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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五南 和遠足文化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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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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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的技藝

為了解決順豐星期日收件嗎的問題,作者馬克.布洛克 這樣論述:

  馬克‧布洛赫是20世紀極為重要的史學大師,作為大師一生治史經驗的結晶,本書從歷史審美的角度著眼,為歷史研究的合法性進行辯護,提醒世人注重求真的同時,也要悉心保存歷史的詩意;在對歷史進行體悟的同時,要善於從歷史遺跡找尋歷史的脈絡,注重培養歷史學家的想像力,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力求通古今之變,提升歷史研究的境界。   馬克•布洛赫的這部《歷史學家的技藝》被譽為是「年鑑派史學的宣言書」。年鑑學派,在當時,是與以蘭克為代表的實證史學相對立的一個學派,也是對二戰後的整個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一個學派。如果說實證史學是自然科學神話的產物,它高舉「如實直書」的大旗,那麼年鑑學派的觀點就是,史學畢竟

不同於自然科學,後者具有可重複性,而歷史一旦流走便不再回頭,時間、空間都無法再次交匯。由此觀點出發,布洛赫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史學觀,這便是其寫作《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的主要動因。布洛赫的新史學觀,是一種「大歷史觀」,強調從長時段考察人類歷史中的種種變遷極其原因。可以說,這樣的歷史觀,不論在寬廣度,還是縱深度上都要大大超過前人。   《歷史學家的技藝》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這本書的寫作初衷,是為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作辯護。但這本書的最終寫作目的, 卻遠不限於為歷史學的存在尋找理由,而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從各個角度對歷史這門學科作了考察和分析,最後給出了「歷史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導言部分,作者論證了歷史學的「用途」。關於這一點,過去有兩派觀點,一是實證主義學派,這個派別唯恐歷史學因不具備「實證性」這個特點而被否決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身分;二是唯歷史的學派,這個派別在尋求歷史的確定性時感到相當棘手,因而只「向自己提出問題」,但不「回答這些問題」。而布洛赫認為,歷史學應當是一定成分的確定性和一定成分的普遍性的綜合。   作者還探討了「歷史應該研究什麼」的問題。更具體地說,應該研究室的是歷史事實、歷史紀錄,還是歷史中的人?該研究哪一個時間段,過去?還是現在?布洛赫的回答是:因為生活在歷史事件中的一個個人,是當時歷史的社會基本構成,而且發生的任何歷史事實,也必然都會有人的介

入,因此兩者不應偏廢。關於歷史研究的時間段,歷史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不僅包括過去,而且也應該包括現在,並且,不僅指過去和現在,而且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因果關係。這種「真正的時間」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連續統一體」。布洛赫提出這樣的研究視野,目的在於通過研究可以「由古知今」且「由今知古」。他認為,歷史學家應該諳熟過去,同時也應該關注現實,而這也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方向,通過研究某個社會的過去,來考察這個社會現在正在發生的現象的原因。   關於如何對事實進行觀察和研究的問題,作者認為,過去既然已經過去,就不會完全重現,所以「歷史學家絕對不可能直接觀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實」。據此,布洛赫提出「通過觀察一種

現象所產生的其他現象來認識主要的現象」。這樣,就使得觀察過去和觀察現實的難度的區別大大降低,因為所有的事實都是在某一個事實鎖鏈上,任何一件被假定為發生的事情,只有在符合其相鄰的事實之因果關係的基礎上,才能夠被坐實。還有歷史研究的價值取向問題:對看似已經確定的歷史事實,應該以「評判」為主,還是以「理解」為主。作者似乎更傾向於後者,更何況,理解是評價的先決條件。   這部書最後還是回到了對「大歷史」的論說上來。在作者看來,既然一切歷史事件都是時間鎖鏈中的一串,那麼歷史就應當被當做一個整體的對象來研究。在對歷史事件作出評價以前,應該排除偏見,不接受任何在研究前就給出的解釋。   作者簡介 馬

克‧布洛克(Mare Bloch,1886-1944)   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法國猶太裔史學大師。1929年,與同事呂西安-費弗爾合作,創辦並主編《經濟與社會史年鑒》雜誌。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學(1921-1936)、巴黎大學(1937-1940)、蒙彼利埃大學(1941- 1942)等校教授。1943年,在里昂加入自由射手組織,成為抵抗運動的一員。1944年6月,被德國人殺害。著有《法國農村史》、《奇特的戰敗》、《封建社會》、《歷史學家的技藝》和《史學論文集》等書。20世紀末法國出版的《歷史科學辭典》稱他為本世紀兩到三位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或許,是他給予了歷史科學的變革以最具決定意義的也最

為持久的影響。 譯者簡介 張和聲   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西方史學史的研究。今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譯者的話 為歷史學辯護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有意」的史料與「無意」的史料 評判還是理解? 獻給呂西安‧費弗爾 有關本書手稿的一點說明(呂西安‧費弗爾) 前言 第一章 歷史、人、時問 歷史學家的選擇 歷史與人類 歷史的時間 起源的偶像 過去與現在的界限 由古知今 由今知古 第二章 歷史的考察 歷史考察的一般特徵 證據 證據的流傳 第三章 歷史的考證 考據方法的歷史概要 辨偽正誤 考據方法的邏輯 第四章 歷史的分析 評判還是理解? 從人類功

能的多樣性到人類良心的一致性 術語 第五章 歷史的因果 再版後記 2013年版譯後 馬克‧布赫克年表 導讀   本書的正確翻譯名稱應為 :為歷史或歷史學家道歉(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etier d'historien),作者主要思索史學三大問題,歷史的考察、考證、分析。全書舉例甚多以闡述主題,由於本書尚未完稿作者即逝,內文博大精深,本文試圖詮釋、歸納分析其著作真諦。   在認識論和歷史中,史學方法是指史學家工作過程、手段、規則和背景的所有思考。它試圖解釋史學家如何產生歷史解釋,確定被認為的道德操守方法,或至少是有效的方法。史學方法包括確定歷史事件的

原因及其後果。   資料研究和考查   如詞源學所指出的那樣,歷史首先是一項考查。只讀古人留下的文字紀錄是不足以知道發生事件全部面貌,因為它沒有反映整個歷史真實情況;另一方面,它們可能是部分或全部虛假或歪曲資訊。此外,資料的研究和考證不應僅限於書面資料,這將是太過於簡單也太侷限了。   布洛克(Marc Bloch)說:沒有一個埃及學家看到過拉美西斯,沒有一個研究拿破崙戰爭的専家聽到奧斯特里茨戰役的炮聲。我們只能通過目擊者的紀錄來敘述以往的史實。換言之。與對現在的了解相反,對過去的了解必然是間接的。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不限於敘述性來源,即直接報導所發生事件的來源(例如中世紀

編年史或報紙文章)。歷史學家還得益於一個更大的資料庫:檔案來源。這些檔案包括所有檔案,其主要目的不是提供歷史資料。因此,人民繳納皇家稅和一定數額的稅款都有列表,其在歷史意圖上並不是有意的。但可以讓我們了解舊制度下的財富等級。   在開始閱讀資料來源之前,歷史學家一直在思考能夠解答歷史問題的檔案。這個問題將決定來源。保魯斯(Antoine Prost)用一幅美麗的畫面概括了這一想法:「歷史學家不會隨意放下拖網,看它是否會捕魚,以及誰會捕魚。」   現有資料來源的範圍不斷擴大。如果長期以來研究都是以書面資料為基礎的,歷史學家現在正在做所有事情。費弗爾(Lucien Febvre)寫道:「歷史可

能是以書面資料為基礎的。但如果沒有書面檔案,就必須在沒有書面檔案的情况下進行。歷史學家的聰明才智可以讓他用來製作他的蜂蜜,而不是平常的花朵。[……]歷史學家的工作中最令人興奮的一部分,難道不是一直在努力讓沉默的事物說話嗎?」為了瞭解土地景觀和結構的演變情况,布洛克研究了十九世紀的地籍。同樣地,考古學提供了與傳統來源相比的獨特數據。   資料來源考証   歷史學家從來沒有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得到的資料來源是沒有問題。他必須對資料來源抱著批判態度。這種懷疑也是這個行業的一個特點。我們必須向毛里斯(mauristes)和博爾蘭主義(bollandistes)僧侶致敬,因為他們為十七世紀的歷史辨偽正誤

奠定了基礎。有條不紊的學院派歷史學家朗格盧瓦(Langlois)和塞若博(Seignobos)將採用這些規則,但其缺陷主要涉及書面證詞。   布洛克認為在所有歪曲證據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過於有意作偽。作偽有二種形式。第一種是假冒作者和年代,用法律語言來說就是犯偽證罪。第二種形式是内容的不實。《高盧戰記》的作者是沒有爭議的,但凱撒有意識地在書中歪曲和隱瞞了大量事實。 因此,它們區分不同類型的考證:   1)外部考證涉及該檔案的字元,如紙張、墨水、書寫和印章。因此,一封被稱為12世紀的紙張信件肯定是假的,因為當時人們寫在羊皮紙上。這種考證需要有古文字學、紋章、年代、外交和金石學方面的知識。

  2) 內部考證是基於檔案的連貫性。顯然的,1225年下旬的菲利•奧古斯都憲章是偽造的,因為這位法國國王於1223年去世。   3) 史料來源的考證觸及了史料源頭的起源。歷史學家將就證詞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得出結論。我們很清楚,一個官方歷史學家的歷史往往誇大了他的王子的角色和品質。因此對他說的話存有懷疑,同樣地,一個參與者撰寫的關於一場戰爭的敘述與50年後出生的男子的敘述不一樣。   4) 範圍考證涉及文件的收件人。例如,一名省長在向內政部長彙報時,會傾向於盡量減少影響他所在部門的麻煩,以免他的上級把他看成一個不稱職的人。   關鍵方法也基於證詞的比較。當他們一致的時候,這是事實真相的標誌

。另一方面,當一個證人被其他幾個人反駁時,這並意味著他撒謊或錯了。其他證人可能依賴同一個錯誤的消息來源。   一旦證詞通過這個有條不紊的檔案被篩選出來,歷史學家就試圖解釋文字的含義。仍然需要扎實的歷史知識。如果無套褲漢在請願書中聲稱對小麥「徵稅」,那就不應該理解他們是在要求建立一種稅收,而應該是徵收最高價格。對於業餘愛好者來說,某些詞的意思可能導致誤解。   盎格魯-撒克遜史學使歷史學家對閱讀文章(新歷史主義、語言轉向)所能得出的結論持謹慎態度。   談論來源的新方法   這些批評的不同階段將使我們相信,歷史學家的工作實際上是閱讀文本,消除錯誤,找出錯誤和不準確之處,以便發現實際發生的

情况。這是一條捷徑,但掩蓋了歷史方法的豐富性。   蒐索現在知道如何利用檔案,甚至是偽造的檔案。有時,檔案的含義比其實際內容更多。一個非常主觀和有針對性的證詞將提供有關證人陳述制度的資訊。因此,歷史學家並不總是旨在確定事實的真實性。   與其他學科的交流豐富了歷史學家的方法。社會學或經濟在傳播統計資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歷史學家們就在他們的推動下,形成了價格曲線,死亡率曲線和生產曲線。這是他們工作中的一場革命,因為這些連貫(或定量)方法表明,與輿論的看法相反,歷史事實並非一成不變,有時是建立這些事實。另一項貢獻是語言學,它通過蒐索裡面的關鍵字來閱讀發言。通過對詞彙的分析,一些團體(共產主義

者,共濟會……)的意識形態及其思想的演變得到了更加突出和清楚。   歷史事實的連結   從他的消息來源,歷史學家揭露了事實。然後他試圖重新組合那些看起來像他父母或者屬於同一主題的人。每一個歷史事實都有一個或多個原因;歷史學家必須發現這些原因。儘管歷史的某些方面所面臨的挑戰較少,但這項任務有若干困難:文化歷史或主題——尤其是繪畫——需要更多的描述,而不是尋找原因。在其他情况下,確定因素非常重要。歷史學家利用他的判斷、想像力或經驗。這是一種不科學的方法(歷史不是一種精確的科學,而是一種人文科學),需要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並提醒人們注意一些警告。   首先,我們很難代替過去的人,因為他們生活在與

我們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中,也不象我們想像的那樣。在這方面,費弗爾(Febvre)建議歷史學家不要相信「心理不合時宜」。在我們看來不合理的行為在過去似乎是合理的。因此需要充分了解當時人民的代表制度。   第二項預防措施是查明原因的複雜性。從來沒有一個原因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多方面的事件,其中一些是導火線(謀殺奧地利大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另一些則是更廣泛的背景(如20世紀初民族主義的興起)。由於强烈的外交環境,其中一些是决定性的,另一些則是軼事。讓我們承認,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够自稱確定一個事實的所有歷史因素,並確定每個因素的重要性。   第三,歷史不應陷入意識形態歷史。事實上,歷史

學家處於一種特殊的境况,他知道會發生什麼。讓我們舉一個研究者的例子,他描述了法國(1940年)對德國的戰役。知道最後的失敗,他冒著堅持法國軍隊弱點的風險,這是一種有偏見的解讀。法國軍隊有其優勢。忽視它們等於掩蓋了歷史現實的一部分。   最後,布洛克說,「歷史上的原因和其他原因都不存在。他們在互相尋找」。實際上,歷史學家有時會陷入困境。有多少次有人讀到一個國王參戰,因為他的軍隊規模較小而戰敗?這是可能的,但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國王們儘管在人數上處於劣勢,但還是贏得了戰爭。如果國王因此而失敗,那麼歷史學家必須證明它,而不是假定它。   真相的意圖   在十九世紀,德國人蘭克(Ranke)解釋說

,歷史的使命是「如實直書」。換言之,任何歷史紀錄的規則都是尊重事實真相。希羅多德也早就說過「如實記載」為此,歷史學家要用大量的證據表示嚴謹。一般而言,一篇文章或一篇歷史論文都有註腳,作者在註腳中提供資料來源的參考資料(存檔編號或舊書的標題)或提到他的同事的作品。因此,讀者必須設法核實歷史學家的論點。至多可以找到註腳中提到的來源,或在該書的附錄中重述。   由於對真相的要求,歷史學家被要求客觀。讓我們承認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在任何人文科學研究中,無論是自願還是無意識,研究人員都會自行傳遞一部分。馬羅(Marrou)列舉了歷史著作的所有主觀要素:主體的選擇和劃分、所提出的問題、所採用的概念、關係

的類型、解釋系統,每個人的相對價值。懷特(White)堅持了研究者不可能客觀的想法:就像小說家,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的世界觀。   普羅斯特(Prost)在其歷史思考中傾向於使用「距離和公正」而不是客觀性。歷史學家必須表現出知識份子的誠實。具體來說,這意味著拋開自己的觀點,壓制相互衝突的論點。歷史學家並不評判歷史現象和人物(這是好的,這是壞的),而是試圖理解這些現象和人物。當研究者解決道德上應受譴責的問題時,這種態度並非沒有在公眾輿論中造成某種不理解:納粹主義,奴隸制,殖民化。 因為在某些人看來,試圖理解是有道理的。   這種對真理的追求始終是不完美的,對於所有試圖確定事實和理解人類行為的

意義的科學(即解釋學科學或精神科學)來說也是如此。一方面,因為歷史學家從來沒有任何資料可以顯示事件。這些檔案要麼已經不存在(有多少檔案因1944年的轟炸而佚失),要麼就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為沒有人能自稱掌握決定的所有來源,所有的動機,所有的非理性。在歷史作品中,假設往往與確定性共存。因此,哲學家里克‧烏爾( Ric ur)對歷史學家所說的真實性和他所寫的「真理的意圖」的說法作了微調。真相是一個目標,而不是歷史性言論。   對馬羅(Marrou)來說,毫無疑問,歷史學家必然是一位優秀的作家。因此,歷史可以被視為一種文學體裁。但也要傳達打破敘述邏輯過程的眾多因素:矛盾論文的提出,假設的發展,概

念的插入和解釋,統計的評論,對一個來源的不完美,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信息。認識到有時候歷史學家不會為這些複雜因素而煩惱,以免給讀者帶來厭惡。 在這種情況下,報紙文章與歷史文章之間的區別已不再明顯。   敘事是最常見的歷史話語形式。它具有易於遵循的優點,特別是當您想要顯示事件序列時。序列通常按時間順序排列。然而,歷史學家很少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使用敘述。他經常停留,以描繪社會或其主題的地理範圍。有時候,歷史學家在介紹其研究成果時偏愛這種表格形式。歷史學家有權展示他的研究成果。然後,歷史文本的組織將比按時間順序更具主題性。事實上,表格取決於所涉及的主題。,一本關於羅馬城市規劃的書籍將採用這幅畫,一本關

於聖路易斯的書籍將以敘述的形式出現。杜比(Duby)所撰寫的星期日的布汶(Dimanche de Bouvines)不是對布汶戰役的經典渲染,而是對1214年戰爭,和平和勝利的意義的反思。   歷史意義   它是一個定義和影響過去事件的社會記憶的歷史編纂概念。歷史學家認為日期和事件的知識是歷史的主要內容,或「一階知識」。他們把歷史意義作為研究第一內容的一個方面,認為它是第二或「二階知識」。然而,選擇和描述日期和事件的管道常常被用來賦予意義,而不承認偏見,正如丘吉爾(Churchill)和福柯(Foucault)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歷史意義是研究歷史的中心話題,它通過對當

代文化的各種對象(郵票和鈔票上的影像、街道名稱等)研究它可以有效地指導學生瞭解文化背景如何影響對歷史的感知和他們的偏好。   歷史意義通常是根據預先定義的標準來判斷事件。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任何遺址作為世界遺產,前提是它「對一種文化傳統或一種文明有著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證明」。然而,這些標準往往是主觀的,感知上有偏見或不可用的。因此,將任何事件作為歷史意義上的重大或非重大問題仍然面臨挑戰。   劉增泉 書於淡江大學文學院研究室 1 歷史學家的選擇 「歷史」是個十分古老的名詞,有時使人們感到厭煩。當然,人們還不至於想把這個詞從詞彙中澈底刪除,即使是涂爾幹學派的社會學家也為「歷史」留下了一

席之地。不過我們要知道,他們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將歷史放逐到人類科學中的一個可憐的角落裡。儘管社會學家認為任何事物都可接受理性的分析,他們卻把所有被其視為最膚淺和變幻莫測的人類事實,封存在那個隱蔽的地牢裡。 與此相反,在這裡我們要從最廣泛的意義來闡述「歷史」一詞。在人們研究探索的道路上,這個詞並沒有預先設置什麼禁忌,它可以隨意指個人的探索,也可以指社會的探索;它可以指轉瞬即逝的震盪,也可以指曠日持久的演變。它本身並不包含教條,它最初的含義,無非就是指﹁探索﹂罷了。自然,從兩千多年前人們第一次說到這個詞以來,「歷史」的內涵已有極大的變化,一切有生命的詞彙無不如此。如果科學每前進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詞的話

,那麼待命名的東西就會有成千上萬個,學術界得為此虛耗多少光陰啊! 「歷史」一詞產生於輝煌的希臘化時代並沿用至今,我們現在所謂的「歷史」已遠非米利都城赫卡泰厄斯的「歷史」,正如開爾文勛爵和朗之萬的「物理學」已不同於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一樣。那麼,我們所謂的「歷史」究竟是什麼呢? 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真正」的問題時,在一開始就去下乏味而僵硬的定義將是毫無意義的。道地的工匠怎會拿這些框架來自尋煩惱呢?在追求尚未確定而有發展前途的知識時,人們會產生一種朦朧的衝動,而煩瑣細微的定義不僅會扼殺這種創造性智慧的火花,還會進而束縛人們的思想,這才是最大的危險。迪萬.萊克希考格拉夫曾言:「這個課題或探討

這個課題的方法無疑是誘人的,但是,當心點!莘莘學子,這並不是歷史學。」難道我們就像古代行會那樣,把任務按規定項目派給同行的成員,並永遠照章辦事,乾脆將事情留給老師傅來做嗎?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就比較明智,他們從來不去為物理或化學、物理化學或化學物理(假設有這個詞)的權利而爭辯不休。

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為了解決順豐星期日收件嗎的問題,作者大谷渡 這樣論述:

他們曾經有一個日本名字,也有一個臺灣名字, 卻逐漸被時代埋藏、遺忘了。 本書寫下這個歷史斷層的人如何生活, 他們的情感曾因何而觸動。   「生活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   本書作者大谷渡多年來走訪日本和臺灣的圖書館、資料室,爬梳日本時代的報紙、信件、日記、筆記、檔案,追索蹤跡,口述訪問曾經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並親自踏上他們曾走過的上學路,呼吸當時的空氣,尋訪那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與記憶的點點滴滴。   從2002年開始,大谷渡以活躍於1920年代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為起點,開啟對臺灣的相關研究,2008年開始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

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出版成書。在本書第四、五章,以北村兼子至臺灣進行幾次訪問,對於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民族運動的觀察,延伸到她來臺所接觸的人,包括林獻堂、蔡阿信、彭華英等,第六章則介紹在林獻堂等人所創辦的臺中一中就學的菁英。從訪問這些菁英,再逐步擴大至日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同漣漪般,從他們的人生歷程,牽引出日本與臺灣之間深刻的關聯。   他也特別注重過去容易被忽視的女性角色。除了前述第四章透過北村兼子的角度看臺灣日本統治時期的一切,第三章介紹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提到她奉獻鄉里的堅強意志;同時也記錄了廖里、王蘭招、王一媛等女醫師,寫到她們從小求學至遠赴日本學醫的辛苦過程。對於這些長期在

歷史中沒有聲音的臺灣女性,在本書中難能可貴地呈現她們曾經如何努力為自己揮灑青春。   另外,作者因身為日本人,對日本殖民臺灣有許多深刻的反省。第八、九章回顧臺灣被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記錄訪問許多正值青春歲月就必須面對殘酷戰爭的臺灣人。無論是親身經歷新竹或東京大空襲的慘烈景象,或是被迫當學徒兵去防守臺灣海岸線以防美軍登陸的學生,以及被徵召赴南洋擔任軍夫卻被美化為「特設勤勞團」的人,字裡行間透露著臺灣人在戰爭下的無奈。他在書末直言,要讓大眾知道,當時的臺灣人如何被迫為「大日本帝國」犧牲的真實面貌。   人們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大谷渡筆下自然散發著對這些受訪者的感同

身受,就像是與時代重新相遇,時代雖曾如此粗礪,夢想雖曾遭受折斷或損傷,但在其溫渥深情的文字下,猶如緩緩擦拭著古老瓷器,曖曖散發著人性的美麗與溫暖之光。 本書特色   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的氛圍。 名人推薦   卞

鳳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簡介 大谷渡   1949年12月出生於奈良,關西大學文學博士。歷任高等學校、帝塚山短大、阪南大學,現為關西大學教授,專研日本近現代史。著有《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聆聽時代的變奏》、《南方戰線的看護士》、《教派神道與近代日本》、《天理教的歷史性研究》、《北村兼子:熾烈的新聞記者》、《大阪河內的近代》等書,編有《石上露子全集》。 譯者簡介 陳凱雯   基隆人,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現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著有學位論文〈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學術論文〈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日治時期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之研究〉等。 推薦序/許雪姬 譯序 自序     人物簡介 第一章 名門閨秀──劉秀華 第二章 醫師與技師──蔡孔雀、葉英杰 第三章 立志成為女醫──王蘭招、廖里、王一媛 第四章 蔡阿信與彭華英 第五章 北村兼子與臺灣 第六章 在臺中一中求學的人──楊基銓、蘇天賞、李棟樑、楊喜松 第七章 從日本到滿洲──林恩魁、鄭秋桔 第八章 戰爭的記憶與體驗——林垂訓、

鄭順娘、林啓三、徐達璋、林耿清、鄭豔香、蔡金水 第九章  空襲與戰敗 後記 參考書目   推薦序 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長)   一   日本學者大谷渡教授,由研究北村兼子開始,一頭鑽進她的世界,企圖一一走過北村的人生軌跡,試著了解其視野而來到臺灣,由帶領北村到霧峰林家的彭華英、蔡阿信夫婦開始,接著到訪的霧峰林家,而後針對有留學日本經驗的男、女性(大半)夫妻進行訪談,終於在2008年完成了這本給日本人看的、以人物為主軸的書,書的原名和中譯的名字不盡切合,但無損於其內容所要揭示的:日本時代在臺灣受到差別待遇、在日本留學時的感受以及他們往後的人生。他所訪問

的,大抵是年過八十、受日本教育的老年人,對日本統治仍有實際經驗,到如今他們回顧的人生中,「日本經驗」是什麼?      書中所提到的人,有我親自訪談過的,如劉秀華、林恩魁、林垂訓、鄭順娘,有我耳熟能詳的蔡阿信、彭華英,有我見過面的楊基銓。還有葉英杰的臺灣二中同學黃溫恭。近幾年來黃溫恭的五封遺書出現,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熱淚;而他未曾謀面的女兒黃春蘭所寫的〈父親黃溫恭的遺書〉一文,看而不流涙的人應該沒有。葉先生談到黃溫恭在南二中和日本同學吵架,以竹筢將日本同學打成重傷,因而被退學,這件事可能黃家都沒有人記得,因而留下了重要的證言。不過黃溫恭1953年死於白恐,並非死於228。黃溫恭、彭華英都曾去過滿

洲國,是我追索臺灣人的滿洲經驗時,早已耳熟能詳的人物。霧峰林家、滿洲是我十多年來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閲讀此書時,有無比的親切感。   二   本書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有所不足。長期以來,我閲讀人物傳總希望是有頭有尾的,但本書的重點在了解傳主日治時期的生活、教育、感受、見聞,因此沒有一篇「有始有終」,而且選擇的人物大半是醫師,尤其是女醫;有的是以讀過臺中一中、有域外經驗的、有拾取戰爭的記憶與體驗的,可說十分隨興而自然。但在透過報導文學手法寫出來的人物傳較為鮮活、容易閲讀,因此與其說他所選取描寫人物的不全面,卻反而突顯了他所要表現的部分,也顯示了他研究的成果,也許更能吸引一般的讀者。     

 第五章的〈北村兼子與臺灣〉一文是本書中力作之一。他自1999年出版《北村兼子 炎のジヤ—ナリスト》一書後,在2005年分別寫了〈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兩文,這些研究的成果即呈現在此文中,讓我們理解,北村等一行六人於1930年初來臺後,在各大都市舉行婦女文化演講會,引起新聞界和一般民間的重視,所到之處大受歡迎。他們到霧峰林家的參訪,與霧峰林家結緣,回日本後以在臺演講旅行的遊記形式,完成《新台灣進行曲》,書的前半部觸及臺灣社會狀況的核心。這本書,林獻堂、林熊徵都寫了序,林獻堂的序十分精彩,他透露出北村能理解做為被殖民者受壓抑下的痛苦、悲歎、歡聲、吶喊,因而能譜出這首進行曲。北村也

能了解林獻堂參與政治運動的立場,也同情他及蔡培火飽受左翼批評的困境。北村在三個月後,再度應邀來臺,在臺北、臺中兩地演講,而後離開臺灣轉往香港。文中提到的林攀龍,1901年生,北村1903年生,兩人相差兩歳,北村和林攀龍以漢詩酬和,似乎很談得來,又相約1931年3月在歐洲見面,不知是否真的見了面。北村的來臺,究竟對臺灣、對霧峰林家、對林攀龍有什麼影響?   三   我個人認為「霧峯一新會」的設立,應該與北村一行來臺演說有些關係。1932年2月2日林攀龍由英倫留學回臺,24日在林攀龍主導下,召集家人及地方相關人員集會,要組織一新會,目的是「在促進霧峰在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

神,以期新臺灣文化建設」,3月19日正式成立。該會設立後,有「土曜講座」,即星期六晚上的演講會,此會的特色之一是演講者性別比例平衡,除第一次林攀龍上場演講外,每次一定有一位女性上場,亦即第二次就開始有女性上場(雖然有時也因沒有適合的人而只有男性),在留下兩百場的演講題目中,談女性的衛生、主張、男女平等等問題,上場的女性都是過去沒有演講經驗的人。而後改在星期日晚上召開,稱「日曜講座」,戰後膺選為國大代表的霧峰林家林吳帖(吳素貞),在她的《我的記述》一書中指出,一新會組織的目的在「提高女權」,即可知一新會雖然不像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設有婦女部,但對婦女地位的提升,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學習新知,反抗社

會男女不平等等,盡了很大的力量。除了鼓勵登台演講自身的看法外,鼓勵婦女做手工藝,並參加體育活動,學識字,這在1932年當時,可能是民間最進步的團體。但是這時北村已在1931年7月過世。   四   在看大谷訪談中,我深切體會一件事,那就是有日本經驗的臺灣人,對日本、臺灣的訪談者,有不同的待遇,亦即面對沒有「日本經驗」又沒能說溜日語的臺灣訪談者,因未能用日語回答而不能盡興,在某些內容上也做了一些保留。如我訪問林恩魁醫師(共四次)時,他沒有告訴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就學時,某次在東京街頭散步,因故和劉沼光被叫到派出所痛揍的事;也沒說到在東京帝大還有來自二高的同學。一個是二高出身的,那就是和他一樣遇

到白恐的葉盛吉,只是葉被判處死刑。      我在訪問畢業於滿洲建國大學的李水清時,他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入獄兩年半,他告訴我他被捕的經過:「民國37年(1948)11月21日,因為有人密報,刑警總隊帶人來搜查,當時有二個建大同學住在我這裏,一個林慶雲、一個賴英書,我們三個都被捉走,並搜查房子,究竟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在接受三浦英之的訪談時,說有一天,畢業於建國大學第二屆的臺灣人學生[賴英書],從被「抑留」的西伯利亞回家的紀念日。建國大學出身的有十多人集合起來,為他的回鄉而開宴。開宴初,李水清看到和他同期(第一期)的同學H[林慶雲]來而背脊發涼。H是治安當局視為反政府活動的中

心人物,在暴動(指228)後就行蹤不明。宴會無事而結束了,一個月後的11月中旬,憲兵隊來到李家,將到李家的建大出身者予以逮捕。李水清當天被押上車送入拘留所,被調查的相關事情都是關於H的,如H在哪裡?和誰又如何聯絡?支援他的組織在哪裡?建大出身者的交信手段為?      在口訪過程中,因受訪者問的問題不同,回答自會有異,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回答,雖無傷大雅,但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訪談者的信賴度,會表現在訪談結果中。我不禁想著前輩們的認同問題,以及感受到改朝換代對經歷兩個政權者所產生的「創傷」,這樣的創傷可能隱藏起來,但是沒有人正視過這樣的創傷症候群如何撫平。由此也可看出,大谷渡教授是多麼赢得信賴,受

訪者才能說出真心話。   五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精彩的訪談還需要史料來印證,大谷教授大致做到這一點。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知道對北村著作喜愛、演講有感、在半年後寄信給北村的女性阪本住枝,他憑著姓名、住址,找到阪本是臺南婦女醫院的護士以及該院的所在地。第九章有關空襲與戰敗,以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呈現太平洋戰爭前後直到日本帝國終了前後的情況,描述了臺灣人不論在戰前、戰後對日本人所抱持的複雜的感情,顯示出作者在寫此書時,對史料所下的功夫。      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第九章的最後一句話表現出來:「戰爭前後,臺灣人抱持著溫暖人性的心情來面對這個事實,以及因殖民者而受苦的真實樣貌,必須在歷史上予以

銘記。」就戰後承接自日本帝國的日本政府而言,日本政府又如何看待曾經一度是日本外地的「臺灣」?相信此刻的臺灣人之心情仍然是五味雜陳,一部臺、日間的歷史該從何說起?作者由人物自身的日本經驗說起,可謂找到很好的切入點,而用深入淺出的筆法敍述,相信能吸引某些讀者對探索臺灣人物的興趣,進而探索臺灣的歷史。 自序   兩種面孔   臺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   隨著臺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臺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臺北。

  在臺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臺南。這一趟花了四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兩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臺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四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臺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臺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

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臺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臺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臺南與臺中。   臺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臺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臺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臺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臺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臺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臺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臺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臺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   走在臺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臺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臺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

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臺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臺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臺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臺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臺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臺北與臺南,我告知友人

臺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臺灣發生了重創臺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臺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林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臺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臺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臺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

「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臺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四月再訪。同年二月,她的第11本書《新臺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臺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臺灣訪問。當時,陳列在臺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

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四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臺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臺灣留學生,點燃了臺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

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臺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臺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

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籠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臺南,接著往臺中、臺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臺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臺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臺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

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九人中有四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臺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臺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臺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

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

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七十或八十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三、四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臺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 第五章 北村兼子與臺灣(摘錄

) 關於北村兼子 北村兼子在1903年11月26生於大阪市北區天滿,27歲時突然早逝,然而她在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數年間,活得光彩絢爛。她從《大阪朝日新聞》記者轉換成自由記者,出席國際會議,出版了政治、經濟評論以及隨筆等13本精彩著作,在報紙與雜誌中,留下了為數龐大的作品。  1923至26年,北村就讀關西大學法學部。在學期間,她為了挑釁官僚社會濫用男性特權、「超荒唐」的發言,明知不會被接受,仍去報考法官、檢察官、官員等高等文官任用考試。北村對考試委員會的狹小氣量十分嫌惡,認為他們連「錄用法官這種小禮」,也不給女性。  1925年4月,北村在學時就被《大阪朝日新聞》社會部錄取為記者。此後與男性記者

享同等待遇、在報紙上登場的北村,立刻成為人氣記者。「婦女不對政治感興趣,國家不會興盛」,「若不能在普通民家發現學士、博士,學問就無法普及。」她以豐富的教養為背景展現機智,以敏銳的切入點直指社會矛盾的核心。「在眾議院發生的暴力事件,把國民的腦袋還原至野蠻時代、原始時代」,「難道在家中也使用暴力嗎?」「尚武國家,這是錯誤的出發點,如同綁上獠牙的豬假裝為野豬而被恥笑,文明的精髓是擁有思想而壓制暴力」,這些都是北村的妙語。  為了新聞採訪,北村潛入咖啡廳扮演女給,探求新風俗與世間萬象。她的報導讓讀者為之沸騰,但也開始受到輿論激烈地性別攻擊。北村出版了《怪貞操》,維護職業婦女人權,並錄製同名唱片反擊後,

提交辭呈。北村燙著一頭捲髮,走在時代先端,充滿知性,以輕便洋裝包覆的窈窕身軀裡,滿是卓越的行動力。京大教授瀧川幸辰、有力的政治家鶴見祐輔、武內作平、小泉又次郎、實業家福澤桃介,都是北村的支持者。  從東京到大阪的臥鋪列車,或飯店房間,都是她的書桌。以「女浪人」自稱的她,提著一只黑色行李箱,以日本代表身分參加1928年夏威夷檀香山的泛太平洋婦女會議,以及隔年的萬國婦女參政權柏林大會。她以熟練的英語與德語,活躍於廣大的世界舞臺。從歐洲回國後,北村深信女性三年內能獲得參政權。必須要做好十足的努力,推動立法實現兩性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