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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陳芳明所指導 陳允元的 殖民地前衛──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 (2016),提出花蓮市南京街203號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現代主義、前衛、殖民地台灣、風車詩社、楊熾昌、西川滿、饒正太郎、現代詩。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温振華、鄭梓所指導 王和安的 移民與地方社會:以南臺灣新竹州客家移民為中心(1895-1945) (2015),提出因為有 本島人移民、新竹州移民、清國勞働者、瘧疾、蠶豆症、美濃、地方社會、南隆農場、輔天五穀宮、客家鸞堂的重點而找出了 花蓮市南京街203號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花蓮市南京街203號,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殖民地前衛──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

為了解決花蓮市南京街203號的問題,作者陳允元 這樣論述:

  風車詩社的文獻在1970年代末出土以來,使得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活動的存在被認知。但三十餘年過去,在詩的領域風車詩社仍是唯一孤例,研究者對風車的種種既定認知,某種程度限縮了我們對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的課題想像。在這一部論文,我從對於既有台灣新文學史建構背後的三個框架:本島人中心、本島文壇中心、台灣新文學運動(寫實、抵抗)中心的檢討著手,在詩人身分上採取複數的「台灣出身」──台灣血統(本島人)、土著化於台灣的在台日人(第一代移民‧久居者)、出生於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取代本質主義的血緣論、在地理空間上則著眼於戰前東亞文學場域內的人員移動及文本交涉,解

開幾乎定著的「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風車詩社」的「文學史孤例」想像,重新就戰前誕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或複數「台灣出身者」的現代主義實踐,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性研究,在日本帝國圈內中央文壇與台灣文壇交織連動的脈絡之下,論其生成、文學表象、發展軌跡,連繫的美學系譜與轉化,並在文學史的層次上探問以下三個問題:一、現代主義美學的引進如何衝擊殖民地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二、殖民地台灣及其出身者如何參與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並將之進行改造?或者說,現代主義的傳播以台灣為介質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三、如何給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一個解釋?其前衛性究竟為何?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有四組案例,包括了:一、風車詩社1910代的

楊熾昌、李張瑞;二、1915代的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的女性詩人戶田房子;三、土著甚深的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四、花蓮出生、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他們進行現代主義實踐的場域與脈絡,彼此緊密連動、又各有不同,卻共同構成了一幅以「殖民地台灣」為中心輻射而出的1930年代東亞殖民地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的圖景,既體現了前衛思潮傳播的世界性與同時代性,同時也是台灣出身的台日作家在殖民地的複雜情境下的在地回應。  本研究除了勾勒出諸多個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軌跡與美學表現,在整體上主要得到幾個結論:一、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僅是「帝國→殖民地」的單線、單向的傳播,而是複線的、往復的。二、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雖

與帝國中央文壇有緊密連動,但並非亦步亦趨,案例間也呈現了系譜的非均質性與發展的非同步性。三、在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的前衛性基礎是由於時差所致,但對於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而言,其前衛性毋寧是因為透過台灣的在地轉化而產生的「現代主義的台灣解釋」。

移民與地方社會:以南臺灣新竹州客家移民為中心(1895-1945)

為了解決花蓮市南京街203號的問題,作者王和安 這樣論述: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島內新竹州移民為客家研究乃至於臺灣史上之重要議題,在客家研究領域中普遍以「二次移民」或「客家再移民」為命題,並涉及產業經濟、文化與信仰、語言、族群關係、聚落發展等各層面。日治時期新竹州在臺灣總督府推動島內移民之政策下,而成為臺灣各州人口外移最多的一州。現今移民後裔在移住地落地生根,與當地社會融合,並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在地文化;此一歷史過程反映出臺灣社會經濟史的特色。首先,臺灣總督府欲拓展富源,注重本島人移民(漢人)之理由在於,作為內地人(日本人)之替代性勞力。主因為治臺初期統治尚未穩固,各項措施及適合內地人大量來臺的條件亦未完善;若以招募清國勞働者(華工)又需顧慮管理問

題及有策反之嫌,以防止清國人可能會產生對臺灣統治的隱憂。拓殖本島的工作又必須進行的情況下,對於總督府而言,運用本島人勞動力成為首選,也是當時殖民政府較實際的選擇。其次,在本島人移民中,何以新竹州移民占絕大多數?過往研究認為移民具有樟腦專業,或多以生活不佳為由,而有人口外移現象產生。本文指出其原因應與部分客家人先天遺傳性疾病有關。客家人罹患蠶豆症比例較高,蠶豆症屬於遺傳性疾病(醫學學名為「葡萄糖六磷酸鹽脫氫酵素缺乏症」)。具有蠶豆症的人天生對瘧疾有免疫性,而瘧疾向來為殖民政府所重視又亟欲防遏之課題。因此,日治時期的部分客家人因有蠶豆症,而較不懼怕瘧疾,可以從事山區採腦等工作。殖民當局多以客家人為

山區勞動力,一來可以降低內地人的罹患率,二來又可以節省奎寧的支出開銷,如此符合殖民統治下資本主義發展,以及日本帝國背後的統治邏輯。換言之,對於移民原因及理由之論述,可再重新思考與理解。再者,本文以三五公司開發旗下美濃南隆農場的事業為例,剖析農場於新竹州先後招募客家人南下拓墾的經過;可謂反映日治時期資本主義藉由國家力量進駐美濃鄉村,影響地方社會的轉變過程。此區之特殊性在於美濃的漢人社會從清代到日治,客家宗族、嘗會、夥房等發展已臻成熟。移住的客家人與在地的客家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即「南北客」關係,實有進一步釐清與詮釋之必要。另外,1920年代南下的客家人在南隆地區建立輔天五穀宮,為神農大帝與三恩主公

鸞堂兩大信仰系統並存之廟宇。五穀宮爾後的發展與地方人群之社會網絡息息相關。因此,探究五穀宮信仰的歷史過程及背後之意義,有助於釐清國家、移民與地方社會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