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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周桂田所指導 王瑞庚的 臺灣PM2.5跨界風險知識不足之決策與治理困境 （2017），提出麥寮橋頭通訊行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PM2.5、跨界風險、空氣污染、空氣品質、風險分配、風險知識。
臺灣PM2.5跨界風險知識不足之決策與治理困境
為了解決麥寮橋頭通訊行 的問題，作者王瑞庚 這樣論述：
臺灣PM2.5污染嚴重，2017年各地區31個手動測站僅4個符合WHO年均建議值，然而從開始研究到提出具體政策花費17年時間，到2017年最新空氣品質政策以2020年18μg/m3年平均目標，並未以2012年按照健康風險評估訂出的空氣品質標準15μg/m3年平均為目標，是主管機關考慮實行面妥協的產物，並未嚴守為環境與健康把關的立場。綜觀臺灣的標準研訂與治理過程，確實有跨界風險知識缺乏而導致治理遲滯和僵局。美國作為最早對PM2.5進行管制的國家，更早面對並處理PM2.5跨界風險知識對治理帶來的挑戰，儘管美國體制與管制文化和臺灣有不少差異，但NAAQS訂定與執行，在實證科學評估、政策影響評估與公
民參與程序中，讓決策者獲得跨界風險知識並強化課責性，以提出風險論述支持政策，兩方面有值得臺灣借鏡之處。研究發現，臺灣除了各地超標嚴重，PM2.5風險分配呈現農業縣市被石化與高耗能產業污染，陷入高PM2.5污染災區與低所得、低教育程度與醫療資源的風險分配不正義。主管機關是在跨界風險知識不足下進行PM2.5治理決策。政府甚至高課責性知識進行界線工作，不確定性知識採取觀望，造成治理遲滯；價值歧異知識缺如，無法掌握民眾感知對症下藥，使得治理信任降低。受限於PM2.5跨界風險無知，主管機關與政府之治理手段往往捉襟見肘，尤其是缺乏健康風險論述，來與經濟論述論辯和挑戰BACT的管制天花板。縱使近年來主管機關
積極引進公民參與或提出授權地方都效果有限。政府唯有認真面對，從充實跨界風險知識開始，才能解決PM2.5風險治理決策無知困境，提升空氣品質，保障臺灣民眾健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