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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國家建構的型範：戰前江西之經驗（1930～37）

為了解決陽明松疆實價登錄的問題，作者張智瑋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探討蔣中正於1930～1937年之間如何型範其建構現代國家的模式。此期間在完成北伐後對中共展開軍事圍剿，他試圖融合中國傳統社會控制方法與現代西方觀念，展開一連串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的改革，從中體現了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江西省作為對中共軍事圍剿的中心，在熊式輝主政下施行一系列地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包含了許多傳統的中國社會控制方式，而正也體現了蔣中正其有關地方政治改革觀念。同時，江西省的農村與同時期中國其他省份農村，均面臨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危機，江西農村在當時更成為毛澤東建立革命根據地並成功動員農民的大本營，並且展現了毛澤東建構現代國家的另一種模式。所以分析江西為何能夠成為中共進行武裝

革命的重要根據地，以及其能成功動員農民的主要動力何在，成為理解蔣中正據以提出其著名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策略的重要原因。因此，江西省政府於1930年代進行一連串的地方政治改革，分析其方案內容以理解蔣中正對於地方政治改革與建構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對蔣中正而言，進行地方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擴張與強化國家對基層社會之基礎控制能力，借以強化對農村社會的控制。但為使改革成功而必須適應中國之國情，因此蔣中正採借了中國傳統帝國時期有關農村社會控制與動員的手段，例如保甲制度、團練與強調恢復傳統道德精神的新生活運動等。其後，蔣中正以江西省的實際作法與成功經驗作為其掌握國家權力後的具體施政參照，例如1939

年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毅然決定全面革新進行縣政制度，也反映了相同的政治改革邏輯。在蔣中正的政治改革理念中，不僅反映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掙扎、反抗與妥協，衝突、轉化與融合，並且有意或無意地採取了中國特有的習慣與制度，從而體現了現代性的多元特性。

從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為了解決陽明松疆實價登錄的問題，作者尤淑君 這樣論述：

本論文為結合政治史、外交史及禮儀史的著作。以學界對晚清外交的研究為基礎，聚焦於「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訂，並利用晚近整理出版的多國檔案、日記、回憶錄，及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外務部檔案等資料，重新討論清代賓禮體制的原型、變體及其過渡到西式外交禮儀的過程，分析中、西禮制的衝突根源，進而探討「天下秩序」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關聯。經本論文的考察，研究成果有四。 本論文先概論清代「賓禮體制」的運作過程，並說明康熙、雍正年間的「賓禮體制」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其制禮原則不只是「朝貢禮」，還有用於不稱臣納貢者的「客禮」，作為「朝貢禮」的補充。 其次，說明咸豐

君臣在《天津條約》的約束下，不得不允許公使駐京等條款。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不完全是清政府因應對外交涉的新局面，更多是出於維護「賓禮體制」的考量，並延續過去「督撫外交」的成例，由三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作為對外交涉的第一線。 再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援引康熙、雍正年間款待俄國使節團之事，重新提出「客禮」，讓「鞠躬禮」與「跪拜禮」不再是絕對的對立，反而有變通的空間，讓外國公使得行「鞠躬禮」。清政府利用「客禮」概念，以「天下秩序」包容歐美各國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再將外國公使定位為皇帝的「客臣」，並將「外國公使覲見禮」解釋為皇帝優禮外使的恩典，遂得到中國官民的認同，維護皇帝作為「天子」的至尊

地位。 第四，《辛丑和約》簽訂後，清政府雖透過擯者轉譯的方式，讓外國公使仍是皇帝的「客臣」，不致出現君臣逆位的狀況，但清政府只能在形式上維持皇帝的權威。外務部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用「名分秩序」，作為涉外禮儀的制禮原則，「西禮中用」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表示清政府無法再以「天下秩序」包容歐美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只能藉由「國際法」的慣例，利用條約去約束外國官民的行動，以挽回中國的利權。 最後，經本論文對「外國公使覲見禮」的考察，得知「賓禮」到「禮賓」的改變，並非一蹴而成的，也不是全出於外國公使的逼迫。清政府面對外來刺激時，自有其內部轉換的機制，不僅有外在形式上的變革，更有內在觀念的調整，故清政

府提出「客禮」概念，作為中禮與西禮的過渡禮儀，也是「天下秩序」與「國際法」的思想銜接。當「客禮」無法再解釋公使請覲，清政府廢除禮部，「賓禮體制」宣告結束，「天下秩序」也不再是清政府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