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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二版、全套11冊）

為了解決群己權界論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全套三百餘萬字，共11冊 完整勾勒胡適思想的發展輪廓 有最完整的索引 是最浩大的年譜工程 本套書榮獲1984年金鼎獎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全套三百餘萬字，編者胡頌平先生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編成初稿，嗣後又不斷地收集新出現的資料加以補充，甚至在最後校對時仍有所增補。總計此書前後歷十六、七年始成定稿，不僅為胡適研究提供了最豐碩的資料，更是年譜史上最浩大的一項工程。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對譜主學術思想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清楚的輪廓。名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序文中指出，讀過本書，便可對胡適之先生一生學術思想的發展，獲得極清晰而深刻的認識。 　　本書的又一特色是具有完全的索引。在這部三百萬字

的巨著中，包羅了近代史上無數的人與事，以及胡適之先生廣博的著述，為了便於研究者的檢索參閱，特就人名、胡適著述及專有名詞，分別編製索引，附於各冊之後，以利參用。最後一冊並附胡適之先生中外文著作的詳目。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補編】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版於民國七十三（一九八四），全書十冊三百餘萬字，由於時空因素的影響，當年付梓的油印底稿經過刪削，使部分內容無緣與讀者見面。歷經出版三十年之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在潘光哲先生與其帶領的同仁努力下，以館藏的［年譜長編初稿］完整版油印本與聯經出版公司的排印本進行詳細比勘，並將其間異同以A3列表彙整，總計多達391頁

。 　　考量重新排版曠日費時，無法於短時間內滿足讀者需求，幾經研究討論後，將增補的部分抽出，作為［長編初稿］的「補編」，與排印本同步發行（全套書擴增為十一冊）；而校勘的部分，則做成兩欄對比排列的勘誤表，規劃將放在聯經出版公司的官網上（www.linkingbooks.com.tw），提供讀者免費閱讀自由下載。 　　「補編」出版有余英時教授賜序，［年譜長編初稿］編纂、出版經過及刪削因由說明。   編者簡介 胡頌平 　　溫州人，1926年考入廣州中山大學，因母喪輟學返鄉，1928年轉入上海中國公學就讀，與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先生，建立深厚的淵源。1930年畢業後，長期追隨朱家驊工作。

1958年胡適先生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由總辦事處幹事調任機要秘書的工作，有機會觀察他晚年的一切言行。所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是研究胡適思想最可貴的證據。   第一冊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余英時） 適之先生年表 譜前 　先世 　父母 　附錄：鐵花公家傳（南通‧馮善徴撰） 年譜 民前 二十一年　生 二十年　二歲 十九年　三歲 十八年　四歲 十七年　五歲 十六年　六歲 十五年　七歲 十四年　八歲 十三年　九歲 十二年　十歲 十一年　十一歲 十年　十二歲 九年　十三歲 八年　十四歲 七年　十五歲 六年　十六歲 五年　十七歲 四年　十八歲 三年　十九歲 二年　二

十歲 一年二十一歲 中華民國 元年　二十二歲 二年　二十三歲 三年　二十四歲 四年　二十五歲 五年　二十六歲 六年　二十七歲 七年　二十八歲 第二冊 八年　二十九歲 九年　三十歲 十年　三十一歲 十一年　三十二歲 十二年　三十三歲 十三年　三十四歲 十四年　三十五歲 十五年　三十六歲 十六年　三十七歲 第三冊 十七年　三十八歲 十八年　三十九歲 十九年　四十歲 二十年　四十一歲 二十一年　四十二歲 第四冊 二十二年　四十三歲 二十三年　四十四歲 二十四年　四十五歲 二十五年　四十六歲 第五冊 二十六年　四十七歲 二十七年　四十八歲 二十八年　四十九歲 二十九年　五十歲 三十年　五十一歲

三十一年　五十二歲 三十二年　五十三歲 三十三年　五十四歲 三十四年　五十五歲 三十五年　五十六歲 第六冊 三十六年　五十七歲 三十七年　五十八歲 三十八年　五十九歲 三十九年　六十歲 四十年　六十一歲 四十一年　六十二歲 四十二年　六十三歲 第七冊 四十三年　六十四歲 四十四年　六十五歲 四十五年　六十六歲 四十六年　六十七歲 四十七年　六十八歲 第八冊 四十八年　六十九歲 第九冊 四十九年　七十歲 第十冊 五十年　七十一歲 五十一年　七十二歲 身後雜記 後記 適之先生著作目錄 第十一冊 序／余英時 出版說明 一九○六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

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序（節錄）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 　　這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胡頌平先生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民國五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編寫成功的。初稿完成以後，頌平先生

又不斷地收集新出現的材料加以補充。例如遺落在大陸的《胡適的日記﹞曾有一小部分輾轉刊布在香港的《大成﹞雜誌上（77期，1980年4月出版），現在也收入《年譜﹞民國十年和十一年有關各條之內了。可見這部三百萬多萬字的《年譜﹞先後經過了十五、六年的時間才定稿的。本來丁文江先生主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已算是資料最豐富的一部年譜了，但本書取材的豐富尚超出《梁譜﹞好幾倍，這真可以說是中國年譜史上一項最偉大的工程了。 　　頌平先生是最有資格編寫這部年譜的人。第一、民國十七年譜主出任吳淞中國公學校長的時代，頌平先生恰好是公學的學生，因此他在思想上直接受過譜主的薰陶。他對譜主的認識不僅是情感的，而且也是

理智的。第二、他早在民國三十五年就開始為譜主服務，譜主與教育部有關的許多事情都由他代為辦理。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在譜主最後四年（1958年4月至1962年2月）的生活史上占據了一個特殊的地位：他不但擔任了譜主的主要文書工作，是譜主的私人顧問，而且實際上還照顧著譜主的日常生活。因此他有機會觀察譜主最後幾年的一切言行。譜主有不少私下談話現在都保留在這部年譜中了；對於傳記而言，這些尤其是最可貴的第一手資料。18世紀英國的包斯威（James Boswell）所著《約翰遜傳﹞（Life of Samuel Johnson），便因生動地記錄了傳主的思想與活動而成為不朽的名著。在中國方面，錢德洪主撰的《王陽明年

譜﹞，和段玉裁的《戴東原年譜﹞也都能在文字材料之外保存了不少譜主的口語。這些口語往往為後世研究譜主思想的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重要證據。我以前寫《論戴震與章學誠﹞那部專論便十分得力於段玉裁所記錄的戴震的口語。以我所知，在本譜譜主的門生故舊之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人同時具備了上述的條件（關於年譜的現代意義，請參看〈年譜學與現代的傳記觀念〉）。 　　在中國史學傳統上，長編是一種史料整理的工作。司馬光在正式撰寫《資治通鑑﹞之前，便先有劉恕、劉邠、范祖禹三人分別編纂了一部《長編﹞。據說這部長編曾裝滿了兩間屋子，足見司馬光最後定稿時採擇之精和斷制之嚴。但是如果沒有《長編﹞為基礎，司馬光的史才、史學與史識終究是沒

有用武之地的。所以章學誠稱長編的工作為「比類」，並肯定其價值不在「著述」之下。他說： 　　司馬撰《通鑑﹞，為一家之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多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為良者也。（見《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適之先生是服膺章氏史學見解的人，所以他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序文中一方面希望將來

有人根據《長編初稿﹞寫出一部《梁任公年譜定本﹞或《梁任公傳記﹞來；而另一方面則特別看重這部《長編初稿﹞「保存了許多沒有經過最後刪削的原料」。他著重地指出： 　　正因為這是一部沒有經過刪削的《長編初稿﹞，所以是最可寶貴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 　　我覺得適之先生最後這一句話完全可以適用於這部記述他自己生平的《年譜長編初稿﹞上面。 　　但是我必須指出，這部《長編﹞也有一個先天性的缺陷，即在史料的收集方面受到一種無可奈何的客觀限制。《梁任公年譜長編﹞是以任公先生近一萬封的信札（特別是家信）為基本材料的。適之先生曾指出當時徵求梁先生信札的大成功是由於三個原因：第一、梁先生早歲就享大名，信

札多被保存；第二、梁先生的文筆可愛、字跡秀逸，值得收藏；第三、當時中國尚未經過大亂，名人的墨蹟容易保存。在這三個理由之中，前兩個也完全適用於適之先生，但第三個理由對於適之先生而言卻不能成立了。適之先生留在中國大陸上的信札經過抗戰和最近三十餘年的動盪大概已銷毀得所餘無幾了。因此以信札材料而言，本譜較之《梁譜﹞便不免相形遜色。最近大陸內部刊印了適之先生當年未及攜出的一批信札和日記。其中信札部分現在已輾轉流傳到台灣，將為適之先生增添許多重要的傳記原料。但可惜本譜已來不及加以充分利用了。 　　提到適之先生的《日記﹞，我覺得這也是本譜另一不能讓讀者完全滿意的所在。適之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幾乎很少間斷。

這批日記至少是與信札有同等重要性的傳記材料。然而本書除了《胡適留學日記﹞和《大成﹞雜誌轉載的幾條之外，幾乎完全沒有觸及任何未刊的日記材料。但是我深信這絕不是由於頌平先生的疏忽，他必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這批未刊日記也許不在台北，也許尚待整理，也許還不到公布的時候。總之，我們可以斷言，頌平先生「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從史學的觀點說，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人能將適之先生的信札和日記加以系統的搜集和整理，並分別刊布出來，以收與本書相得益彰之效。所以就材料的性質而言，本書與《梁任公年譜﹞雖同稱《長編初稿﹞，而重點則頗有不同。大體說來，《梁譜﹞是以譜主的一般活動，尤其是政治活動為主。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任

公先生不但自始即在政治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一直到死都躲不開政治的糾纏。年譜中所收的信札和其他文獻大部分也都是談政治問題的。因此讀《梁譜﹞的人都免不了發生一種感想，即譜主的學術思想在全書中所占的比重稍嫌不足。繆鳳林認為《梁譜﹞「述任公一生思想之變遷」尚不及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論梁啟超的一章。這一批評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129）。 　　與《梁譜﹞相對照，這部《胡譜﹞的特色便清楚地顯現出來了。本書篇幅之所以長達三百萬字以上，主要是因為編著者幾乎將譜主五十餘年中的一切論學論政的文字「都擇要摘錄，分年編入」（胡適〈章實齋年譜

自序〉）。這顯然是師法譜主在《章實齋年譜﹞中的創例。所以本書事實上可以說是一部譜主著作的編年提要。我深信，讀者循誦本書一過便可以對譜主一生學術思想的發展獲得一極清晰而深刻的認識。這一特色也正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適之先生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從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綱領而「暴得大名」（這是他在1959年給胡光麃信上的話。原信影印本見胡光麃，《波逐六十年﹞[新聞天地社，第六版，1972]，頁380），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經歷了「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一生。在這四十多年中，無論是譽是謗，他始終是學術思想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在許多思

想和學術的領域內——從哲學、史學、文學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趨地追隨他，有人引申發揮他的觀點和方法，也有人和他從容商榷異同，更有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他施以猛烈的批評，但是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這一事實充分地說明了他在中國近代史上所占據的樞紐地位。 　　適之先生的人格和思想在這部年譜裡已有很詳細的記錄，我不可能再有所增益。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譽」或「謗」的傾向。而且捧場對於已故的適之先生固然毫無意義，打死老虎則尤其不是值得提倡的風氣。適之先生生平強調歷史的觀點最力，對於任何事情他都要追問它是怎樣發生的、又是怎樣演變的。我在下面便想試從幾

個不同的歷史角度來說明他何以能在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扮演那樣一種獨特的歷史角色。但是限於篇幅，我不可能在這裡全面地評估適之先生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上的意義和影響。這是必須首先加以聲明的。以下的歷史分析，我希望盡量作到客觀兩個字，也就是適之先生所常說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因為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我不但要指出他的正面貢獻，而且也不避諱談到他的限制。在這一方面我當然無法完全避開主觀判斷的問題。適之先生說得好： 　　整治國故必須……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

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見〈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收入《胡適文存﹞，第二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71年5月三版]，頁8。） 　　但是我要補充一句，思想史家「評判」古人的「義理是非」，其根據絕不應該是自己所持的另一套「義理」。如果以自己的「義理」來「評判」古人的「義理」；那便真的變成「以一種成見去形容其他的成見」了（金岳霖語，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二）。思想史家「評判」的根據只能來自他對於思想史本身的了解。主觀與客觀在這裡是統一的。 　　一、胡適的出現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1月號的《新青

年﹞上，同年9月他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時，他的朋友陳獨秀等在1918年12月 創辦了《每週評論﹞，他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在1919年1月創辦了《新潮﹞。這兩個白話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適為主將的「新文化運動」便從此全面展開了。 　　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之外，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但是梁啟超最初是追隨老師康有為從事變法運動而成名的，這和胡適的全無憑藉仍然稍有不同。六十多年來，對胡適不心服的人

很多。無論是在中西哲學、史學或文學方面，都不斷有人指摘他的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那些出於黨派政治動機和訴諸情緒的「反胡」或「批胡」言論可以置之不論。嚴肅而有理據的批評則是學術發展途程中的正常而健康的現象。自古迄今，恐怕沒有一位學者能夠在著作中完全不犯錯誤，也沒有一位思想家的觀點和方法能夠為同時的人所普遍接受。胡適自然也不是例外。但是其中有些批評卻不免給人一種印象，好像胡適之所以招致批評並不完全由於他在學術上有錯誤或在思想上有偏頗，而主要是受了他「暴得大名」之累。因為這一類的批評者在有意無意之間總流露出阮籍所謂「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感慨。我對於胡適是否名實相符的問題沒有討論的興趣，因為這是一個典

型的「見仁見智」的問題：反對他的人固然可以找出無數的「證據」來說明他「徒具虛名」，擁護他的也未嘗不能找出同樣多的「證據」來說明他「名下無虛」。我所感到興趣則是一個客觀的歷史問題，即胡適為什麼竟能在短短一兩年的時間內取得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我只是把胡適的「暴得大名」看作一種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而提出一些初步的觀察。必須說明，我的觀察不但是初步的，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性。我自己絕不敢說這些觀察完全正確，甚至基本上正確；相反地，借用胡適的名詞，它們不過是一些「待證的假設」而已。 　　1917年的中國學術思想界當然不能說是「時無英雄」。事實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最大的幾位人物如嚴

復、康有為、章炳麟、梁啟超等那時都還健在。其中年齡最高的嚴復是65歲（依照中國算法），年齡最小的梁啟超只有45歲。但以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進入「功成身退」的階段，不再活躍在第一線了。我們只要讀胡適在1918年1月所寫的〈歸國雜感〉，便不難了解當時中國學術思想界是處於怎樣一種低潮的狀態。所以我們可以說在胡適歸國前後，中國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 　　但是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我們必須繼續追問，這一段空白究竟屬於什麼性質呢？為什麼是胡適而不是別人填上了這段空白呢？ 　　對於這兩個問題，我們都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解答。例如強調思想反映社會經濟變遷的人便往往把這個空白看作是當時中國新興的資

產階級需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而胡適從資本主義的美國帶回來的實驗主義便恰好能滿足這個階級的精神要求。但是我在這裡無法涉及這種綜合性的歷史判斷，因為無論是建立或駁斥這一類的綜合判斷都要牽涉到無數複雜而困難的理論問題和方法論的問題。因此，我只打算從嚴格的思想史的觀點來討論上述的兩個問題。讓我先提出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看法。 　　要了解這個時期的思想空白的性質，我們首先必須確定當時學術思想界亟待解決的中心問題是什麼。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當時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所最感困惑的是中學和西學的異同及其互相關係的問題。進入民國之後，中國的政體雖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實質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政治現象反而更見混亂。中

國傳統的觀念向來認定「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裡在學。」（張之洞語，見《勸學篇‧序﹞）所以中學、西學的問題便重新被提到思想界的討論日程上來了。 　　晚清中國思想界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大致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語為代表，我們通常把這個公式歸之於張之洞的發明，其實這是晚清人的共同見解。早在 1861年馮桂芬所寫的〈采西學議〉一文（見《校邠廬抗議﹞）已主張「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1892年鄭觀應撰〈西學〉篇，他的結論是：「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1896年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後序〉中也說： 　　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

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張之洞的《勸學篇﹞最後出（1898），他綜合了上引諸家的意見是毫無可疑的。張氏的原文如下： 　　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勸學篇‧設學第三﹞） 　　他的特殊貢獻不過是以「體用」來代替鄭觀應的「本末」而已。但在中國傳統的一般用語中，體用和本末則是可以互通的。可見「中（舊）學為體、西（新）學為用」的口號確能夠代表晚清思想界對這個問題的共同看法。這當然不是說從馮桂芬到張之洞這四十年間中國思想在這一點上完全是靜止的。如果細加分析，最後仍然有所不同。馮桂芬和鄭觀應所謂「西

學」完全是指科學與技術而言，張之洞的「西學」則同時包括了「西藝」（即科學與技術）和「西政」，而且他明白指出：「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勸學篇‧序﹞）但是大體而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格局一直延續到「五四」的前夕都沒有發生基本的變化。 　　這個問題之所以遲遲不能有突破性的發展，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所謂「西學」普遍地缺乏親切而直接的認識。他們關於西方文化的知識大體都是從日本轉手而來的。張之洞曾說： 　　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勸學篇‧游學第二﹞） 　　梁啟超說得更明白： 　　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

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 　　梁氏是清末介紹西學最熱心的一個人，他的話自然是完全可信的。 　　這裡面當然有例外。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名學﹞、《群己權界論﹞、《法意﹞、《群學肄言﹞等西方名著，無疑代表了當時介紹西學的最高水準。在1902年〈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他一方面公開駁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而另一方面則極力提倡直接通過西方語文以求取西學。他說： 　　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亟明矣

。且既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後得其真。 　　但是嚴復對中國近代思想的影響主要還是《天演論﹞一書。尤其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這句話深深地激動了中國的人心，使得稍有血性的人都知道中國必須發憤圖強才可免於亡國的命運。至於其他所譯諸名著，則誠如梁啟超所說，「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一般人仍無法從其中獲得關於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 　　嚴復在中年以前論中西文化異同雖時有深入之見，但似並未能為一般讀者所共喻。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愈來愈保守，因此不願再談西學問題，更不願談什麼中西融貫的問題了。民國元年（1912）他署理北京大學校長時曾明白地表示： 　　比欲將大學經文兩科合併為一，以為完全講治舊學之區，

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且又悟向所謂合一爐而冶之者，徒虛言耳。為之不已，其終且終至於兩亡。故今立斯科，竊欲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 　　可見這位中國唯一能直接了解西學的人在思想上竟已退回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前的階段去了。在五四運動的前夕，一般知識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對中西文化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他們渴望能突破「中體西用」的舊格局。然而當時學術思想界的幾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沒有人能發揮指導的作用了。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著繼起者來填補，而胡適便恰好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出現了。 余英時 後記（節錄） 　　胡適之先生是我在吳淞中國工學念書時的校長，又是

文理學院兼任院長。我是社會科學院的學生，只在暑期班上選修他的「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幾個思想家」，又旁聽過他在大禮堂主講的「文化史」。在他兩年多的任期內，我曾去他家見他兩次。但我於十九年畢業之後不久，他搬回北平去了，十多年沒有見面的機會。三十五年七月初，先生由美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那時我在教育部任職，才再見面。此後他每次來南京，我總是抽空拜謁，偶有一些瑣事，也交給我去辦。這是我為他服務的開始。 　　三十七年底，政府改組。我的職務是與首長同進退的。卸任部長朱騮先（家驊）先生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調我到中央研究院任事，又過了十年。四十七年四月，適之先生來臺繼任院長。這時的我，已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學生了

。由於多年的師生關係，我很高興得留在他的身旁工作。 　　適之先生是於五十一年二月廿四日傍晚在歡迎新當選的第五次院士酒會上去世的。十月十五日安葬之後的第二天，繼任院長王雪艇（世杰）先生在院務會議上組織一個「胡故院長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他透過遺著編輯會同人的意見，推定由我負責胡先生的年譜。我怕這個任務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不敢擔承，拖了兩年。期間我曾先後建議前輩之中最理想的幾位執筆人選，可是雪艇先生認為他們各有重要的任務，而且都是六十歲以上的人，決不可能有充分的時間來做，堅持非我不可。他更繼續不斷的督促，我終於接受這個任務。我是依照南宋史學家李燾的「事遠則略，事近則詳」的原則，試用長編體裁。先考定

胡先生一生的行止、著述與地點，然後按照時間先後，將所蒐集的資料及我自己歷年所記的他的言談編進去。結果，最後四年的記載幾占全譜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勻稱上不成比例。故於七十一年十月初決定付印前一個月內，又將我所記錄的資料抽出來，另編一本胡先生晚年談話錄。現在年譜長編與談話錄兩書將由聯經出版公司同時出版，略記我編寫得經過如此。 　　余英時先生為本書寫的一篇三萬多字的長序，不僅提示世人了解胡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無可比擬的偉大影響和貢獻，且為編者增光不少。謹於此處表示我忠誠的感謝。   胡頌平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丁巳　二十七歲五月以前，在哥侖比亞大學。六月離美返國。九月以後，在國立北京大學任教。元

旦，有「沁園春」過年詞，以一字為韻，此亦一「嘗試」也。（﹝留學日記﹞頁一○七四─一○七五）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今天發表了。全文如下。文學改良芻議今之談文學改良者眾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總括所懷見解，列為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循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一曰須言之有物    編輯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作品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一　情感　「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屍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二　思想　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資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夐絕於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

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未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群己權界論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荀子「群」之概念在晚清民初（1894–1937）的接受——以報刊為核心的展開

為了解決群己權界論的問題，作者莊紫雲 這樣論述：

荀子作為先秦儒家最後一位重要學者，身處於戰國之板蕩，面對陷落的社會秩序以及日漸崩壞的傳統，其提出一連串緻密而肯要的理論來應對。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洪流，荀學幾經發展與波折，並在晚清民初以不同的樣貌呈現。晚清民初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特別的時代，自甲午戰爭（1894）以來，中國被迫面對國家積弱的事實，在列強一波又一波的侵擾與掠奪之下，尊嚴遭受踐踏的痛楚刺激出知識分子愛國的焦慮，而此焦慮促進更多的改革與蛻變，傳統思想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發生變化。荀學作為淵遠流長的傳統思想，歷經兩千多年以來歷代學者的詮解發展，早已與原始理論不同，而至清末民初時代，更由於社會劇烈變動、國家型態與社會關係改變，以及西方與日本

新思想傳入等複雜原因，荀學逐漸產生富有時代特色的「再詮釋」。荀子的思想深刻地植根於社會現實，是故近代的荀學思想也應當有吸收當時社會狀況的可能性，從而構成新時代的荀學。綜觀荀子的理論，其中有很多概念時至今日依然可以詳加討論，甚至能夠應用於現代社會，本文以「群」概念為研究主題，探論「群」概念在晚清民初的接受，而在此接受過程中，可以看見當時學人文化上的「意義危機」，這種「意義危機」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並不常見，就歷史背景方面來看更可說是前所未有，從「群」概念的蛻變裡能夠照映出一個大時代的脈動。在荀子本身的理論系統中，「群」概念主要是用於社會論，其並非社會論的核心，而是社會論的基礎，各種理論的推展都是在

「群」的場域中進行，只有當個體需要在「群」中生活，必須與其他個體相與時，「分」才有其存在意義，「禮」才能彰顯其核心價值。然而，事實上「群」概念也能在許多學門中討論，包括政治論以及教育論，此皆不能忽視「群」在其中的作用，而「群」也透過這些學門展現出它的特殊意義。這樣的現象在近代中國的思想中更是如此，「群」概念透過學術著作、報刊文章等途徑被展示出來，學人們提到「群」概念時，一方面是向荀子萃取傳統之精華與精神之支撐；另一方面也試圖從西方理論以及時代氛圍中求索中國思想的可能與未來。在廣闊而繁盛的思想世界，「群」概念僅能佔據一隅，就此難以窺見晚清民初中國思想的全貌，不過也可由此看見中國在世紀之交面對時代

的巨輪，是如何面對與應變、如何拆解與構築。先秦荀子極具現實特色的理論，在晚清民初內憂外患的困阨中，是與時俱進的，學人們在時代的刺激之中看見其價值，而富有時代特色的概念接受史，更可是荀學在近代非常重要的呈現。

刀爾登讀史 肆：亦搖亦點頭

為了解決群己權界論的問題，作者刀爾登 這樣論述：

　　閱讀是什麼？ 　　它既是私有經驗、又是一粒粒不知會在心田中長出什麼的種子。 　　幽默博學犀利的才子作家「刀爾登」系列作品最終回， 　　一路檢查關於閱讀的自問自答。 　　他用前半生讀了萬卷書， 　　現在用了一本書，探究讀書能幹嘛、又為何要讀。 　　什麼樣閱讀觀讓他搖頭，什麼樣的書又讓他點頭？ 　　「寫史」猶如一把鋒刃，「評古人」角度既冷又奇的刀爾登，在《亦搖亦點頭》中收斂了他的銳氣，以溫厚睿智的筆觸，回望自己半生接觸中外文學的歷程，笑談關於「讀書」的許多疑問與想法：像是讀書「有用」或「無用」？通俗與文學作品間的界限與糾結？什麼是「經典」？何謂閱讀的「品味」？我們還需要讀「古書」嗎？

　　他在書中說，每讀一本書，我們就多了些知識，更多了一些「已知的未知」，當我們將精神世界的邊際向前推進一寸，未知世界的規模便擴大了一尺，這是折磨，卻也是閱讀最令人著迷的地方，也讓刀爾登癡迷了數十年。 　　更流行一點的閱讀功課，談到「為孩子找書讀」，刀爾登則自述：「我曾為兒子挑選讀物。我喜歡的，他不一定喜歡；他喜歡的，我不一定看得上。這頗令人苦惱。後來我就想開了，不論什麼，只要不讓心田荒著，總有些好處吧。話雖如此，我們仍要挑選。我們認為某些種子比另一些更好，我們便挑選它們，這不意味著我們永遠是對的，這只意味著我們有義務傳遞經驗，正如結種是植物的義務。」 　　至於成人的讀者、啟蒙之後的書目，刀

爾登聊著那本基本上沒什麼人真正讀完的世界經典《尤利西斯》、在《湖濱散記》中叨絮不斷的梭羅、那嫉惡如仇且罵人無數的魯迅。對於還在堅持閱讀的你，總能在刀爾登的文章中發現令你會心一笑的段落，並從中獲得一些心靈上啟發與慰藉。 　　──談「經典文學」 　　我在上海的一家小書店偶又見到《尤利西斯》，我買下了。我在火車上讀了一些段落，回到家中，放在一邊了。剛才我想從書架上翻出它來，沒有找到。便是找到，十年前我沒有把它讀完，現在我更讀不完了。──〈誰能讀完《尤利西斯》〉 　　──論「讀古書」 　　大學裡的一位同學說過一句妙語：「現在的書邊看邊搖頭，古書邊看邊點頭。」他指的是舊籍豎排，讀時腦袋一點一點的。他

這是反話，他是最不愛看舊書的。我看舊書，或也在點頭點腦，但心裡氣悶時，難免用力搖一搖。古書中自有如屈賦和遷史那樣的傑作，但總的說來，搖頭時多，點頭時少。不少人喜歡把「拿起來就讀得下去」的書擺在廁所裡一兩本，我還沒聽說誰這麼使用古書呢，除非他身體有什麼毛病。──〈亦搖亦點頭〉 　　──談「國學著作」 　　……先秦諸子，我可以不要他們的答案，不在乎他們的問題，卻不能不敬畏他們披荊斬棘的精神。讀過歐洲哲學的人，很容易便將諸子與希臘哲學對看；我也曾在若干地方指摘諸子體系之不完備。但稍一想像，自應明白，諸子缺的是時間，後人有的是時間，缺的是諸子的精神。──〈最熟悉的和最陌生的〉 　　──論閱讀「有用

」或「無用」 　　當我們說一本書有用或無用，我們在想什麼，我們指的是什麼？有用無用這種說法，大概與書對人的影響有關，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打算接受什麼樣的影響，左右著我們實際接受了什麼影響。我們打算令一本書能夠為己所用，我們做到了，而同時棄掉了──如果這是本好書──更多的「無用」的內容，那些文字，作者在自由的狀態下寫出，我們在不自由的狀態下忽略了。──〈讀無用書論〉 　　──論閱讀「品味」 　　一本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品，我卻不以為然，是我的問題嗎？喜愛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書，是不是羞於承認的？一個人的喜好，如果與「公認」的名單完全一致，是值得歡喜的事情嗎？如果嚴重地不一致，這人是應該不安，還是應該

慶祝自己的特立獨行？──〈山峰及其他比喻〉 　　【刀爾登系列作品】 　　《中國好人》 　　以文字為刀刃，劃破臉譜式的歷史觀，重看中國標準下的「好人」與「壞蛋」。 　　《舊山河》 　　「翻」看歷史，「刁」解古人。說的是古人舊事，揭的是中國人骨子裡至今仍掙不脫的秉性脾氣。 　　《亦搖亦點頭》 　　當學者專家爭相列出各種「必讀書目」時，刀爾登卻逆流而上，列出近五十部「不必讀」的古籍典目。 　　《不必讀書目》 　　從西方經典談到中國古書，刀爾登傳遞個人閱讀經驗，以及在閱讀過程中，如何保持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 好評推薦 　　本書記述了他接觸中外文學的歷程與心得，書名一方面意謂豎排、橫排都看

，一方面也是保持著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再一方面，也是體現他們一代人在世道幾度變更中的迷茫與恍惚。──胡又天（作家、歷史學研究者）  

清末民初「新女性」的文化現象

為了解決群己權界論的問題，作者方慧雯 這樣論述：

本文專注考察清末民初時人對「新女性」概念、新派女子的想像與實踐，統率兩者為特定時限所展演之文化現象。從中揭示政治局勢的更迭變動，與社會性別認同之階段性轉化，如何重設對婦女的規範、形成女性的自我制約，以造就適時合宜的理想女子。並依循其內在進路復加考掘，點明概念所牽涉的性別角力，評述民眾對「新女性」期許的落差、實踐之困窘；據此宏觀地反映時代思想，闡釋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現代性、國族主義的複雜思維。論文分作三個層次遞進說明，先考訂「新女性」的形塑及涵義，指出概念的生產機制：源起、演變、特質，詮釋「新女性」何以成為性別規範的新詞彙；第二層次則深入剖析知識分子的思想脈絡，選取具代表性的胡適、周作人、張競生

，作微觀考察對象，透徹外國經驗與思維邏輯之關聯，申述男性話語權下「新女性」的不同面向；第三層次重在展現「新女性」的群體形象，根據三類事例涵蓋二十世紀初「女子問題」的參政、社交、貞操、戀愛、婚姻等核心部分，藉以探究政體、傳媒對輿情的建構和操控，審視女子「能動力」之突破與挫敗。由是整合各個層次，刻畫新式婦女群體的發展圖像，進而省思「新女性」之於中國近代歷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