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北藝獨招簡章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臺灣文博會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 設計思維的反思

為了解決112北藝獨招簡章的問題，作者楊澤之 這樣論述：

臺灣文博會歷經多年營運，已初具規模且獨樹一幟，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藝術與設計教育的推廣以及策展和會展產業人才培育貢獻殊偉。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文博會與文化創意產業兩者之間的發展關係。以設計思維理論為核心，提出以設計思維觀點檢討臺灣文博會於設計、服務與營運之問題和挑戰，並透過設計思維理論重構臺灣文博會的推動框架，以創造產業價值鏈效果。本研究以中國杭州文博會與南非開普敦Design Indaba兩個展會為案例，以本文所界定之設計思維理論，深入分析案例於會展規劃、營運、服務以及對相關產業之影響；同時針對臺灣文博會主辦單位、承辦單位、參展廠商及表演團體等利害關係人以及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學者和專家

、非營利組織等進行深度訪談，以受訪者之實務經驗納入本研究的定位設計、展場設計以及鏈結設計等進行分析與比較。研究發現，臺灣文博會存在品牌定位不明確、權責劃分不清晰、場館使用不合宜、資料存取不便利、學術專業不深入、產業鏈結不確實等六大待解問題，探究其原因實為文博會於展會規劃及會務發展的營運困局。據此，臺灣文博會可借鑑本文案例杭州文博會及Design Indaba各擅勝場的營運經驗，亦可透過本研究以設計思維理論為基礎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以期解決臺灣文博會現下營運之困境，進而帶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永續發展。

華文現代主義的旅行與變貌： 以上海、香港、南洋為路徑（1930～1970）

為了解決112北藝獨招簡章的問題，作者鄧觀傑 這樣論述：

本論文關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至七〇年代，華文現代主義文學於華文文學圈中的流動與變貌，意圖在已有的「西方/日本/中國」現代性地圖中，加入「南洋」與「香港」的位置。相對於西方和日本這些明顯的他者，南洋與香港是曖昧的領域，這些地區雖然不受中國政權所控制，但僑居其中的大量僑民與資源，卻不斷吸引當權者將之籠絡到「中國」之中。這些域外之地也成為中國文人接觸「現代」的通道，先是晚清以降大量中國知識精英經由香港與南洋抵達西方，許多人甚至就此滯留在當地。後1949年流離的中國文人以香港為中轉站，除了台灣之外，另一個受歡迎的避難地則是英殖民地新馬。中文現代性隨著這些中國知識精英肉身的流亡各地，形成各異的樣貌。華文

現代主義的旅行因而並未停止在中國，南洋與香港不但很早便參與了中國現代派的文學計劃，爾後又在彼此交流間演化出各自的樣貌。三地文人來往的狀況、外來與本土的辯證、現代主義在華文社群的不同發展，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本論文第一章緒論，確立問題意識並進行文獻回顧。第二章開始討論現代主義的「中國/南洋」之路，此部分討論的重點是位於上海的暨南大學，以及聚集在其中的南洋僑生社群。上海暨南大學是二〇年代中國唯一以華僑為招生目標的學校，成立之初便明確表示要以西方和日本殖民活動為典範，借南洋僑生之力前進南洋。然而在暨南大學的僑生也不是單向地接受這些論述，他們在暨南大學成立社團並創辦雜誌，參與上海各樣藝文活動之餘，也宣

言要「創造南洋文學」。歸返祖國的僑生在上海反而發現了自身，時間上和馬來亞作家第一次對「南洋文藝」的自我發現幾乎同步。中國與南洋借助彼此定位自身，在文學裡完成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想像。此部分將以黑嬰作為討論個案。出身於印尼的黑嬰在上海留學期間寫下大量新感覺派作品，後期卻忽然轉向革命寫實主義。他因而展現出上海的南洋僑生在「中國與南洋」和「現代與寫實」的兩重矛盾，一方面試圖以新感覺手法融入上海與中國人身份中，另一方面又受到革命話語和南洋經驗的牽制。在南來北返之間，南洋一方面參與了上海現代主義的建構，另一方面也從中萌動了最初的自我意識。第三章則針對現代派的南下，探究現代主義在「上海/香港/南洋」之間的往復

，劉以鬯的經歷正是這類南來文人的典型。劉以鬯在上海出生長大，早年與新感覺派文人過從甚密，1948年後他在南洋與香港之間輾轉流離，最後才落腳香港，開始他後半生的文學工作。劉以鬯的南洋與上海經驗無可避免地滲透到他的現代主義寫作裡。在他後來的香港小說中，南洋被浪漫化為懷舊的想像，用以逼現出南來文人對香港的思考。另一方面，面對擁有中心地位的上海，劉以鬯也並非單純地排斥或擁護。藉由轉化上海新感覺派擅長的「視覺化書寫」，劉以鬯在接納上海影響的同時，又將之化為建構香港主體的方式。以劉以鬯為例，我將說明五〇年代現代主義者如何面對自身的流動，以及「本土」認同的複雜糾葛。第四章則討論1955年以降，現代主義在「香

港/南洋」之間的旅行。新馬與香港同為英殖民地，加上冷戰與美援的助力，兩地文人的互動越加頻密。不同於劉以鬯回返香港的選擇，一部分南來文人到新馬之後便定居於當地，而本文關注的重心是香港與新馬「友聯社」及其旗下的《蕉風》雜誌。在香港南來文人黃崖主持下，《蕉風》一邊經由港台翻譯輾轉引入西方現代主義文本，一邊強調本土的文學實踐，形成新馬現代主義最初的風貌。弔詭的是，黃崖雖然是新馬現代主義的重要推手，但他對現代主義的破壞性經常感到不安，其作品也大多為通俗取向。在黃崖的理解中，現代、通俗與反共並行不悖，因而呈現出另一種現代主義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