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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未來十年顯學，東南亞研究經典）

為了解決股務代理機構英文的問題，作者AnthonyReid 這樣論述：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 東南亞史研究權威、亞洲版的布勞岱爾、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傑出貢獻獎得主 ★★台灣首次出版！東南亞史最權威經典，未來十年顯學！★★ ★★台灣版作者新序，找回台灣人身上的東南亞性★★ 　　◆ 　　弱國家性╳季風貿易╳多元性別╳外來文化挪用╳語言種族的多樣性 　　「東南亞」是超越國別史的大集合 　　是一塊多元而獨特、只能以「東南亞性」名之的 　　多元族群文明和濕熱叢林水域 　　東南亞何以成為「關鍵的十字路口」？ 　　台灣位處十字路口的北大門，該如何與之交流？ 　　■東南亞「不是中國，不是印度」，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特性 　　長久以來，東南亞

地區在它的鄰居眼中就十分獨特，中國人稱之為「南洋」，印度人稱它為黃金之地「蘇瓦納德維帕」（Suwarnadwipa），阿拉伯人將它稱為「爪哇」，歐洲人則稱其為「更遠的印度」或「超出恆河的印度」。 　　由此可知，東南亞一直都是有著無窮多樣性的獨特區域——它有特殊的環境，包括濕熱的季風氣候、密集的叢林、廣泛的水系，還有火山和海嘯等周期性的自然災害。由於地形的破碎和水域的隔離，人群相互連結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海洋而非陸地，使得東南亞沒有整合並統治廣大疆土的大帝國。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外人眼中的東南亞依然是個連貫一致的整體，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 　　現代東南亞的基因庫與語言庫大多來自北方的中國，宗教

與書寫文化則是來自西邊的印度。但是這兩個巨大鄰居的文明對東南亞的影響是有限的，東南亞「不是中國，不是印度」，它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獨特性。也由於東南亞位處東亞人南下及西方人東來的交會之地，隨著伊斯蘭文明及歐洲文明的進入，各種文明因地理、氣候、貿易等因素於此地邂逅、交匯和衝突，創造出多元燦爛的東南亞文化，使其終成關鍵的十字路口。 　　■從無國家、弱國家到民族國家，看東南亞的千年轉變 　　東南亞地區最早的社會具有強烈的「無國家」（stateless）性。無國家的人們以採集、狩獵和遊耕為生，小心翼翼與更具階級性的王權展開貿易和交流，防止自己被其併吞。這種無國家的性質在東南亞的陸地區（如：今日的緬甸、

泰國和寮國和中國境內雲南等地），被作者稱之為「佐米亞」（Zomia，即高地生活）。 　　在十九世紀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進入前，東南亞的國家概念並不強，可以用「弱國家性」來形容，其中兩種代表的政權形態為：「納加拉」（nagara）和「內格里」（negeri）。前者「納加拉」於第十至十三世紀之間宰制著東南亞大陸區，例如吳哥、蒲甘以及爪哇島的滿者伯夷，它們自視為文明的焦點和神聖王權的中心，依賴水稻耕作取得穩固的糧食來源。後者「內格里」則是十五世紀持續到十七世紀商業時代的主宰者，類似港口城市國家，最著名的有麻六甲、馬尼拉、汶萊……等，因位於航運樞紐而興起，是一系列以海洋貿易為基礎的小型政體，接待國際貿

易商可說是它們存在的根本理由。 　　至於形塑現代東南亞民族國家的關鍵期是十九世紀上半葉，在此之前，東南亞地區除了區分大越國與中國的疆界之外，並無其他的固定邊界存在。隨著歐洲民族主義的進入，東南亞被納入了一個新的世界體系，荷蘭、英國、西班牙／美國、法國在這片區域上畫定邊界，現代化教育的引入，逐漸形成國語及國族的概念，導致民族主義獨立運動。現今的東南亞各國，便是在二戰後的民族國家獨立潮裡如雨後春筍般形成的。 　　由此可知，現今東南亞的民族國家、國族語言和邊界是近兩百年的產物。這段期間，在東南亞人生活之中，國家、民族與宗教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高，造成了原本是一個整體的東南亞的破裂與分歧。在回顧千年

的東南亞史時，便不能用已知的現代邊界來描述，否則會進入歷史的誤區；也因此，本書作者瑞德便使用島嶼或集水區等地理單位，詳細論述東南亞從無國家、弱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複雜歷程。 　　■只有理解「東南亞性」，才能看懂東南亞諸國的歷史和本質！ 　　如何保持「多樣性」與「獨特性」兩者之間的平衡，向來是東南亞的挑戰所在；本書正是以「關鍵的十字路口」為基準，橫跨上古至現代兩千年的幅軸，以探尋東南亞地區的多樣性與獨特性。假如我們用最少的詞彙描述何謂「東南亞性」，那就是：環境、性別和弱國家性。 　　◎「環境」——指的是東南亞所處的濕熱氣候、季風吹拂的土地，以及板塊交界處不穩定的地質條件 　　在遠洋航行依賴

風力的帆船時代，每年風向固定交替的季風，對東南亞的海洋航行十分有利，進而成為全球商貿發展的搖籃；由於位處板塊交界處的不穩定地質條件，為東南亞帶來了火山爆發的災難、人口周期性減少，以及因火山灰的覆蓋而產生的稻作文明等特點。 　　透過日漸精密的定年技術，人們發現巨型火山噴發會導致全球氣候的短期波動，因此瑞德認為東南亞的環境影響是世界性的，東南亞劇烈的火山噴發往往是全球小冰河期的罪魁禍首。正是這樣的獨特環境，造就了東南亞物種和文明的多樣性，這正是東南亞的獨特性之所在。 　　◎「性別」——指的東南亞歷史上的女性曾享有人類社會最大的自主性 　　在經濟方面，東南亞夫妻的財產是由雙方共同持有，各自有經

濟自主性。東南亞人認為應該由女性控制家庭的金錢收入並進行理財，女性的財產權有足夠的保障。因此，東西方貿易商人要和當地女性締結短期婚姻以取得貿易代理權。 　　東南亞女性的強勢地位，也導致了男性發展出獨特的性服務，以及多元的、跨性別的文化。即使儒家、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將外來的男性主導模式帶進了東南亞，這種性別關係依舊維持某種東南亞的獨特屬性。直到十九世紀殖民主義進入，當地女性的地位才因此下降。 　　◎「弱國家性」——指的是東南亞社會不存在統一的中央政府，沒有發展出官僚國家 　　高地無政府主義一直是東南亞的特質，然而他們依舊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明，例如自給自足種植水稻的「納加拉」，和位於轉運

樞紐成為貿易港口的「內格里」。東南亞文明也因為缺乏政府的箝制而更有活力、更加平等、更重視貿易、更加多樣性。 　　■東南亞性獨特而多元，東南亞史將成為未來十年的顯學 　　本書作者安東尼•瑞德是國際上研究東南亞的第一人，他的研究不是從決定歷史的所謂大事件出發，而是注重環境、地理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等年鑑學派的研究方法，因此有「亞洲的布勞岱爾」之稱。此外，瑞德堅持全球史的研究視角，印度、中國、伊斯蘭、近代歐洲的力量在這個關鍵的十字路口相遇、交織和互相影響，正是東南亞在全球史中的重要特徵。 　　目前台灣出版的東南亞相關主題以國別史居多，且偏重民族主義視角。要探討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的東南亞通史，若只依

賴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視角，將無法洞悉東南亞的本質；這是因為東南亞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出現所謂的「政治體制」，到二十世紀中葉才出現「民族國家」。 　　本書便是首部全方位、多角度分析東南亞的多樣性和獨特性的權威之作。行文上不以單一的時間線從古敘述至今，而是分為氣候、貿易、宗教、政治、人文等不同主題深入研究；不同時代所側重的描寫主題也不盡相同，甚至在不同的時代裡，東南亞的大陸區、半島區和群島區幾大區塊之間並非相互接續，有時可能會互相重疊，更能呈現東南亞地區乃至於東南亞史的多元獨特之處。 　　■位處十字路口的北大門，台灣是泛東南亞文化的一部分 　　十七世紀以來，隨著大航海時代的開始，台灣再次涉入東

南亞的海洋網絡。作者就特別指出，台灣島乃是一個龐大語族──南島語族的誕生地，「如果沒有台灣，就不會有東南亞的語言地圖」。 　　台灣歷史的弱國家、強社會特質非常類似東南亞，事實上，台灣原本就是東南亞文化的一員——台灣社會文化底層的東南亞性非常醒目，不僅僅表現為原住民的南島語言，閩南族群也是泛東南亞文化的重要承載者。此外，台灣和東南亞國家一樣，都位在太平洋火環帶，地震與地熱活動相當活躍，原住民的文化十足珍貴，同時也瀕臨消失的危機，這是因為南島語族原住民在自己的國度當中也一樣被殖民者當成了少數族群。 　　一直到現代，台灣與東南亞各國都曾向對方學習，但台灣看待東南亞社會的歷史和未來的視角仍舊「從北

向南看」，以陸地思維看海洋世界，甚至出現抱持經濟殖民主義的新南向政策；作者瑞德便強調，「看東南亞，由南往北看的觀點至為重要」——對台灣讀者來說，東南亞絕非只是表層的新南向政策，而是應該透過東南亞看清自己的過去和未來，才是海洋國家台灣與東南亞正確的連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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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任經理人與投資效率之關聯性：以機構投資人為調節

為了解決股務代理機構英文的問題，作者王宥璇 這樣論述：

企業為追求其價值之成長，需進行有效率的投資決策，因此如何促進企業投資效率之提升就成為重要的議題。董事會係為保護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而設立的內部監督機制，且惟有當董事會具獨立性時，才能有效監控經理人所做之各項計畫和決策，以此確保這些相關計畫和決策能夠符合利害關係人之最大利益。經理人於公司中亦扮演重要的角色，負責組織決策執行與經營績效，因此董事兼任經理人席次將很可能同時對企業經營團隊之決策傾向與董事會的監督功能造成影響。此外，過去文獻發現企業所處產業競爭環境會形成一股無形的強大監督力量，影響經理人的行為，再加上企業追求持續進步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外部產業競爭環境變化之影響，故本研究藉由實證研究分

析董事兼任經理人席次比例與企業投資效率之關聯性，就 產業競爭度將樣本區分為低競爭產業及高競爭產業來進行討論。另外，本研究亦加入主動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作為調節變數，欲瞭解董事兼任經理人席次比例與企業投資效率的關聯程度，經由主動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調節是否產生變化。本研究係以2014年至2018年間台灣之上市、上櫃公司作為研究之對象，並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的結果顯示，董事兼任經理人席次比例愈高，企業投資效率愈低，在企業處於低競爭產業會比高競爭產業更為明顯。再者，就低競爭產業企業而言，主動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愈高，可降低董事兼任經理人席次比例對企業投資效率造成的不利影響，是以，對於經理人具有監督效果。

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

為了解決股務代理機構英文的問題，作者鄭永年 這樣論述：

本書從中西比較的視野，探索了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歷史及當代演變，並以“制內市場”的總體框架來揭示中國的國家和市場的關係。本書提出，“制內市場”是一種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不斷演進的政治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中，市場北非自主的、自我調節型的秩序，而是一個以國家為中心的秩序的組成部分，服從于國家治理的規制。 具體體現為一個三層市場共存的等級制的結構：底層的自由市場經濟，頂層的國家資本，以及介乎兩者之間的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相互作用的中間地帶。作者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全球化，中國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內部平衡不但關係中國自身未來的前景，也可能會對世界各地的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鄭永年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席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羅特裡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外部關係研究。已經出版英文學術專著9部，包括《技術賦權》（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中國的行“為聯邦制”》（世界科技書局）、《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劍橋大學出版社）等。主編中文學術著作數十部，包括《中國模式》《保衛社會》《大趨勢：中國下一步》和《貿

易與理性》等。 導論 / 00 中國和市場經濟 / 00 中國和資本主義 / 00 中國及其當代經濟奇跡 / 0 研究計畫和主要觀點 / 0 本書的結構 / 0   第一部分 理論   第一章 市場、國家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中國 / 0 西方的國家與市場 / 0 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 / 0 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歷史性 / 0 現代工業資本主義 / 0 凱恩斯主義 / 0 新制度經濟學 / 0 發展型國家理論與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 / 0 結語 / 0   第二章 制內市場：一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 0 中國的國家和經濟 / 0 帝制時期中國國家和經濟的話語論述 /

0 “兩種市場”概念 / 中國的市場和市場體制 / 結語 /   第二部分  歷史   第三章 帝制中國的國家和市場 / 帝制國家、家庭和市場 / 帝制時期政治經濟的常態與非常態 / 自治和統治 / 帝國經濟秩序的再造 / 結語：帝制經濟秩序的理想與現實 /   第四章 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的起源：地緣政治、大眾動員和國家構建 / 地緣政治、國家構建與現代中國政治經濟 / 晚清的危機與地方改革：1840—1895年 / 晚清“新政”的國家構建實驗及其後繼者：1895—1927年 / 党國的崛起與南京政府的10年：1920—1937年 / 全面抗日戰爭和動員經濟的年代：1937—1953年 / 冷

戰時期動員經濟的轉型：1953—1979年 / 結語：當代“制內市場”經濟體制的起源 /   第三部分 當代機制   第五章 基層資本和市場化：當代市場改革的動力 / 當代市場化 / 從邊緣成長起來的市場：1978—1994年 / 全面市場化：1994年以來國家主導的市場改革 / 當代中國的市場化及其限度 /   第六章 中間地帶：國家和私營企業之間的紐帶 / 當代私營企業的來源 / 夥伴關係模式：作為先行者的私營企業 / 國家代理模式：國家作為主導行為者 / 國家吸納與主導的機制 / 結語 /   第七章 貨幣體制：財政和貨幣改革及其限度 / 貨幣化：改革和結構變革 / 打造一個新的宏觀經濟

結構 / 1994年後的地方金融與現金紐帶 / 結語：貨幣在“制內市場”體制和中國社會中的媒介作用 /   第八章 國有資本：央企和經濟主導 / “家庭自留地”理論和國有部門 / 國有企業改革 / 央企的擴張 / 作為財政體制的央企 / 作為政治行為者的央企 / 作為經濟行為者的央企 / 央企的監管困境 / 結語：國有企業與國家主導的動力 /   總結 / “制內市場”的社會後果 / “制內市場”與中國政治體制 / 全球背景下的“制內市場”體制 /   注釋 / 參考文獻 / 索引 / 483 譯後記 / 498   本研究試圖重新思考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前提。我們認為

，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被西方嚴重誤解，並且這種誤解在中西方的學者和決策者當中造成了各種形式的困惑與衝突。因此，對一些概念進行徹底的重構，將有助於澄清對中國的看法和誤解，從而促進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和決策。 在本研究中，我們通過考察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內在聯繫，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概念化。雖然我們常常論及中國的歷史經驗，但主要關注的是當代中國。在方法論上，我們對問題的研究採取了實證的方法，即探討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是什麼，它是如何形成、如何演變的，現在又是如何運作的。 在中國研究領域，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地位越來越重要。在歐洲和北美，學者們提出了諸多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用來解釋西方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漫長

歷程。近代以來，中國開始接觸西方列強，中國學者逐漸接受了諸如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等“標準”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並將其用於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增長。然而，他們的解釋始終存在問題和誤導。2我們認為，要解釋中國，必須基於由中國自身的經驗提煉出來的科學概念和理論，就像西方學者基於西方經驗提出他們的概念和理論那樣。 雖然中國歷史悠久，但中國學者並沒有像西方學者那樣，提出一套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儘管如此，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裡，踐行著不同形式的政治經濟體系，在這一點上，中國有著豐富的歷史經驗。對於政治經濟理論家和政策分析家而言，將中國政治經濟的實踐經驗概念化，是一項重要的學術探索。而當代中國的

轉型歷程已經超過30年，中國是社會科學各領域的最大實驗場。有鑑於此，這一努力將整體上為政治經濟學的各個重要研究領域提供新視角，特別是為中國國家和經濟的研究提供新視角，進而提高和深化我們對中國的理解。考慮到有關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這對於政策界而言尤其如此。 在這個時代，所有有關中國崛起的理論問題，都是激烈辯論的話題。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然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仍然是個謎。中國是市場經濟體嗎？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語境下意味著什麼？中國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例子嗎？或許，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它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

這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眼中長期效率低下的模式，卻能夠如此有效地應對經濟危機？毋庸置疑，這些問題對理論發展和政策分析都有著巨大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常常困擾著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因為他們發現，很難將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主流理論應用於中國。由此，許多國家都不確定應該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在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來回答“中國是什麼”的問題之前，制定有效的中國政策的難度可想而知。 我們寫這本書有著雙重動機：其一是求知的欲望，其二是政策考量。多年來，我們一直困惑於有關中國發展的兩個相關的長期爭論，即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長期爭論。我們認為，理解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奇跡及其可能的未來，關鍵在於從理論上分析中國

過去和現在的思想與結構。由於這項任務的緊迫性，我們的這項研究展示了一種以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當代演變為基礎，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進行理論分析的嘗試。 中國和市場經濟 中西之間的首要爭執，事關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一過程讓人印象深刻。中國不僅成為全球貿易和金融投資的受益者，而且成為似乎擁有無限增長潛力的經濟體。然而，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體系，也引發了中國與西方的衝突。其中，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同意在一定時期內被視為非市場經濟體（NME），期限最長為15年，以期能在過渡期結束前發展成為市場經濟體。中國

領導層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動中國成為市場經濟體的決心。在世貿體系下，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國家被分為“市場經濟體”（ME）或者“非市場經濟體”。儘管俄羅斯在2002年就被美國認定為“市場經濟體”，但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柬埔寨、哈薩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場經濟體”的陣營中。中國被歸類為“非市場經濟體”的後果是，在反傾銷調查中，世貿組織不會使用中國製造的出廠價格來計算最終出口產品的公允市場價值，而通常會使用來自像印度這樣的“替代國”的價格資料進行計算。這種運用“替代國”資料進行計算的做法，常常導致對中國出口企業不利的裁決和更高的反傾銷稅。在許多情況下，選擇“替代國”是偏見的一個重要來源，它往往被各國當成

一種便利的工具，以對付國內競爭對手施加的政治壓力。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自從加入世貿組織並改革其法律制度以來，中國放寬了經濟體制，從而使得經濟活動大幅增加，自由貿易出現空前的增長。對於中國而言，市場經濟地位事關國際貿易爭端中的反傾銷案件，具有重要意義。不難理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許多年裡，中國領導人在與歐美領導人會面時，總會敦促他們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然而，從西方的角度看，由於中國還遠未成為西方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因此它還不應被賦予市場經濟地位。3在中國，國家仍然是經濟決策的最終權威，市場在很多領域依然未能發揮調節經濟的作用，這些領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護的產權、過時的勞工制度、對

金融體系的持續控制、貨幣波動，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其他方面。中國採取的所有這些形式的控制和監管都抑制了企業活動，阻滯了經濟增長。 在所有這些問題領域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尤其引發了海外觀察家之間的持久爭論，並且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顯著標誌。的確，中國國有企業的龐大規模和覆蓋範圍，使得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獨樹一幟。也正是由於這一龐大部門的存在，而非其他因素，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被貼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籤，即由國家開展商業經濟活動，但卻以資本主義的方式管理和組織生產資料。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時常招致海外的審查和國內的批評。時任麥肯錫諮詢公司上海辦公室主任的華強（Jonathan Woetzel

）在2008年的一份麥肯錫報告中寫道： 多年來，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國國有企業。有人持懷疑眼光看待這些滲透者。例如，中國鋁業公司近期斥資數十億美元購買力拓股份，這筆交易引發了人們對中國計畫收購澳大利亞資源的擔憂。還有人將國有企業視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打手：它沒有私營企業的聰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這些人認為，國企雖然是失敗的經濟實驗的遺物，但它仍然主導著國民經濟，控制著自然資源、公用事業和許多其他重要的部門。國企的實力和影響力——尤其是其與執政的共產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讓其夥伴和競爭對手不得不停下腳步。 儘管國內外許多人都積極敦促中國進行大規模且系統性的民營化舉措，從而大幅縮

減國有部門，但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得到了加強而非削弱。在中國，許多人都認為，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優勢而非劣勢。國有企業一直在履行私營企業無法承擔的許多關鍵職能。例如，國家利用國有企業來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平衡被視為貪婪的私營企業。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利用它們來應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此同時，國有企業被指責在履行這些職能的同時，也存在著經濟效率相對低下、過度擴張和政治利己主義的問題。 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就中國是否應該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西方未能達成共識。歐美世界就這一問題辯論了多年，一直爭論不休

。從戰略角度來看，有些人認為，雖然中國尚未成為“自由市場”，但是通過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西方能夠對中國展現出一種歡迎的姿態，希望中國向更加自由和繁榮的正確方向邁進。西方需要推動中國實現經濟自由化，強化全球範圍內的競爭。 在中國內外，那些認為中國應當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說服力的觀點。這些觀點包括：第一，政府除了在少數戰略經濟部門（如銀行、電信、交通和能源，這些部門的國有化在許多其他市場經濟體裡也是常態）中擁有主導權外，中國絕大多數其他行業都充滿競爭，數百家企業參與其中且利潤微薄。第二，中國的民營化是漸進式的。徹底的民營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應該承認中國在市場自由化方面的發

展。第三，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可能會阻礙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中國促進了西方財富的增長，而中國的出口行業也由於自由貿易而欣欣向榮。換言之，自由貿易使社會6變得更好，而保護主義則使其更加糟糕。第四，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出於政治考量。這不僅荒謬，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歧視性。西方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體，而願意承認俄羅斯具有市場經濟地位，這不能不說是雙重標準。 在那些支持和反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觀點背後，不難發現相似的邏輯——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話來說，中國將變得“更像我們”。親中派認為，更自由的中國政策將使中國變得更加自由；反中派則認為，更

強硬的中國政策將迫使中國變得更加自由。事實上，中國一直都被視為一個後社會主義的轉型經濟體，或處於轉型期的半市場經濟體。 在加入WTO近20年後，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已經從資本短缺狀態轉變為資本剩餘狀態，其資本力量已在全球範圍內崛起。儘管對中國而言，市場經濟地位已不再重要，但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繼續對國家資本的性質提出質疑。例如，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試圖說服11個太平洋國家加入“新一代”的貿易協定，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如果當時TPP成功締結，這將是自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談判破裂以來最為重要的貿易倡議，因為它將把最大經濟體中的兩員（美國和日本）捆綁

在一起，組成一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比重40%的陣營。TPP排除了中國，但卻包括了越南，這是一個刻意的舉動。事實上，TPP是美國對亞洲的“貿易再平衡”。外界預計，中國可能會被迫進行經濟改革，以便在晚些時候加入TPP。和之前一樣，西方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經濟自由化。人們可以預測，只要中國的經濟制度不效仿西方，這樣的博弈將來還會繼續下去。 因此，對於學術界而言，中國是否會成為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這一問題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學者和決策者的共識是，中國的經濟轉型過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7分歧在於這一轉型將會有多徹底。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而計畫扮演的

角色越來越弱。但我們可以提出兩個概念上的問題：其一，中國國內外的學者和決策者理解市場經濟的方式一樣嗎？其二，中國的市場是否正在變得與我們在西方所看到的類似？如果將這兩個問題放入 “大分流”的爭論中，我們就能進一步質問：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上，中國和西方最終是否會殊途同歸？ 從經驗上講，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相當肯定的：中國不會變成我們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種市場經濟體。例如，儘管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體轉變，但國家一直強調，國有企業應當在國家經濟結構中佔據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會上通過了近20年來最重要的經濟改革檔，國有企業的這一地位再次在檔中得到印證。領導層堅持強調市

場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國獨特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支柱”和“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上來：什麼是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答案，我們將繼續誤解中國。  

高中學生權利與校園規範法治化之研究

為了解決股務代理機構英文的問題，作者林聖凱 這樣論述：

摘要 台灣社會的開放與脈動連帶著改變台灣教育環境，從零體罰到解除髮禁甚至要求學生自主組織學生自治會以民主參與之方式共同決策校務與運作，此一連串的教育轉變可謂使學校一步步邁入民主法治化之新紀元，而造成學校高權之瓦解並非一蹴即就，而是隨著台灣社會貫徹法治國精神之實踐，打破長久以來學校與學生之間特別權力關係之枷鎖，學生不再是學校主宰之客體亦非國家利用教育行政機器所欲達成社會控制而試圖教化與馴化之群體，此現象可被視為行政程序法自民國88年2月3日公布以來規制保護人民權利並限制政府權力行政法原理作用下相互映之表現，除此之外，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成為新興學科毋寧係對於學生權利意識覺醒與啟蒙發揮催化劑作用，

經過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法治教育之賦權過程，學生開始理解自身權利之保護，透過法治教育之洗禮，學生得以檢視學習環境中法治觀念欠缺之處，透過倡議、發展學生論壇平台，學生開始向教育體制挑戰，而經由學生「做中學」漸進式之溫和抵抗，教育體制開始傾聽亦開始改革，然而校園環境中享有教育管教權限之教師社群中亦存有相歧異之看法與執著而不斷著衝突著，而目前尚未取得平衡。 從國際環境來論，台灣身為國際社會之一員，尊重民主潮流乃為台灣加入國際社會能力與誠意之表現，隨著兒童權利公約(CRC)在國際上受眾多民主國家之重視，儼然亦成為評價民主國家人權表現檢核之指標，這一股國際上對於兒童(係指18歲以下之人)人權之重視，也

影響著國內教育環境與之配合，從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學生獎懲規定、學生自治組織、校務會議運作學生參與、行動載具使用規則、服裝儀容規定之制定，無不遵守正當法律程序中民主理念，學生參與與校園民主治理成為決策校務運作程序之必要精神，而在全體社會中，為求民主參與展現層面更為普及，儘量擴大公民參與群體亦符合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表意權利之核心價值，是故當代對於降低公民身分年齡為18歲之普及措施成為當代憲政改革朝野共識，可期待著將來高中校園將存有合法公民身分(18歲之公民)之部分群體，而教育體制如何給予未來公民資質與身分之教育培養將成為教育單位所面對之重要課題，然而教授學生民主素養與實踐並非公民與社會科之教師單

一責任，從行政單位至教學單位皆屬教育之一環，皆應以民主法治之精神從事教育工作，然而教育現場之資深教師若從自身求學經驗與其意識型態可能非全然符合當代社會之民主要求，另外，為尊重學生自主性與給予表達意見機會而令學生代表加入決策則也可能因為資訊不對稱或權利不對等而使學生淪為形式主義之橡皮圖章，此皆為當前所存在之難題。 從學生事務層面來論，高中學校與學生間之緊張階級關係亦逐漸朝向開放平等關係邁進，自大法官釋字382號解釋經釋字684號解釋至釋字784號解釋三個學生權利發展之里程碑，學校與學生之間特別權力關係從僅有改變身分關係之教育措施被視為行政處分，經大學學習階段之學生從特別權力關係中獲得解放，

至釋字784號解釋揭示不應區分學生所處之學習階段而給予行政救濟上之差別待遇，高中學校與其學生間即因此進入一種特別法律關係型態之新關係，於此同時，教育部逐項檢視學校對於學生教育措施之合法正當性，不論係涉及學生身體自主與穿著自由之服儀規定、規範教師對於學生施以德性教育措施之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對於學生不良行為所為獎勵與懲罰之規定、乃至於學生申訴程序等皆進行大規模之調整已配合法治需求與國際規範。 本研究試圖以高中學校與高中學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作為研究主體，針對上述重大變革之項目逐一研析與評論，並提供相關修正意見，期待本研究得增進當代教育學界對於高中學校與其學生之間互動與所依循知之法律規範之瞭解

與修正，並能引導相關研究之投入。 本研究發現由於相關法制變革使得高中學生身分產生本質上之變動，然而校園規範卻尚未因應配合修正，導致校園規範尚未符法治要求，因此本文建構現今高中學校之法治規準以此對於尚待修正之校園規範進行修正與建議，希冀高中學校教育措施能服膺釋字784號保護學權之意旨，最後期待透由校園規範法治化研究成果能發揮導引校園管理邁入法治發展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