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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不良少年」的誕生

為了解決陳小菁前夫的問題，作者王珮瑩 這樣論述：

我們所習以為常的「不良少年」並非古來皆有，而是日治時期受到日本與歐美影響所「創造」出來的特定人種，是現代各門科學所交織而成的嶄新概念。探索不良少年誕生於臺灣的歷史，正是「現代臺灣社會」誕生的歷史。本文企圖烘托出的是，究竟是在怎麼樣的社會脈絡下，以怎麼樣的方式使得「不良少年」被建構、被凝視，在不同知識團體間意見或有差異或相互挪用、結盟的情況下交疊出共識？基於以上問題意識，本文有以下發現：（一）臺灣與日本的不良少年論述機制相異。相對於日本以精神醫學作為不良少年論述的主要知識提供者，臺灣則以警察論述與實作為主。警察透過一對雙眼看到臺灣兩樣的不良少年，一隻透過「內地的精神醫學」看到在臺內地不良少年。

放在日本精神醫學傳統下之「精神變質」，以及大正後期之「種族優生」與「遺傳素質理論」底下討論的在台內地不良少年，代表的是未來當地領導者之墮落危機。至於警察的另一隻眼睛，則跟隨既有之殖民論述，從「舊慣」入理批評本島的不良少年，企圖使「傳統」變得可以辨認，並使「現代」更為具體。透過本島不良少年所映照出來的，乃是符合現代中產階級價值觀下的「文明」與「好少年」形象。本島不良少年並非自古皆有，而是與現代同時建構（co-production）。（二）管教不良少年之策略方面，殖民者大致可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徹底根除之長程計畫，其目標包括了由內到外的各類範疇，從人種衛生著眼，股吹「健康」夫妻的結合，母親適當的胎

教方式，以及從小細心的教育。然而，這些徹底根除不良少年產生的方法，並非一蹴可幾，也非容易推行。另外一種立竿見影之取締與機構化管理，則是將之收容於感化院（成德學院）與少年監獄（新竹少年刑務所）等官方認定的模範試驗場。（三）日治時期論述台灣不良少年的「科學家」，不但精神醫學資源不足，而且專家人數稀少。透過不良少年的案例分析，可側面呈現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心理化」歷史。當時不論日本或是中國社會的「心理化」程度，都高出臺灣許多。精神醫學等心理學科，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從這些專家的口中，犯罪者從法律的世界「解放」出來，成為社會大眾可見的對象。隨著精神醫學、心理學等學科分化，以及其犯罪言說（stateme

nt）越趨精緻，犯罪者之「肉體」與「心靈」都成為審判與改造的對象。這些新興的專家，注重的不但是既成的犯罪者，更重要的是那些具有犯罪傾向（criminal propensity）但「尚未成為犯罪者的人」，也就是本文所指的「不良少年」。雖然對於不良少年的處置、預防措施總是計畫多過於實現，但由於「不良少年」與「現代社會」兩者乃是同時建構，我們可以藉由不良少年的例子，呈現出臺灣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