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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我異化來看中國的現代化斷裂---從1956年八大路線至1978年改革開放

為了解決英文大寫縮小的問題，作者王俊國 這樣論述：

第一章：導論 壹、研究動機（P：1-3） 50-60年代對中國的研究著重在情感與敵對的意義上凸顯「共產主義」。80年代後卻因中國在經濟成長上的高速，對現代化理論造成挑戰。因此，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研究，逐漸成為東西方學界的顯學。 現階段中國在經濟領域上的表現，與毛澤東時期的社會動亂恰恰形成一個對比。若能回溯共產中國在其建國之初其現代化曲折的進程，從反面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瞭解上，應當具有積極的助益。因此，我們所關懷的現象是，何以共產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現代化事業上，依照西方現代化論的看法，遭遇了一次現代化斷裂？或是依照中國自身的否定方

式，遭遇了一次錯誤的嘗試？本文將從發展戰略入手，以研究西方所謂的現代化斷裂，或是中國所謂的錯誤的嘗試，此將在下一節中詳細說明。 貳、問題意識（P：4） 一.西方現代化論的理論觀點（P：4） （一）.現代化---以經濟發展為核心 以當時的認知水平而言，所謂現代化，其主要特徵就是以工業化為核心之經濟上的發展，目標即是達到更「現代」的社會。 （二）.達到「現代社會」條件的相關說法 西方國家對後進地區主要關心的問題，包括了在經濟發展之後如何導致一系列遵循自己歷史軌跡的變遷，也就是所謂

「後」一個階段的問題；然而，對後進國家來說，首要的問題卻只是期待如何經由某些條件的掌握，可以促進其現代化事業的高速進展，其實也就是關心現代化進程中所謂「前」一個階段的問題。 （三）.國家機關的作用 因此，多數現代化學者可能會認為，後進國家中的國家機關從現代化進程一開始就應該扮演比發達國家更重要的角色，那麼現代化理論家在分析共產中國領土範圍內的現代化進程時，就會傾向去看國家動員資源進行現代化的方式，於是國家領導階層的發展戰略就會成為研究焦點。 （四）.現代化斷裂的普遍現象 大多數後進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卻不斷地遭遇挫折

與失敗，使得後進國家現代化進程趨於緩慢甚至是停滯，反而成為世界性的普遍現象。現代化進程的遲緩，主要表現成現代化的斷裂。所謂現代化的斷裂是指稱現代化過程中連續性的中斷。西方先進地區的現代化論者認為，導致現代化的斷裂的原因，可分為「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而在現代社會中，內部因素所導致的現代化斷裂無疑是比外部因素來的普遍。因此，後進國家對現代化斷裂的研究，成為其主要課題。 二、現代化論的建構性與問題（P：9） （一）.西方中心論的問題 由於現代化理論是西方學者依據自己的歷史發展經驗所建構出來的一套自己認為是普世標準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引發

一些西方中心論的問題。具體來說為歷史趨同論（單一線性歷史發展）；理論建構所導致的自我異化（後進國家接受現代化論，勢必承認自己的落後，複製西方現代化論的說法）以及人為製造斷裂（製造斷裂以與自己的落後性做切割）的問題。由此引伸出來的現代化斷裂的概念，無疑也有鞏固西方優勢先進地位的作用（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將導致斷裂的因素排除在西方外部）。簡言之，如果沒有現代化理論，也就沒有先進與後進的價值設定，如果沒有由現代化理論所引伸出的現代化斷裂，也就沒有所謂「斷裂」的問題。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西方關於現代化斷裂的看法。 （二）.對西方「現代化斷裂」概念的重新梳理 本文

採用Cyril E. Black的看法，將現代化視為是傳統性在功能上對現代性要求的一種適應過程。那麼，所謂的現代化斷裂就是傳統性對現代性要求的適應不良。依照這樣的觀點，如能將研究焦點集中在國內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的互動過程，便能超出西方中心論的限制。 三、西方、台灣與中國的問題意識（P：13） （一）.西方、台灣與中國共同的問題意識 現代化的斷裂，亦與現代化的延續構成共生的概念（沒有斷裂何來延續？沒有延續如何說有斷裂？），承認產生了斷裂，無疑從反面承認所謂「現代社會」是以生產力的發達為核心，但背後的深層的問題意識有所不同。

（二）.西方、台灣的問題意識 西方：站在西方文明前提，表現為對自身的優越感（共產主義的失敗）以及對中國的焦慮（美中對抗）。 台灣：站在西方文明前提以及兩岸敵對意識，對自己的經濟發展感到自豪；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憂心。 （三）.中國的問題意識 中國若接受現代化理論與現代化斷裂的概念，無疑接受了現代化論者趨同論（單一發展路線---西方現代社會？）的理論預設，也無疑承認自己的落後性（然此是中共所不願接受的，因為中共認為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將造成自我異化與焦慮。因此，雖然現階段中國接受「現代社會」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

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但沒有貧窮的共產主義），但不接受現代化理論的發展目標---趨同論與西方優勢的理論預設，因為中國有自己的目標---共產主義。 但問題是，中國先前的發展方式（1956-1978）的確導致了斷裂，（此非接受西方現代化理論的預設，而是事實如此，或者不說斷裂，而是經歷一次失敗的嘗試）。因此，如何看待這段歷史構成重大問題。中共採取否定之，此有排除反對勢力以深化改革的作用，並鞏固共黨的統治地位。 中國的說法：在1956年後，由於發展戰略的逐漸左傾所導致。 因此，本文所關心的問題是：為何導致了發展戰略的左傾？為何左傾的發展戰略無

法逆轉？中國的傳統性在不同方式的動員之下，對現代性的要求造成何種衝突或適應的現象？ 因此，本文方向是由現代化理論推導出的現代化斷裂概念入手，選擇一個不具西方中心論問題的看法（也就是傳統性與現代性的不適應），並結合中共自身對自己的否定方式（左傾的發展戰略），從中國自身的內部來看問題，但避免淪為中國本位論的謬誤，以重新檢視這段歷史，希望可以超出現代化理論的無所不包。 第二章、意識形態詮釋的自我異化 壹、理論回顧（P：19） 解釋毛澤東時期發展戰略的左傾，大致可以區分成六種理論： 一.極權主義研究途徑

（P：19） 此途徑主要認為，毛時代的左傾是政權性質，尤其是意識形態的必然結果。但極權主義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帶有西方優越的理論假設，其背後體現的是一種「妖魔化」中國的動機，這樣的研究角度，有其理論假設上的偏見。 二.國際局勢研究途徑（P：20） 此模式認為國際局勢的緊張影響了國內領導人的反應，而領導人的反應則影響了國內政策的動向。但在分析層次上，著重於國際局勢的變化對於中國所造成的影響，落入「衝擊---反應模式」與「帝國主義模式」，忽略了從中國自身內部產生的發展與演變的考察。 三.社會經濟危機（P：22）

此角度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從矛盾與鬥爭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基本上認為在毛澤東時期，由於所謂的「階級敵人」尚未肅清，資產階級隨時有復辟的可能性，因此要「時時不忘階級鬥爭」。例如Frederick C. Teiwes認為1957年後鬥爭的失控，背離了「延安傳統」，終究釀成文革的大禍。然而，從此理論出發，卻無法瞭解到為何鬥爭會激化。與其說鬥爭的激化造成了整個中國的向左轉，倒不如說左傾導致了鬥爭的失控。簡言之，鬥爭的激化是左傾的結果而非前提。 另一類理論從經濟表現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機入手。論者認為，威權政體建國初期合法性的來源，通常來自於民族主義。而當激

情過後，威權政體就必須以其經濟表現來挽救其合法性低落的危機。然而，雖然威權政體必須以經濟表現來挽救其危機，然而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威權政體何以無法提升其經濟水平？其次，民族主義絕非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唯一基礎；（例如打土豪），因此。在檢視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時，有必要加以細緻化。 第三類是從發展戰略的形成邏輯來入手，林毅夫等人認為，以重工業為主導的發展戰略，在資本稀缺的中國，最終形成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以及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為特徵的三位一體模式，此傳統的經濟體制無法使經濟持續成長。然而，為何此發展戰略在鄧小平時由於無法提升經濟成長的結果而

必須改革，然而在大躍進以及文革遇到經濟成長的瓶頸時，仍舊必須去實行？為何毛澤東時期的生產力改革政策卻無法得到實施？另外，「內在邏輯」，可能並非追求工業化的必然發展結果，而更可能是領導人的單純信仰問題。因此，在梳理中國領導人的理性發展模式的同時，有必要探索中國領導人非理性層面的單純信仰、偏好、認知等方面的具體表現。 四.國家自主理論（P：24） 可分為領導人特質、派系衝突等論述面向。 從領導人認知、意識形態特質來看現代化路線的產生，是從領導人的偏好來進行分析。簡言之，毛所喜好用的語彙是「革命」；而鄧卻喜歡用「現代化」。但是，單純認為領導

人的偏好能夠驅動整個中國的走向，事實上也帶有極權主義特色。 由派系衝突來看現代化路線的左傾，此理論認為，中國一直出現兩條路線的衝突。毛不僅用左傾路線來進行生產，更用以打倒政治對手。然而，派系形成於菁英之間利益的依恃扈從關係，因此，政治就如同海市蜃樓一般，在中國社會以外的領域之間運作；也忽略了中國人在行事上，鮮少公開以追逐個人利益為其出發點的特質，以及中共高層領導人仍然必須面對人民最終的道德託付之道德義務。 五.社會心理理論（P：26） Robert J. Lifton認為，毛澤東想達到長生不朽的境界。為了名聲和地位流芳千古；尤其要避免

被鞭屍，不惜發動文革，人為的延長極左路線。雖然，慎選接班人是領導人確保自己的路線、方針能在死後被持續進行的關鍵，但是卻不保證必然如此。而且，以長生不朽作為切入點，是否過於武斷？另外，為何正常的人民要相信不正常的毛？由此理論來看，無法釐清領導人與群眾之間微妙的關係。 從使命感來觀察會認為，中國領導人負有人民的道德期待，如何體現人民的期望以改善其境遇是領導人刻不容緩的問題，也就是毛所強調的群眾路線。但是，使命感的不同，卻造成中國在發展道路上的不同取向，那為何同一代的中國領導人的使命感會有如此大的差別？並且，毛的使命感為何在毛主政時期佔主導地位，這涉及政治鬥爭的勝負結果，也就是誰

是「正統」的問題。 六.政治文化理論（P：28） 以政治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通常認為中國的左傾與帝制的遺續或對傳統的記憶有必然的關係。但是，從政治文化來處理路線轉型的問題有其基本困難點，以改變緩慢的文化因素來解釋急遽的轉型不免扞格。然而，政治文化對於領導人意識的塑造，人民對於國家權力的運用以及看法確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貳、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P：31） 一.研究方法---修正的過程論（P：31） 上述之理論，共同呈現了條件論的特色，本文改用較為動態的過程論，即是借用Adam Przewors

ki之路徑依循的模式來作為研究方法的架構。並從中國的條件來出發，以意識形態詮釋取代傳統上對於領導人態度和策略運用的分類（即保守派、激進派等），並結合中國傳統的政治鬥爭作為基本的分析主軸。 二.意識形態詮釋---解構式閱讀（P：31） 共產中國以馬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其立國精神。在人對於環境的反應和認知的過程，馬列主義提供了一個解釋基礎和未來的藍圖，也形成對問題思考的制約環境。 然而，馬列主義的文本不是僵化的，因為信徒們所面臨的環境與挑戰不斷的變遷。由於「作者已死」，為了使馬列主義適用於中國各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遷環境，便需要對馬列

主義注入新的生命；亦即進行細讀與重寫的雙重活動。所謂意識形態的詮釋，即是對馬列文本進行解構式的閱讀工作以適應中國革命的過程，而衝突點就可能發生在對意識形態的詮釋上。 三.意識形態詮釋權---最後決定權與自我異化（P：32） 一般認為，意識形態詮釋提供領導人合法性基礎，亦即著重於領導人的「可以做什麼」。然而，在中共領導人對馬列主義進行意識形態的詮釋之時，所伴隨而來的不僅是訊息的交換，由於「無限上綱」的可能性，任何的詮釋都可能伴隨一場嚴酷的政治鬥爭。由中國傳統的政治鬥爭來看，政治鬥爭不僅攸關於權力的掌握，也決定了誰是「正統」的繼承者。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必需被

打成馬列主義的異端，以凸顯勝利者的正統；而勝利者的詮釋既變成正統，也就不能將「異端」的詮釋納入自己的理論範圍之內，更重要的是必須將自己的想法貫徹到底，以便突顯出自己的「正確性」。經由一連串的政治鬥爭的勝利，「一貫正確」者的政治選擇空間無形中變的越來越狹窄，加上來自反對意見之牽制力量的消亡，中國的發展道路也就被趨著往這個或那個方向走去。 因此，純粹從政治鬥爭的結果來看，不管各領導人對於馬列主義是真心信仰抑或只是視之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意識形態詮釋所造成的政治鬥爭，既是一個不斷自我完美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的自我異化---被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思想文本所控制---的過程；而所爭奪到的意

識形態詮釋權，並非是「能夠做什麼」的權力，更重要的是「不能做什麼」的限制；在自我完美的極致中，反而轉變成自己的對立物，從而喪失了對意識形態進行詮釋的權力，而僅能依循本人的著作中之文本的界定來行事。 自我異化的程度可以由領導人對政策替代方案的政治選擇空間來加以衡量；而政治選擇空間則取決於歷次政治鬥爭的嚴重性以及其經由一連串的政治鬥爭的結果所定。政治鬥爭越激烈，自我異化的程度也就越大；隨著一連串政治鬥爭的勝利，勝利者對其他替代方案之可選擇的政治空間的彈性便越來越小。在自我完美達到頂點的同時，也就是個人完全被異化到極限的同時。 那麼，接班人何以要續行原領導人的

既定政策？接班人的政治選擇空間，從他一被挑選出來時就被限制了。對於原有的領導人來說，慎選接班人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自己的思想文本能夠在自己死後被忠誠不二地繼承，從而確保自己的一貫正確性；對於接班人來說，能否獲得接班人的位置，取決於其是否在言行舉止上充分表現出原領導人的要求。因此，接班人的自我異化，就是將原領導人的思想，拿來制約自己的過程。也因此，他能享有的政治選擇空間，也就侷限在原領導人所劃下的條條框框之中動彈不得。 或論者認為，自我異化的說法過於極端，並非每個人都可能被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思想所制約，更何況毛澤東對於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強調！我們的回答是，對一般人來說，自我異化的程

度不嚴重，因為一般人並不經歷生死攸關的鬥爭；然而，對於中國的領導人而言，卻並非如此簡單。由於中國的領導人具有道德上的象徵，必須符合人民對他的道德期待。這一種道德壓力，限制了領導人的隨心所欲；更重要關鍵是在於關乎正統政治鬥爭。這不僅是領導人主觀意識所構成的制約，也是客觀環境的要求所限制，因此，Robert Dahl才會說，「政治意識形態一旦在政治體系中被廣泛接受，領導人本身也就成為他的囚徒。如果他們違反其準則，就會冒毀壞自己的合法性的危險」。 因此，意識形態詮釋權的掌握對於領導人來說，是一個不斷自我異化的過程。國家層次政治鬥爭的結果，不僅使得領導人的政治選擇空間縮小，更外溢到

社會層次，壓縮人民可以選擇抵抗國家權力深入的政治選擇空間，所剩唯一的選擇就只有「融入國家」。所謂「融入國家」，即是跟著領導人對意識形態的界定來進行活動，從而導致人民自我異化了自己，隨著領導人自我異化的程度越高，人民「融入國家」的自我異化程度也就越大，從而使社會自主空間進而消失。 第三章：左傾斷裂的三次循環 本章由圖2-1以及表2-1之分析架構，並依據中共所稱三次的現代化斷裂進行以下的討論。 壹、政治遺緒（P：41） 從1927年到1949年建政，由於馬列主義在中國作為指導革命上實際的運作困難，所爭持的焦點即在於解釋

「何謂馬克思主義」。最終在1945年所召開的黨七大會議中，黨章正式通過將「毛澤東思想」奉為「黨一切工作的指標」，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建政之後，毛的地位與威望無人能及。因此，前述的政治遺緒被繼承下來，成為新中國在其發展過程中主要的政治背景。由於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及中國具體革命狀況」的結晶，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做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從而失去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權，故而爭執的焦點便轉移至如何解釋以及落實「毛澤東思想」上。 中共在1956年八大的召開，象徵著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運動的結束以及正式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上，因此，於1957年提出現代化的目標。

隨著工業化與集體化之間的衝突以及集體化速度之間的爭議，伴隨著黨內鬥爭的日益擴大以及毛在鬥爭中的一連串勝利，毛逐步喪失了對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詮釋權，貫徹毛澤東思想反而成為唯一的選擇。因此，毛澤東的大躍進成為主要發展策略，並以短暫的時間完成人民公社化的目標。 貳、第一次循環（P：45） 1958年之後所產生的經濟崩潰並沒有使得毛放棄原有的激進化發展策略，反而在廬山會議時因彭德懷等人的挑戰所導致的反右鬥爭，使得第二波的大躍進又被人為地推動。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在三方面。在經濟發展上，強調以速度為核心的躍進；在生產關係上，急於把小型的集體所有制變為大

型的以致於全民所有制，搞「窮過渡」；在政治上，則是開展「插紅旗，拔白旗」、「反右傾運動」，以左的政治鬥爭去推進左的經濟綱領的實施。 參、第二次循環（P：54） 大躍進雖然伴隨毛的自我批評而以失敗告終，在經濟的逐步恢復下，中共再次提出現代化的目標。然而，1966年文革發動之後，對毛的崇拜以及神化達到頂峰，毛澤東思想已成為一套政治神話，變成不可討論的真理，故而如何落實毛澤東思想成為此時期的主要特色。當自我異化達到極端的時候，其政治後果是使得毛澤東本人變成毛澤東思想，完全被毛澤東思想所異化，進而喪失了對自己的思想的詮釋權，也壓縮了其他選擇替代方案在發展問題上的

政治可行性；相反的，落實與貫徹自己的著作中文本的界定反而成為唯一的選擇了。 文革沒有像大躍進那樣因經濟結構失衡而導致經濟崩潰，主要因素在於農業緩慢但穩定地增長。但是文革給國民經濟所造成的損失卻是巨大的。不僅如此，由於強調「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更造成國民經濟結構失衡，給後續的國民經濟發展設置了巨大的障礙。 參、第三次循環（P：59） 在毛整頓文革的秩序下，經濟逐漸恢復，並於1975年重提提出現代化構想。1976年後毛澤東的死亡，因為「作者已死」，而使得動亂的中國出現了新的政治契機，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有了重新被討論和重讀之更大的空

間。華國鋒做為毛的接班人，在發展經濟的方式上的選擇權，被限制在只能依循毛式的群眾動員方式來進行生產，從而強調抓綱治國、強調超高積累、盲目進口國外的機器設備，一昧的重視重工業發展的洋躍進。但「兩個凡是」論卻遭到當時復出的鄧小平等人的反對，在重新解釋毛澤東思想的大環境下，鄧等人提出「實踐論」以挑戰華的領導地位，最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得以撥亂反正，恢復八大路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毛澤東思想在實際作為發展戰略方面的失敗，對於如何進行改革以及對中國的定位上，更進一步退回到重新解釋何謂馬克思主義之上。一直到十四大後，鄧小平理論取得官方地位，正式成為用以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從而也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權。隨著鄧起陳落，鄧小平也隨之失去了其政治選擇權，自我異化了自己，唯有貫徹其改革開放政策而別無其他政治可行方案，從而在反面促成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深化。 江澤民在其與左派理論家爭持何謂鄧小平理論的實行時，高舉著鄧小平理論的大蠹，繼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第三次思想解放」之後，不僅破除了「姓公姓私」的所有制崇拜，更得以瓦解來自左的反對力量。這是江澤民的作為鄧的接班人的前提，也是其自我異化的結果。 第四章：融入國家---群眾的自我異化 壹、前言（P：67） 依照西方「國家與

社會」的研究框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社會享有自主空間）來觀察1956年至1978年間的中國，為何人民要跟著領導人的指揮棒而起舞？為何左傾的發展戰略會被推向極致而無法逆轉？對於此問題，有必要回溯關於西方「國家與社會」研究架構運用到中國研究上的爭議，更進一步地必須要求研究者梳理西方「國家vs.社會」概念的產生以及中國具體歷史經驗的回溯。 歸納諸學者對「國家與社會」學術話語應用在中國研究的態度，可分為肯定說、否定說以及持平說。肯定說主要認為：運用「國家與社會」的學術話語，不僅可以增進研究視野，更主張學者們應具備跨文化的比較能力，摒除中國本位論的觀點。否定說則認為：「國家與社會

」是源自於西方的舶來概念，中國具有其歷史文化的獨特性，甚者主張從「他者」的角度出發，戮力為中國代言；而大多數學者則是站在中間的立場發言。造成爭議的原因主要是各學者站在相互對立的「歷史解釋」與「道德批判」的角度所致。因此，要解決關於「國家與社會」的中國應用問題，有必要重溯西方「國家與社會」研究架構之所以建立的「理論建構動機」。如果西方與中國擁有類似的始初關懷核心，那麼西方理論之所以與中國不同，就只在於因中西雙方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傳承所致。那麼，由西方來看中國，中國的傳統思維便可以進行「創造性的轉化」；相對的，經由從中國來重新檢視西方理論，不僅可以滿足西方「國家與社會」理論之參照系的目的，或許也提

供一種新的增益與補充，進而調和中西的差異。 有學者認為，西方主要關懷在於反抗專制，本文採納這種見解，因為「現代國家」是唯一合法壟斷暴力的團體，具有自然壟斷與自然擴張的特徵，容易「深入」到社會領域；相對的，社會的反抗能力微弱的多。因此，西方的理論建構動機可以轉為以下的命題：在面對現代國家權力逐漸擴張的趨勢之下，社會層次應該如何因應；具體而言，可細緻化為「國家權力應否深入社會？而社會應否反抗國家？」的命題。 本文所稱之國家權力，依Michael Mann之界定，分為國家基礎性權力（即國家能力）和國家專制性權力（即國家自主權）。伴隨著帝制中國向共產中國過渡的過

程，即是一個國家權力不斷擴張的過程。因此，本文將依循上述命題來重新梳理中國的相關論述，原因有二：首先是西方的理論建構動機，與中國從帝制到共產的這段期間有著相似的現象，此可分兩點。第一，中國傳統的「家國同構」使得政治權力在倫理上可以加以滲透的特點。其次，伴隨著中國被動地建立排外式「現代國家」的過程，國家權力的深入社會各層面，被視為是一個達到某種目的（反帝、現代化等）工具主義式的手段。其二是中國人在這段期間中，仍舊習慣以傳統的思維來思考問題。那麼，中國傳統概念便可以經由現代詮釋而創造性地轉化為中國式的國家與社會話語。因此，本文的重點在於，面對國家權力深入這樣一個現象時，依照中國傳統思維以尋找理論資

源，一般中國人的認知會與西方產生何種相同或不同的理論建構？ 貳、理論回顧（P：77） 中國的傳統有教化思想（對於國家道德性象徵高漲時，國家權力的深入社會，伴有提昇人民道德的一種理想境界）；放伐思想（一旦國君失其德，可為人民所放伐）以及在宥思想（就國家而言，則不應干涉人民；就人民而言，「帝力與我何有哉」）。 西方大致可以分為社會中心論（強調社會的自律與完滿，國家只能作為必要之惡的工具。對於國家權力，必須加以制衡與削弱）、國家中心論（社會是不足的，人民只有接受國家在道德上的指導，才能達到文明的狀態。對於國家權力的深入社會，不僅不加以反對，

更給予一個在倫理上以救濟社會的地位）以及國家---社會揚棄論（要解放全人類，就必須消滅社會與國家，一旦進到共產主義之時，國家與社會最終都會被揚棄，完成其歷史階段的使命）。 西方與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理論建構，其相同之處在於：在某一個分析層次上，都可歸結為「融入國家」和「反抗國家」兩種。本文認為，共產中國的人民選擇反抗或是融入國家，在於群眾心中的一把尺。一旦中國領導人「高度團結」，伴隨著高度的道德象徵，人民會自我異化，選擇融入國家，以示自我道德水平的提升；一旦領導人的道德象徵低，不足以代表群眾的路線時，人民選擇反抗國家。但若領導人產生歧見或分裂，出現「兩個國家」時，人民選擇融入道

德道德象徵高的某個領導人；相對的，即是反抗另一個領導人。然而，不論是選擇「融入國家」或是「反抗國家」，人民的態度均有積極和消極的一面，需視特定時期的政治選擇空間而定。 參、試析1956-1978年間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P：86） 一.道德象徵的高漲導致人民的自我異化（P：86） 中共建政後，由於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以及穩定國內宏觀政治經濟秩序的成就，加上領導人高度團結的表象，道德象徵高漲。因此，國家層次對於社會產生了一股示範作用，國家權力的深入，被視為具有提昇人民社會主義道德的正面作用。此刻國家對「人民內部」採用說服與教育的方式，因此

，人民積極地「自願」參與國家的動員，融入國家而自我異化自己。在人民高度的配合下，使得新民主主義時期快速的完成其階段性任務，並以道德號召動員人民進行生產大躍進，國家道德象徵達到了新高點。 二.領導階級的自我異化導致人民的自我異化（P：86） 由於無限上綱的可能性，領導階層意識形態詮釋所造成的政治鬥爭，產生的一種示範效果：雖然鬥爭的勝負決定了誰是正統象徵，卻也表示領導階層之間出現了「兩個國家」的現象。隨著鬥爭的激化與發展戰略的貫徹化，外溢到社會層次，壓縮了人民「反抗正統象徵」的政治選擇空間，唯一的替代方案就只有自願選擇「融入正統象徵的國家」，與正統領導人的步

調一致以反抗「異端」的其他領導人。如此產生兩類型的群眾，一類是積極地融入國家，成為積極的政治狂熱者與參與者；另一類消極融入國家，表現為怠工、對政治疏離、吃大鍋飯等現象，以消極漠然的態度面對政策的執行。因此，不僅人民自我異化自己，導致社會的氾政治化，也造成社會的自主空間的消亡，對於經濟發展而言產生極大的傷害。 由於國家層次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反對力量的消亡，以及社會層次反抗空間的壓縮，毛澤東文本界定的貫徹便被推至極致，超過毛原先的估計，以致於趨向極端化而無法逆轉，直到毛死後，新的政治契機的出現，才有迴轉的可能。 三.新的政治契機與新的政治選擇空間（P：87）

毛澤東死後，出現了「兩個國家」，也出現了新的政治契機。「兩個國家」的出現使得人民又有了新的政治選擇空間：選擇融入哪一個國家，相對的也就是反抗另一個國家。在新的國家與新的政治選擇的聯合下，最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以「撥亂反正」，走向另一個時代。 第五章：傳統性與現代性要求的衝突與適應 壹、前言（P：89） 由西方現代化論者的主要看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其中的特徵之一即經濟發展程度的提升；具體而言，亦即表示某一社會的傳統性必須轉變成現代性，才能使經濟得以適度發展。那麼，由現代化論的理路出發，來觀察中國的傳統性

與現代性間的關係，可以梳理出三種看法： 第一是停滯與障礙論，基本上把中國的傳統社會視為是靜止不變的社會，最多只能在「傳統的範圍內變化」，必待西方衝擊而能有所轉變。持此看法的學者，基本上把傳統性視為「現代社會」運作的障礙。現代社會如要良好運作，勢必根除傳統性的羈絆有以致之。在評價帝國主義作用的問題上，中西雙方壁壘分明。中國論者認為，中國傳統的封建傳統，與帝國主義入侵相互結合，擴大並加劇了壓迫與剝削的關係。西方的學者，認為中國無力自己產生變化，需要外力衝擊（西方）才能促使中國產生轉變。 第二是變化與助力論，主要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並非是停滯不變的；而傳統社會的

某些特徵也絕非是進入現代社會的障礙。因此，持此看法的學者，採取兩種作法：一是著重於對中國的「過去」重新加以解釋，以「重建」中國傳統社會的活力；另外則是力圖證明中國的傳統性絕非進行現代化的障礙。在評價帝國主義的問題上，中國學者的立場較明確，認為帝國主義的入侵破壞了中國原有的發展規律，而對帝國主義的作用採取負面的評價。而西方學者對於帝國主義的評價比較不一致，有的比較著重帝國主義的所產生的破壞；相對的，也有學者正視帝國主義的「積極」作用。 第三是不當動員論。既然排除了帝國主義干擾以及傳統性的障礙因素，那麼，在1956年至1978年其間，中國經濟表現不佳的原因，就是歸因於中國的傳統

性在一種所謂新的現代化方式中，遭到國家機關的不當動員而遭到破壞，此亦為新現代論的主要論點。然而，這樣的看法卻產生了兩個謬誤。其一是帝國主義傾向的謬誤（即「內部因素」事實上具有為西方辯護，將「不文明」的因素排除在西方之外的作用）；其二是趨同論的謬誤（即是現代化論將千差萬別的「過去」整合在一個「傳統社會」的範疇中，即所謂單線史觀的謬誤）。 雖然今日中西雙方均將否定1956年至1978年間的發展經驗，然而我們所質疑的是，此階段國家對於傳統性的運用與改造以推進現代化方面，是否只是造成經濟上的破壞，抑或仍有正面的助益？因此，本文採取多線歷史發展觀，試圖修正上述新現代化論所造成的謬誤。

首先，必須對傳統性以及現代性所指加以明確界定。（現代社會之間的差別；語言有一種岐義性）。因此，不僅是個別社會的傳統性，甚至連所謂「現代性」都有重新加以明確界定的必要。其次，由上而下的推動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方式，因此，對於傳統性以及現代性的看法，就必須從中國領導人對於中國的傳統性以及對所謂「現代社會」的現代性的認知入手，也就是自我異化的問題，具體來說，表現為其發展戰略中關於經濟制度的選擇與建立。因此，本文的焦點集中在，由於領導階層的自我異化所導致的群眾階層的自我異化，在全國性的自我異化下，此種制度對於傳統性的動員、改造，卻與所謂「現代社會」關於現代性要求之間產生何種衝突或適

應關係，尤其是對經濟發展層面上產生了何種正面或負面的功效。 本文對於傳統性的界定，表現在經濟方面，即指低生產力狀態下的「經濟自由」而言。所謂經濟自由，即是在經濟活動上不受政府干預的自主空間，因此，經濟自由與「政府干預」構成一個相對的概念。而現代性即指政府為提昇生產力而有意識地規劃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表現在制度上，即指國家有意識地選擇並安排自身對其社會成員之經濟活動運作空間的干預程度，而出現處於光譜上兩端的兩種理想型。其一是對經濟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即國家創造出一種環境，使每個經濟活動者在一定的遊戲規則約束下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又在客觀上促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可歸結至利益與強制

兩者）。其二是制度性的動員，（即在某種目的下，認為透過將整個民間的經濟活動整合至某種經濟制度中，避免漫無目的的生產與消費，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達到資源利用的最大化，並達到增長經濟的成效） 因此，現代社會中，制度性保障、制度性的動員與經濟自由間的關係，如圖5-1所示。在政府有意識地選擇性干預的光譜中，由制度性保障向制度性動員移動的同時，即表示政府干預的規模逐漸增加；而隨著政府干預規模的增加，經濟自由程度也隨之減少。 貳、經濟自由與經濟成效（P：99） 帝制中國的傳統社會，與西方之傳統社會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在不受外力的干涉與破壞下，自然

能夠創造出殷實的繁華景象，或西方自由經濟論者所稱達到資源利用的最適化。兩者最大不同點就在於西方經濟自由的連續性。西方國家在其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當中，伴隨著制度性保障的建立，其傳統的「放任型經濟自由」轉變成為「保護型的經濟自由」。然而傳統中國民間經濟的興衰受到朝代更迭很大的影響，不僅贏弱，且多次間斷，外在發展環境不如西方優良。 然而，現代社會中，由於國家對生產力的重視以及國家能力的增強，使得政府有意識地選擇去干預經濟活動變成可能。因此，探討經濟自由與經濟成效間的關係，就必須一起探討政府有意識的干預與經濟成效之間的關係。 對於經濟自由、政府有意識的干預以及經濟

成效之間的關係，可以以邊際效用法則加以結合。最後，即構成圖5-4。橫軸表示政府干預規模與經濟自由的反向關係。當以經濟自由為原點往右邊移動時，即表示政府干預規模漸增，經濟自由程度越減；反之，若以政府干預規模為原點往左移動時，經濟自由為正向而逐漸增加，政府干預規模為負向而逐漸遞減。簡言之，從過渡的經濟自由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走向有政府狀態，政府干預的擴大有力於經濟成長；一旦政府干預擴大到控制整個經濟領域，經濟自由程度被壓縮至最小時，就不利於經濟的運行。 參、傳統性與現代性要求的衝突與適應（P：107） 一.戰後復原階段（P：107） 因此，

我們將以圖5-4來觀察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表現。自晚清末年開始，中國長期處於內憂外患的動盪局面，民間社會的經濟自由無法獲得適當發展的環境。中共建政後，經三年的時間，穩定宏觀金融秩序，社會秩序逐漸恢復生機，隨後在1953年開始「以俄為師」，實行第一次五年計畫，經由「一化三改」後，初步建立起中共領導人當時認為「最先進」的制度性動員體制。伴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施，國家層次逐漸自我異化。中央領導人認為，制度性的動員不僅優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更能有效動員人民從事生產，以改造傳統的遺毒。由於國家層次的自我異化，社會層次也隨之自我異化，表現在群眾必須進行自我批判與自我切割，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因此，經

濟活動者「自願」配合國家對生產的動員，將經濟自由交於國家手中，以符合領得人所欲的斷裂並凸顯自我的重生。 然而，由於政府適度的干預，表現為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並且政府工業投資項目的初步完成與投入生產，也提高了此時的經濟成長。「一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成績顯著，即圖5-4上之B點逐步往A點前進，不僅增長速度快，而且人民生活水準也有了明顯改善。 二.傳統與現代性的衝突（P：107） 毛澤東認為，小農生產單幹的封建遺毒或小資產階級性，不利於生產力的解放。因此，1956年之後，由於制度性動員所產生的問題以及領導階層的自我異化伴隨人民的自我異化，逐

步嘗試建立一套中國式的制度性動員機制，也就是道德動員體制，並以人民內部生產的積極性來反證領導人的正確性，來進行經濟上的生產。隨著自我異化程度的升高，雖然以大規模運動、抓綱治國為特色的制度可以達到生產關係的變革，符合領導人對於「現代性」的要求。然而由於對傳統的經濟自由的批判越趨嚴厲，人民的經濟自由遭到極度壓縮，反而造成生產力的下降。 因此，這個階段可以由圖5-4之C點來表示。一方面，「制度性道德動員機制」的建立，符合領導人對於共產主義「現代社會」的認知；然而另方面，對傳統性的過渡批判，卻壓制了人民經濟自主的生產空間，無法達到經濟成效的提升。簡言之，中國的傳統性與領導人對於現代

性要求之間產生了衝突。 三.傳統與現代性要求的適應？（P：109）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大環境下，對馬列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重新加以詮釋，認為只要能夠提升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的；並且從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賦予生產力的提升為當前現代化的主要任務。在國家層次的自我異化下，國家變更其職能而逐漸撤出社會經濟領域，並賦予人民經濟自由的合法性，社會逐漸恢復其經濟活力。因此，此階段的制度設計可視為是「制度性動員」逐步向「制度性保障」的移動，可由圖5-4之Ｃ點朝Ａ點移動來表示。國家變更其政府干預的規模，使

人民經濟自由的傳統性得到了發展空間，達到高速的經濟成長。 然而在國家層次的自我異化下，社會也開始其以利益為導向的自我異化。詳言之，在制度性動員被撤除的當代中國，所恢復的是傳統的「放任型經濟自由」，在政府首肯下，全國開始盲目地追求利益。然而，在制度性保障尚未建立的同時，放任型的經濟自由卻使得舊有的傳統道德規範遭到破壞，因而出現官倒腐化、尋租活動、貧富差距擴大、灰黑色經濟以及犯罪等問題，而讓中國在朝向建立制度性保障的同時，增加了許多困難。 第六章：結論---回顧與展望 本章將放寬歷史的視野，延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縱深，以反思百年以來中國

現代化的種種困境，同時對西方現代化理論提出批判，並展望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作為結論。 壹、過去---批判與反思（P：111） 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性（P：111） （一）.一個被迫的現代化 西方以武力撬開中國的大門，迫使中國進入由西方世界的武力和經濟優勢所構建的國際領域。當中國瞭解到必須進行變革，才能夠抵抗外來勢力的同時，中國被迫捲入了世界性的現代化進程。 （二）.現代化的後發性質---由上而下的現代化 從此，中國現代化就面臨著一個嚴峻的結構性挑戰：作為後發國家，

中國現代化的展開，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由國家強施的政治計畫和安排。在這一結構性調整的過程中，政治、社會及經濟變革引發了既有權威的合法性危機，作為對這種失序的救濟，政治結構往往轉而訴諸傳統資源來解決合法性危機的問題，這又使政治、社會及經濟的變革胎死腹中。 （三）.現代化進程的窘境 一方面，雖然中國體認到必須進行現代化才足以救亡圖存，但是現代化又必須向西方學習；另方面，中國又必須強調獨立自主，而獨立自主就必須把外國的勢力驅趕出國門，此即為「啟蒙」和「救亡」的矛盾。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問題，就是要建構一個可以保持民族的文化傳統，同時又能夠成功地回應現代化挑

戰，因而能夠獲得廣泛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 （四）、全國上下的自我異化 既然必須摸索出中國自己的一條現代化道路以能更有效的維持主權獨立與因應西方挑戰，領導人就有必要要求本身的團結，並動員人民的「積極性」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如此便產生一種舉國上下一體要求純化的現象，也就導致了全國性的自我異化。具體來說，領導階級由於意識形態詮釋伴隨而來的政治鬥爭而產生了自我異化，而群眾也由於國家層次自我異化的外溢現象而導致社會層次的自我異化；在宏觀上表現為新中國與必須要求與舊傳統決裂；微觀上，則表現為個人必須與自己的落後性作切割。人為的斷裂程度越大，就越能彰顯新中國的不

同。如此便造成了西方所謂現代化的斷裂，或是中國自稱的進行了一次錯誤的嘗試。 二、反思現代化論的適用性（略） 貳、未來---中國，咱往哪兒去？（P：117） 本文運用結構主義途徑，將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視為一個整體，以便理解未來中國的走向。其次釐清改革方式與改革目標。改革目標是改革方式的預設終點，改革方式是改革目標的達成手段。理想中，兩者必須合致，以符改革者所欲，然事實卻往往相悖。 二、改革目標的特性（P：118） （一）.雙重性 中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對於中國

而言，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對於西方來說，認為中國有資本主義化的傾向，變成了「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二）.理想性 「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在中國與西方的眼中，必須成為一個「虛擬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想型」，也就是說，假定存在有這樣的一個制度框架，在這個制度框架之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夠並行不悖，以期中國的改革能夠達到一個理想的境界。 （三）.空泛性 正是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上述兩層特性，改革目標就成為一個原則問題，其具體概念必須是空的，從而無須去爭論其具體的內容為何，其內涵可以無

限寬廣，無所不包。 三、改革方式的偏軌（P：120） （一）.市場交易與人情交易 中國以「漸進論」為改革方式。關於中國現今的交易行為，可以區分「市場交易」與「人情交易」兩種。前者是以一般市場運作邏輯來進行的交易，重視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和所有權絕對；後者藉由個人的「關係網絡」來進行的交易行為，重視交情、關係等，其本身是靈活多變的。交易行為是一個學習與內化的過程。由於中國先前市場並不發達，在改革開放後市場「解禁」的情況下，市場交易在人們並不熟悉的心理下，大多數的交易只會「恢復」以傳統的人情交易來進行，並在利益導向的改革政策下，傳統人情交易

的道德規範卻也隨之瓦解。因此，諸等不利於市場軌運行的行為也紛紛出現，從而，市場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偏軌。 （二）.法律制度的保障和規範 這裡產生了在轉型時期市場經濟與法律規範之間的悖論，也就是說：中國既無法事先規劃好保護與規範其市場運作的法律制度，連隨著市場運作經驗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也不可避免是偏軌的與儀式性的；而法律制度用以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並無法發揮其預期的功能。 四、改革目標與改革方式的合致？（P：122） 因此，結合改革方式與改革目標來加以分析。由於改革目標具有理想性，可由圖6-1來表示。然而，雖然市場軌不

可避免地偏軌，卻仍然能夠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空泛性和雙重性來加以含括，卻也必然會導致改革目標「理想性」的瓦解，可由圖6-2來加以表示。 因此，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可以歸納出如下特點：一是非西方式的市場經濟，而是一種偏離理想性的市場經濟；二是在這偏離理想性的市場中，大部分的交易非以市場機制來進行，而是以傳統的、熟悉的人情交易來進行，此不利於市場經濟的擴大與健全；三是用以維護市場交易的法律制度是「有偏差的保護性法律」與「儀式性的規制性法律」；而這個新的法律制度仍無法完全取代傳統交易方式之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 然而，改革是個長期的過程，依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來看，對於中國改革長期的成果，目前尚無法以理論來預測。結果是悲是喜，是好是壞，只好留待中國領導人以及各專家學者的智慧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