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局調薪制度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周育仁所指導 吳沛璉的 政府與企業互動之探討:以一例一休為例 (2021),提出郵局調薪制度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一例一休、修正後系統論、政企關係。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于俊傑所指導 徐國淦的 科技發展下傳統媒體的組織變革與勞資關係:以《聯合報》系為例 (2020),提出因為有 組織變革、勞資關係、關鍵績效指標的重點而找出了 郵局調薪制度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郵局調薪制度,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政府與企業互動之探討:以一例一休為例

為了解決郵局調薪制度的問題,作者吳沛璉 這樣論述:

勞資議題在台灣社會越顯重要,2016 年蔡英文政府推出「一例一休」,著重在「工時」與「休假」兩部分加以改善,美意希望提升勞權,卻遭致勞資雙方的反彈,惟實施不到一年的時間,經歷兩次修法。多數勞工團體反對政府刪除七天國定假日,以及加班時數、例假與特休雖有一定的保障,卻同時造成許多勞方與資方在工時調整上的困擾。企業則因為制度僵化,以致成本提高不少,連帶影響民生物價的調漲,間接造成社會諸多問題,加深勞資對立。2017 年政府著手第二次修法,調整「一例一休」相關的規定,原先勞方的權益不再有法定約束力,也增加企業營運的彈性。兩次修法對勞資雙方皆有影響,涉及社會團體與政府之互動。本研究透過「一例一休」立法

程序,了解勞資團體與政府間的關係如何影響決策,以及何種政企模型適合解釋我國政企關係?企業對政府的影響力是否大於勞工的影響力?影響政府二次修法的因素是什麼?本文透過檢閱勞資關係與「一例一休」相關文獻,發現鮮少以角色互動為出發點,因此透過政府與社會關係研究途徑及政企相關文獻建立研究架構。進而運用M. G. Roskin(2010)等學者針對David Easton 系統論所提出的「修正後系統論」探討兩次修法過程,並以Anna Ni&Montgomery Van Wart(2015)提出的三個政企模型,分別為企業中心模型、戰略模型與利益相觀者模型,分析兩次修法政府與企業關係之變化。研究方法上,本文主

要採以質性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了解「一例一休」修法歷程,此外,透過深度訪談了解勞工、企業、勞資學者及立法委員對修法之觀點,進而釐清兩次修法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關係,從中觀察政企關係如何影響政府決策,而使兩次修法結果截然不同。研究結果發現:(一)勞資交集不密切,勞工代表性不足,企業更具組織性。(二)「一例一休」兩次修法主導者皆為政府。(三)勞資關係不對等,勞工與企業對政府表達訴求方式不同。(四)二次修法主因在於內閣重組、考量選票利益。(五)在全球競爭市場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與企業多在「合作」階段。

科技發展下傳統媒體的組織變革與勞資關係:以《聯合報》系為例

為了解決郵局調薪制度的問題,作者徐國淦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要探討傳統平面媒體《聯合報》系,在面臨數位匯流挑戰時,如何因應市場結構改變,找出組織變革策略與行為,以及勞資雙方如何兼顧經營績效管理與保障勞工權益下執行協商。研究問題如下:(一)數位匯流下,傳統報業組織領導者,在報業媒體的轉型變革中扮演的角色為何?在解構與再建構的組織變革中,其態度與決策產生的影響為何?(二)數位匯流下,《聯合報》系在改變與再建構的組織變革中,推動那些重要的組織改造?(三)數位匯流下,《聯合報》系在解構與再建構的組織變革中,產生的勞資爭議為何?勞資協商的歷程與結果為何?研究發現如下:(一)《聯合報》系領導人與管理階層廣邀學者專家進行結構變化的盤點,透過內部刊物交流,讓

員工了解傳統紙媒面臨數位匯流之困境與機會;同時擘畫轉型變革目標、策略與手段,並對內容與人力提出重整因應。另外,透過願景溝通,讓員工了解未來的願景與方向。啟動不同階段教育訓練,進行員工職能與態度的轉化;並適時宣導成效,建立信心,化解抗拒。(二)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變革,報系從1990年起,實施不同階段的優退、優離人事精實政策。報系在1980年代榮景時期,受雇人員高達5千多人,到了2020年底剩1,386人,減縮達2.7倍強。(三)2002年報系開始倡議改革薪級制度,並於2008年推動KPI績效管理,2011實施薪幅制,跳脫既有薪級制度,將同仁職務貢獻與薪資緊密結合,讓薪資結構更趨合理與彈性化,以強

化報系整體競爭力。(四)報系執行變革中,工會組織居中協商談判,推動團體協約簽訂、「久任年金」協議、薪幅制團體協約等。工會更適時反應有關KPI績效管理執行問題、考績爭議事件及記者工作負荷過重等等,力保員工在組織變革中的勞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