價值觀，而個人價值觀又源自於透過社會及教育所形塑的道德直覺，這種道德直覺讓我們擁有辨識事情是非對錯的能力，但亦可能造成對特定群體的政治及社會性壓迫。又所謂「透過社會及教育所形塑」實際往往是國家基於其統治意識形態所賦予，故可以說「公序良俗」本質上即是構成國家

骨幹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所投射形成，但因為現代民主憲政國家是建立在憲政、民主及法治等原則的基礎上，故國家在制度面上更應當重視保障少數者得以發聲之權利，始符合保障多元之精神。第六章則是將上述內容融合，對於本論文主旨，即著作權法與公序良俗之間的關係為何？進行分析討論。首先從歷史觀點關注過去，發現不分東方西方，從古至今，均有社會以公序良俗之名對著作進行打壓的情形，包括中古世紀的焚書與禁書，20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乃至現代電子與網路時代下對於娛樂產業的管制慾望等。接著討論以公序良俗限制著作權內容是否具有正當性，首先針對幾種支持管制違反公序良俗著作的常見理由，包括：該等著作可能助長犯罪、可能對脆弱心靈造成

污染及傷害、可能侵害他人不願閱聽之自由，進行討論分析，以及討論以公序良俗限制著作權內容，是否侵害人民言論自由權及財產權、著作權法第1條或第3條是否可作為限制內容的依據等疑義。最後提出7點反對在著作權法中納入公序良俗作為權利限制條款之理由作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