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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空間系統的開放性探討私有公共空間(POPS)之環境品質─以臺北市萬華、松山區容積獎勵開放空間為例

為了解決細目型格柵板的問題，作者林筱菁 這樣論述：

私有公共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簡稱POPS)是透過容積獎勵為誘因，鼓勵私人開發商在建築基地時提供公共開放空間的產物。最早起源於1961年的美國紐約市土地使用分區決議，為解決都市快速發展下所造成建物密度過高的都市環境問題，以提供更多開放空間。而臺北市也為改善都市環境於1983年依據「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第26條的規定訂定「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為我國第一個完整施行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地區，其第十一章「綜合設計放寬規定」，目的在鼓勵小型的開發基地合併為完整的計劃街廓，將零碎的建築物外部空間集中留設，成為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由理論與實務分

析可知，POPS的設立目的應在於與既有開放空間系統互補，且在開放空間系統架構中POPS與兒遊/綠地應同屬服務街道層級之開放空間，因此本研究從整體開放空間系統下討論POPS之相關課題。然從文獻回顧中相關研究均指出，POPS在空間個體上，普遍面臨開放性與公共性不佳的問題；而在空間分佈上，容易受當地之不動產價格之影響，而趨向發展在房地產市場熱絡之新興發展區，使得POPS無法達到原有增加公共利益之政策目標，因此本研究分別從都市尺度與地區尺度進行POPS之環境品質與開放性探討。本研究以雙變量空間自相關方法進行都市尺度實證，成果顯示臺北市開放空間配置不均且POPS座落區位難以對應開放空間之需求，其中以松山

區POPS發展過多有配置不當的疑慮、萬華區開放空間缺乏且POPS數量最少。進一步透過地區尺度田野調查實證分析松山區之POPS，顯示POPS配置區位將影響其使用頻率，距離公有開放空間過近易造成開放空間的競合關係，降低其使用效益，且不同的設計型態也會型塑不同的開放空間使用方式，其中以沿街面廣場式POPS之環境品質最佳。而萬華區雖有開放空間之需求，但受限於現況開發誘因不足使得POPS難以落實，因此本研究提出POPS座落區位問題應回歸到容積獎勵的機制面，透過地區差異性容積獎勵設計來引導開放空間落實在需求區位上。

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以臺北圓山動物園為主的探討

為了解決細目型格柵板的問題，作者鄭麗榕 這樣論述：

公共動物園被引入臺灣的歷史才僅一世紀之久，但在這短短的百年之間，它的樣貌已歷經多重改變。1910年代起臺北動物園本是總督府博物館下的一支，後移入圓山成為都市公園的一角，再後是遊樂園與動物表演的娛樂場，到1980年代下半加入學校校外教學輔助場域的功能，並利用物種的保存基地（「方舟」）口號建構自我的存在意義。而在經營主體上，臺灣的公共動物園多以市級公立機構的形式經營， 20世紀初是作為帝國（國家）或地區城市的文明設施，園中動物成為市民的共同寵物；而在1970年代起受全球環境政治影響，動物園組織集團化，知識交流頻繁，動物的飼養、登錄、繁殖、交換等各項管理更具有國際視野，園內動物在全球生態系

中的自然資產價值也被強調。 在探究動物園急欲與過去的娛樂歷史劃清界限的原因的同時，本文擬在探討國家、社會對圈養野生動物的利用面向之外，也思考被圈養的野生動物在不同時期的處境，牠們（或牠們的血統來源者）如何從棲地被帶到城市？在動物園這個空間如何被安排融入人類社會，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本文的書寫方式並不是一部單純的動物園園史或動物園經營史，而是期望從動物文化史的角度談動物園的歷史。 無論是前述各種對動物的資源化運用，或基於環境主義對瀕臨絕種動物的保育以及環境教育的新目標，動物園內的動物作為生命個體的意義在何時開始被注意到、甚至受到重視，都是值得關切的動物園歷史問題。動物園中的

動物在人們眼中並不等值，受重視者生前、死後在園中都經過特意的文化儀式處理，包括命名、婚配、標本化與在展示中意欲喚起人們對該動物在人類社會扮演的角色的記憶。本文除思考圓山動物園自開園以還，園內動物被施行肉體虐待的問題，並提及戰爭結束前，幾位名人遊客描寫圓山動物園內人氣動物在圈養中身心困頓的處境，也探討動物園經營者自1970年代開始承認空間規劃等管理與動物福祉的直接關聯。雖然戰後1950年代臺北動物園的職員已創組愛護動物協會，但是其對愛護的觀念，是侷限在購買更多的珍奇動物、訓練動物表演、作動物展覽等娛樂人們的活動，與考量動物本身需求的關愛仍有相當的距離。更多探索動物與人類社會相遇的歷史，必有助於吾

人思考真正的人與自然關係和諧之道，這也是本文撰寫的主要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