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豹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中國政治思想史(三版)(上、下)

為了解決考古豹的問題，作者蕭公權 這樣論述：

　　《中國政治思想史》共五編二十五章，上起先秦，下至辛亥。從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可分為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與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三大部分；依政治思想的演變趨勢，則分為創造、因襲、轉變及成熟四個時期。   　　全書所論及的古今學者六十餘人，文獻資料極為豐富。蕭公權先生採政治學的觀點，用歷史學的方法，敘述晚周以來兩千五百年間的政治思想。體例以時代為經，以思想派別為緯，取材則以前人著作之最有理論價值者為主。闡釋各家思想，力求態度客觀。偶有評論，也是意在辨明其歷史地位，而非任意抑揚，臆斷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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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與非漢概念下的中國笙類樂器——以笙嘴為考察對象

為了解決考古豹的問題，作者羅元璟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中國的笙類樂器為探討對象，由於目前尚無笙類樂器在中國分布的總體性研究，因此笙類樂器形制的地域之別，以及其在漢與非漢文化圈下的差異，成為本研究的重點，而這其中，又特別著重笙嘴形制的差異，以及其與笙斗和笙管間的關係。 笙在傳統上屬於匏類樂器，因使用葫蘆製作，所以又有匏之稱。樂器形制上，主要由「笙斗」、「笙嘴」、「笙管」、「簧片」四個部分組成。最初形貌，可追溯至殷商甲骨文的 「竽」字。經由古文獻的蒐集與統整後可見，笙類樂器幾乎遍及現今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並有22種稱謂。 笙類稱謂中屬於漢文化圈的笙類稱謂有：笙、笙簧、匏笙、巢、和、巢笙、大笙、和笙、鹿、鳳笙、

鳳翼笙、雲和笙、紫竹笙、竹笙，主要分布於中國的吉林、遼寧、黑龍江、北京、天津、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浙江、江蘇、上海市、福建、江西、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安徽、四川、重慶市、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屬於非漢文化圈的笙類稱謂有：六管笙、蘆笙（或寫成盧笙或籚笙）、瓢笙、胡盧笙（或寫成葫蘆笙）、竹筒笙，主要分布於中國的湖南、湖北、新疆、西藏、雲南、貴州、海南、湖南、安徽、四川（重慶市）、廣東、廣西。其中湖北、湖南、雲南、貴州、安徽、四川（重慶市）、廣東、廣西8個省份，同時擁有了漢文化圈與非漢文化圈笙類稱謂的地區。 經測量與統計漢與非漢文化圈的笙嘴與笙斗之後，漢文

化圈笙類樂器的笙嘴長度、粗細、彎曲幅度以及角度會隨著朝代變化而有所不同，但笙斗形制並無改變。其中笙嘴的粗細與彎曲幅度兩者，有著必然的關係。粗笙嘴一定為直式，細笙嘴一定為彎式，此外，粗細與彎曲幅度在時代的劃分上也是一致的：周至隋代，主要為粗而直的笙嘴；唐代首先出現了細而彎的笙嘴，並與粗而直的笙嘴有著並存的現象；五代至元代，則僅有細而彎的笙嘴；明清時則為細而彎、粗而直的笙嘴並存的第二階段。 非漢文化圈笙類樂器的笙嘴、笙斗與笙管數量有著密切的關聯，特別是以笙斗的外形，將非漢文化圈的笙類樂器分成圓形笙斗與長型笙斗兩大類後，可看出笙斗與笙嘴長度、粗細、彎曲幅度、角度，以及笙管數量的關係：四

川省與貴州省的笙類樂器可自成一類，除了笙斗皆為長形斗外，笙嘴主要以長、細且直式笙嘴為主，管數主要以3～5管為主。雲南省的笙也自成一類，除了笙斗為圓形斗，其彎式笙嘴的特徵，亦是其他省份所沒有，另外，雲南笙其6～8管的管數，亦有別於四川與貴州省的笙，唯一與四川與貴州省相同之處，在於細笙嘴的形制。 本論文對笙類樂器從上古至清代的歷史文獻以及圖像進行了梳理，為笙類樂器形制與稱謂的歷史變化做一探討，並對於笙類樂器在中國分布進行了整理，提供清代及其之前漢與非漢文化圈中，笙類樂器的差異比較。當今，以本位視角（emic perspective）對於非漢文化圈笙類樂器的研究越見增多，期待本研究能提

供之後對於民國以來，中國笙類樂器研究之歷史脈絡追尋，與漢及非漢文化圈對於笙類樂器描述的變化考證之可能性。關鍵字：笙類樂器、笙斗、笙嘴、漢與非漢

宗教環境學與臺灣大眾信仰變遷新視野(第一卷)

為了解決考古豹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本書首先提出「臺灣宗教環境學」作為全書的新詮釋概念，並成功地網羅包括當代臺灣學界的（文學、歷史學、哲學、宗教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各個學科中，堪稱最精英學者群也是最多元的原創性論文在內。 　　本書共分二卷，全部內容已達30篇之多，已涵蓋臺灣各宗教(民間宗教、原住民宗教、一貫道、新興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研究，所以能夠據實針對臺灣本土大眾宗教信仰變遷：從數百年前至今的歷時性變遷，也同時關注到國家政策的主導力量、並將諸如原漢族群的信仰差異、二次大戰後社會變遷帶來的新興宗教崛起、全球化導致的宗教資本化與商品化、大眾信仰與身心靈醫療的復甦等各類課題，都有機的相應

納入。 　　此外，本書還特闢一大項，專門介紹當代臺灣各學科研究大眾信仰變遷的典範學者，讓讀者了解一個學術研究者，彼等對於相關問題的設立及其解決的來龍去脈。可知，本書堪稱是，一本歷來有關臺灣大眾信仰變遷的著作中，不但最具跨學科特色且又兼具「臺灣宗教環境學」新詮釋理念的，兩卷版研究精華匯集。     本書特色 　　一本歷來有關臺灣大眾信仰變遷的著作中，不但最具跨學科特色且又兼具「臺灣宗教環境學」新詮釋理念的，兩卷版研究精華匯集。

唐宋元明城隍信仰的建構與詮釋

為了解決考古豹的問題，作者龍玉芬 這樣論述：

城隍信仰的發展，就是一個南方祠神與中原文明相遇，從衝突到調和，再到接納與尊崇的一個歷程。城隍這個原生於南方的城市土地神，因受有德者配食觀念的影響，從一開始就被民間詮釋為人格神的屬性。最晚從六世紀中葉開始，官方領域與城隍神的相遇就有了正式的文字記錄，當時官方對城隍的定義是等同社稷、固護城池的自然神。這個詮釋，奠定了一千多年官方領域對城隍的基礎定義。在唐代，來自北方的長吏帶著中原正統文明的優越感到南方任職，他們即使尊重地方傳統祝禱於城隍，也以異於民間的觀點，將自然神城隍的詮釋引入地方，反映了中原文明對南方祠祀文化的排斥。到了北宋，即使神的合法性被國家所認可。但是在儒家領域並非如此，南方土地神城隍

與中原正統土地神社稷因兩者屬性相同，職權重疊，城隍侵犯到社稷在地方上至尊的地位，引發了士大夫的不滿。宋室南遷之後，許多士大夫們自幼生長在城隍信仰圈內，他們積極為建構城隍的正統性而努力，甚至試圖消弭官方自然神與民間人格神城隍解釋的鴻溝，調和中原與南方文化對土地神的信仰差異。蒙元統治時期，國家直接定義城隍為人格神，並將神在民間掌理冥判的職能引進官方領域中，使原本輔佐農功、固護城池的城隍，開始參與了陽世司法案件的偵辦。 另一方面，唐代民間的城隍神，在原生地發展出審判官員、追求尊卑平等的思想，但在兩大制度性宗教與士大夫的形塑下，逐漸將不符合主流文化要求的叛逆元素泯除，將城隍神導向勸善教化及服從科

層體制規範的形象，也讓以卑犯上的城隍審判故事，沉寂了近三百年的時間。但是，慶喜與陸小連報仇兩則故事的偶爾出現，說明了唐末城隍審判故事裡的精神並未完全消失，只是暫時隱藏在地域社會中，以非文本的形式進行傳承，為小民主持公道、追求尊卑平等的城隍並未消失。 從六世紀中至宋元時期城隍信仰的發展來看，官方與民間（非官方）有著兩條延續數百年的解釋傳承，明太祖朱元璋繼承了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解釋傳承，以國家權威，將城隍神符號予以標準化。洪武三年改制，與其說是朝臣慣習派與理念派的內鬥，或是道教與儒教的競爭，還不如說是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們，希望透過禮制的改革，凸顯政權之於元朝及元末割據勢力的文化正統；再以被儒家改

造後的城隍神，取代於禮為瀆的三皇神。朱元璋用古典儒家義理標準化城隍神，使之通祀於南北地域，從而在精神層面上，樹立大明帝國的正統性；再由全中國共同的祭厲儀式，形塑出由鄉至府、縣，再至國家的信仰序階，建構帝國一統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