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編號稅籍編號差異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薪資所得及其成本費用扣除之研究

為了解決統一編號稅籍編號差異的問題，作者邱瑤琪 這樣論述：

我國薪資所得者很多都是憑藉教育與知識、努力脫離貧窮的人，然而不合理的租稅負擔，無法累積財富，淪為貧窮的惡性循環中，有違社會正義。本文探討如何合理化薪資所得者的稅捐負擔，具體落實薪資所得者之稅捐公平，不僅攸關云云薪資所得者的權益，更影響社會正義及國家人力資源的永續發展。 量能課稅原則須在分配正義之概念下進行，是最合乎事理的基礎原則，開展出專屬於稅法上之特殊正義。量能課稅原則係依個人經濟上的給付能力來衡量，而決定其所應負擔的納稅義務。有二個下位原則，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及主觀淨額所得原則，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即應各項收入應先減除為獲得收入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及損失，以其餘額為淨額所得額，表彰客觀的給付

能力。另主觀淨額所得原則乃是納稅義務人為自己的生存或其家庭的生存或其他理由，必須支出的金額，並不屬於可支配所得的範圍，應自所得稅稅基中扣除。 量能課稅原則不僅追求分配正義，也追求體系正義。稅法若能與私法相融合，尊重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維持租稅中立性原則、讓市場最有效率，也符合稽徵經濟效率原則。 釋字第745號解釋，闡釋依量能課稅原則項下之客觀淨額所得原則，才能確實反映納稅義務人之稅捐負擔能力，2019年7月24日所得稅法最主要修正重點係增加了舉證費用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的規定，也保留了「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方式。然而，核實扣除項目質與量均不足，可見財政部與立法者的思維仍未脫離稽

徵經濟考量，距離達成「量能課稅原則」之稅捐正義目標仍然遙遠。 我國與日本、德國及美國之所得稅法比較，無論是質與量，都遠不及該三國，仍有很大努力空間。藉由參考國外的法制經驗，瞭解成本費用項目之現況為何，能夠作為未來修訂現行所得稅法第14條之參考方向。

韓國之氣候外交： 以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及其後續發展為標的

為了解決統一編號稅籍編號差異的問題，作者施怡君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究韓國於1991年至2017年，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等三個條約之制約及履約談判場域與進程中，對外表現出的氣候外交（climate diplomacy）國家行為（state behaviors）與行為之變化，以及造成該等變化的國際與國內因素為何。為此，本研究以David Easton所提出之「政治系統投入與產出」模型作為分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架構，從而瞭解形塑韓國氣候外交行為之國際與國內因素為何，以及政府內部行為者（總統、行政機關、國會）受到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影響後，產出那些因

應的政策或法律。本研究首先發現，韓國在UNFCCC國際場域中的外交行為與韓國當時在任之總統的決策有高度的相關性，更可以由這些外交行為的特徵，依總統任期而區分為三個時期，本研究稱1991年至1997年為「萌發期」、1998年至2007年為「轉型期」及2008年至2017年為「積極主導期」。本研究進一步在投入因素方面發現，國際因素的影響程度較大，其次為國內因素，韓國在不同時期分別受到不同程度之國際與國內壓力。在1991年至1997年的「萌發期」間，韓國於1996年正式加入OECD並於1997年4月脫離開發中國家集團的G77後，雖然一些OECD成員國對韓國採取較寬容的立場，並未要求韓國在加入OECD

後，立刻接受UNFCCC附件一已開發國家之減量義務，但遂後仍然面臨到被美國點名要接受京都議定書中附件B國家之「量化排放限制或減量承諾」（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commitment）的外交壓力，而產業團體與環境非政府組織此一時期發揮的影響力較薄弱。在1998年至2007年「轉型期」間，韓國面臨到美國、歐盟、日本之外交壓力，要求韓國提早承擔減量之義務，而產業團體也開始發動遊說影響政府的決策，環境非政府組織發揮了「監督者」與「宣傳者」的角色。在2008年至2017年「積極主導期」，韓國主要受到兩大貿易夥伴美國、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之影

響，促使韓國採取了較前兩時期更積極之對外作為，而產業團體則透過遊說政府，導致「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法」及「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的執行時間被延遲，環境非政府組織通過參與公聽會或媒體，提出自身的意見與立場，影響政府決策，雖然最後產出的政策結果，政府主要回應產業團體的要求較多，與環境非政府組織的期望仍有一些差距，但環境非政府組織已能成為一股監督政府的強大力量。這些國際與國內因素形成「要求」、「支持」進入到韓國的政府機制，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為回應國際、國內的要求，而做出決定或政策。因此，本研究再進一步檢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在受到前述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影響後，產出

那些重大氣候外交的政策或決定。本研究發現到，韓國總統在決策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不僅主導了韓國在UNFCCC的外交政策方向，也是促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轉變的發動者。行政機關與國會基於國家涉外利益的考量，配合總統的意志，並未阻擋國際條約批准案，但對於部分的國內立法仍不敵產業團體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