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翻譯實習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立言翻譯實習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中坡不孝生寫的 搖滾黑白切 和黃寬重 劉增貴 著的 家族與社會(繁體版)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計畫名稱:中英文翻譯實習 立言翻譯有限公司也說明:實習 公司:立言翻譯有限公司(立言翻譯社).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 號11 樓之2. 實習名額: 1-2 名. 計畫類型:【學期中/寒暑假】中英文翻譯實習.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新銳文創 和中國大百科全書所出版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回流碩士在職專班 林國楨所指導 謝維軒的 漫畫《銀之匙》在各教育階段中生命教育學習主題之研究 (2021),提出立言翻譯實習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銀之匙、生命教育、教育階段、漫畫。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方德隆所指導 賴美曄的 神的話語操練以改善失眠者困擾之個案研究 (2018),提出因為有 神的話語、操練、失眠者、靈性的重點而找出了 立言翻譯實習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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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立言翻譯實習,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搖滾黑白切

為了解決立言翻譯實習的問題,作者中坡不孝生 這樣論述:

搖滾不是文青的小憂歡,而是充滿拼貼、混雜與不正經!   《破報》樂評專欄作家 中坡不孝生 以耳朵品嘗路邊的庶民音樂,挖出藏在角落、被遺忘的音樂創作故事,告訴你什麼才是真搖滾!   以文字在音樂圈四處縱火,藉音樂寫下十年來的青春墓誌銘!   一個總是大放厥詞,在小眾藝文圈四處縱火的恐怖分子,十年來最深情的音樂文字告白!《破報》專欄樂評人中坡不孝生,以一種政治不正確的音樂文字書寫方式,用紙漿與油墨做了一顆炸彈,紀念台灣這十年來的搖滾樂史,也作為自己青春的墓誌銘!      在這一盤音樂的「黑白切」裡,中坡不孝生將帶你回到2000年那個台灣搖滾的萌生初期,挖出藏在角落、被遺忘的音樂創作故

事,一起品嘗蘇打綠、表兒樂團、四分衛、濁水溪公社、拷秋勤、Tizzy Bac、伍佰and China Blue、楊乃文、閃靈樂團、董事長樂團、拾參樂團、Echo、盧廣仲、這位太太、羅大佑、林曉培、林強等音樂人這十幾年來變與不變的搖滾況味,告訴你什麼才是真搖滾!     本書特色       (1)不只是樂評!《破報》專欄作家中坡不孝生以犀利筆風,暢論近十年台灣搖滾,在音樂之外,更戳中了台灣社會的要害!「原來中坡不孝生所實踐的,除了書寫樂評之外,更是在開闢某種自外於音樂工業的獨立言論空間。」──丘德真(前《破報》主編/現役全職奶爸)   (2)資深樂評人 胡子平/前《破報》主編 丘德真/樂評

人 林貓王/唱片設計大師 蕭青陽/濁水溪公社主唱 小柯(柯仁堅)/1976主唱 阿凱(陳瑞凱) 爆炸推薦! 名人推薦   胡子平(資深樂評人)   丘德真(前《破報》主編)   林貓王(林貓王)   蕭青陽(唱片設計大師)   小柯(柯仁堅,濁水溪公社主唱)   阿凱(陳瑞凱,1976主唱)   ---爆炸推薦!

漫畫《銀之匙》在各教育階段中生命教育學習主題之研究

為了解決立言翻譯實習的問題,作者謝維軒 這樣論述:

在學術殿堂與教育現場中,「漫畫」仍經常被視為是休閒讀物,使得其地位遠不如其他文字比例較高的書籍。然而有趣的是,漫畫淺白、易讀和易傳播特性,影響了青少年的次文化形成,甚至無形中影響青少年對各領域知識的基礎認識。對於漫畫的熱愛,以及期望理解、分析並妥善應用漫畫於教學之中,是促成本研究誕生的契機。 本研究旨在以漫畫《銀之匙》為研究對象進行文本分析法,分析其人物與劇情在各個教育段中所呈現之生命教育內涵。透過教育部《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推動手冊》中的〈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表〉與《銀之匙》進行比對分析,可發現五點結論:一、《銀之匙》的主角八軒在進入高農後,接觸陌生議題而產生認知上的衝

突,不斷的思考與反思使「哲學思考」的生命教育內涵貫穿整部《銀之匙》。其中所探討的議題由淺至深,並因思考、討論、實踐與反思的經驗學習循環過程使「哲學思考」成為其他生命教育內涵發展基礎。二、《銀之匙》主角八軒從成績至上的國中進入肉體勞動的高農生活,使得他在身體強壯的過程中讓精神與心靈同樣成長,理解人與人的差異之時學會尊重個人獨特性,也發覺出「人學探索」的生命教育內涵中身心靈之密不可分,覺察完整的人應包含多種不同面向。三、透過《銀之匙》中農業高中的家畜照顧、農家打工和農產品加工實習等活動,可覺察「終極關懷」生命教育中人與動物的生老病死之間的關係,探究人生的無常、目的、意義與價值,並且能夠找到追尋生命

福祉與道德至善的方向。四、在《銀之匙》中,主角八軒對道德、健康、社會、經濟等議題進行思考與反思,展現出「價值思辨」生命教育內涵。在剖析議題並尋找解決之道的同時,能夠破除因社會期待而產生的迷思,並且在日常生活與同儕討論與對話的過程中,進行道德的培養。五、《銀之匙》中的人物即便各自擁有獨特性但仍相互尊重差異,並且因為理解而能夠互相同理並心存感恩。隨著議題的討論與解決,八軒和其他人一起學習解決與統整各種衝突並追尋心目中的道德至善,並且在發覺自身有限性之時,踏上追尋無限可能的道路。 本研究發現,根據〈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表〉進行《銀之匙》人物及劇情之比對分析,發現國中及高中階段生命教育

內涵出現比率較高、「靈性修養」內涵所占比例最高,而美感、宗教及政治比例較低。而除卻生命教育之外,《銀之匙》於生涯規劃教育、技職教育以及食農教育三者皆有極大的研究潛力。而依據本研究國中與高中生命教育內涵出現比例最高的結果顯示,若預計將《銀之匙》當作教學媒材輔助課程使用,以國中及高中教育階段最為建議。

家族與社會(繁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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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立言翻譯實習的問題,作者黃寬重 劉增貴 著 這樣論述:

杜正勝的〈傳統家族試論〉對中國傳統家族型態作了清厘與分類。他指出家族包含「家」與「族」,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財的近親血緣團體,族則二千年來多指「家族」與「宗族」。春秋晚期以後,家族的范圍大體以五服為典范,大功以上是共財的最大范圍,主要為父、己、子三代,最廣可推到同祖父者,這是「家庭」的范圍;小功至緦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財,是「家族」;至於五服以外共遠祖之同姓,為「宗族」。邢義田的〈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對古代家族發展的延續性作了進一步的討論。他指出,考古墓葬的研究顯示新石器時代下迄於漢,以血緣相結之群體(不論稱之為氏族、宗族或家族),長久以來都延續著聚族而居

,聚族而葬、世業相承的生活。春秋戰國時代的變法,雖開創新局,但對遷居改業都力圖扭轉,希望回到「族居世業」的傳統,這點連最強調變法的法家也不例外。下及秦漢,族居族葬之習猶存,而世業相承、官閥世傳,也在安定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得到發展。邢義田對宗族社會延續性的思考,不只有助於先秦迄漢社會發展的理解,對漢代以下家族發展史的研究也深具啟發性。漢代以下,雖然家族的發展如前所述可划分為不同階段,但在變動之中也有不變,其中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家口聚析、收宗合族方式雖隨階段而不同,但血緣的結合在農業社會的聚落環境下,具有強烈的延續性。一是家族性質的發展雖然多元,但官僚儒學士族之家始終具較高的社會地位,為家族發展

所歸趨。換言之,「士族化」也是值得注意的延續性現象。劉增貴的《漢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官僚化與士族化》有較全面的研究。所謂「士族化」既指舊社會勢力向官僚士族之轉化,也指新社會勢力多透過入仕途徑而形成。西漢中葉以下,「士族」成為豪族的主要形態,並漸由「士族」成為「世族」,為六朝門第社會之先趨。然而由於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經濟條件、文化傳統的不同,各地士族的發展並不一致。本書所收劉增貴〈漢代的益州士族〉一文,以區域研究的方式,討論漢代益州士族的發展及其特質。漢代益州士族,是外來移民、地方豪富、土著大姓「士族化」的結果,也不乏新興的儒學世族,其發展與地方開發、儒學傳布過程若合符節。由於開發較晚,益州士

族的出現亦較關東、關中為遲。本文分析一○二家士族,發現大部份始興於東漢安帝以後,其官閥世代較關中、關東及江淮地區稍遜。從各州出身公卿守相之時代分布及數量比率中,也得到同樣的結果。整體言,由於地處邊區,遠離中央,益州士族在全國士族網中不占重要地位,其興起常與地方事務(如蠻夷叛亂)有關,這也形成了其仕宦限制。毛漢光的〈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琅琊王氏〉寫於1967年,是較早以個案方式,以計量方法研究中古士族的論文。本文論王氏一族之發展,上溯漢末,下迄隋唐,統計七百一十年間,二十三代、六百七十六個王氏後裔的仕宦資料。他指出以起家(初任)官而言,王氏一族在魏晉南北朝起家官品最高六品,最低八品,無九品者

起家者,但隋唐則幾皆在九品以下,且多以明經入仕,顯示唐代王氏門資大不如前。然王氏在唐無以流外官起家者,則仍有相當的地位。以升遷之速度言,在三十歲到五十五歲間可升至三品官者占總人數33%以上。這些都顯示王氏在政治上的地位。逯耀東的〈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系〉,顯示了北方士族的兩種情形:一方面反映了中原士族以婚姻維持門閥秩序的曲折處境;一方面顯示拓跋氏透過與中原士族的婚姻而「士族化」。拓跋氏原有勞役婚、收繼婚等習,入中原前後,婚娶有代北豪酋,也有中原微賤之族及百工伎巧卑姓。孝文帝的一連串改革,使拓跋氏的社會結構產生很大的變化,除了定居之策外,他禁止了同姓婚,不許皇族與百工、卑姓、隸戶為婚,更受中

原門閥制度的影響. 劉淑芬〈北魏時期的蜀薛〉即討論北魏時期河東非漢族的蜀薛一族,如何利用其地方勢力,成功地轉化為全國性士族的過程。在河東多民族共居的環境中,漢族的裴氏與蜀族薛氏擁有較多的資源。蜀薛宗族勢力龐大,武力亦強,與漢人相處和睦,並與漢人望族如裴氏等有婚姻關系。當時河東地區氐胡不時起兵反抗北魏之統治,朝廷仰賴蜀薛之力以平亂,故蜀薛雖兩度反叛,依違南北,不但族勢未衰,反得進爵重用,甚至聯婚帝室,終被列於「郡姓」。劉淑芬指出,除了宗族眾多,政治、軍事力量強大,成為地方的安定力量之外,蜀薛還有兩項重要的資源:一是經濟資源,柳立言以趙鼎所撰《家訓筆錄》為基礎,討論宋代家族發展中面臨的家產管理問

題。《家訓筆錄》是紹興十四年(1144年),趙鼎在被貶並面臨殺身滅族的陰影下所寫,為家族未來規划藍圖,也為家族內部財產處置和家族管理預立遺訓。本文透過趙鼎家鄉衢州常山縣的經濟環境、早年家境、兩宋之際戰亂離群和宦海仕歷的波濤變化,以說明家產財富對家的重要性。《家訓筆錄》共有三十三條,其中除一般關於立身處世的前代遺訓外,還包括如司馬光《家范》等當代士大夫家法、趙鼎個人的經驗和他對家族前途的構想及祖先的習慣法三部分。他在世時掌握了家族的財產,整個家族呈現的是同居共財的型式。但他為子孫各房未來並立的可能發展所作的規畫,除了義田和祭田屬全族所有外,采取分財方式,屬於聚族而居的模式。在此一模式下,族譜、族

長、族祭和族產成為維系趙氏家族的要件。趙鼎所構想的家族維系方式,在領導層的構成與功能上,取眾議的方式,使各房均有代表,這是血緣關系由密而疏時,有利於家族的維系的措施。而家族的祭祀活動,則是合族參與,既可聯絡族人、強化宗族意識,也有利族人的社會活動,達成敬宗收族的目的。祭祀的場所,一是正寢之東的影堂(泛稱祠堂或家廟),一是在墳壟。梁庚堯則以四明家族間合作推動的鄉曲義田為例,探討宋元士人家族超越家族的界限,推動地方公益活動演變的過程。他指出,在宋代除了由范仲淹所創的家族義庄外,由鄉里官宦、士人共同發起、以濟助鄉里貧士與官宦貧窮後人為主的鄉曲義田,是另一種義田的重要類型。黃寬重則研究四明樓氏家族的發

展。樓氏家族從崛起、發展到衰替,前後歷時三百年,先由經營產業成小康之家,再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晉升地方名族。其後內則致力教育與學術,充裕產業奠定發展基礎;外則藉同學、共事、交游、婚姻等方式與四明著名士族建立深廣的人際關系,終能與史氏、袁氏齊名,成為四明地區的名門望族。這種內外因素交織互用,對家族成員在學術、舉業、仕途、經營、資源及社會政治地位的提升等方面,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樓郁在教育子弟的同時,也推動鄉里教育,使樓氏與四明新興的科舉社會相結合。婚姻關系影響亦大,如樓鑰的成功固然與個人努力及家族支持有關,更受惠於外家汪氏的養育照拂。更重要的是,他藉汪家在四明地區的深廣人脈,以及思溫、大猷二代領袖

的身份,得以擴展其人際網絡,在地方上扮演聯絡學派及推動文化與社會建設的角色,成為四明的意見領袖。於志嘉的論文是以族譜資料為主,以個案的方式探討明清時代衛所軍戶與原籍軍戶家族之間,血緣及其所涉復雜多樣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此一關系的變化,常與彼此的經濟狀況或宗族觀念相互呼應。其中一個案例是蘇州彭氏。原籍江西臨江府清江縣的彭氏,在明初內附後,彭學一充軍,隸籍於蘇州衛。學一身故無嗣,由原籍取其姐夫之子仲英為嗣並補役。百年後,蘇州彭氏致書江西原籍族人,希望回鄉祭祖。江西方面可能擔心按明廷的規定,對在衛親族有津貼乃至繼補軍役的義務,為免惹禍上身,未有響應。後來江西的祖祠中,雖然列出籍在蘇州並獲進士、名位顯赫

的彭瓏、彭定求的神位,但未主動聯系,兩支之間保持若有似無的關系。一直到嘉慶二十年(1815)彭蘊琳才訪清江祖祠,但二支族人並沒有通譜聯宗。相反的,在蘇州以文學起家的彭氏,通過教育事業或組織文會等方式,與當地紳士大夫保持密切聯系。萬歷年間,彭汝諧與由吉安遷海鹽衛的彭宗孟通譜系,為兄弟行,此後關系密切,如同族人,顯示蘇州彭氏並不排斥與遠支聯宗。另一案例則為海寧賈氏。賈氏原為洛陽人,宋室南渡時遷杭州海寧。賈哲時率眾歸明,其諸子中,三子賈著留居海寧,為本支小宗,亦稱南族。南北兩宗多次聯宗修譜。干隆三十五年(1770)的清明節,歸德族人南下謁祖祠,是南北兩宗交流的高峰期。二宗之間關系的進展當與經濟能力的

改善有關。賴惠敏利用二個不同社會地位的滿洲族譜:一是在清代擁有十個世襲佐領和八個世職、被列為”八大家”之一的鈕鈷祿氏,一是居住在寧古塔、地位並不顯赫的他塔喇氏為案例,比較權貴之家與平民身份者在婚姻、生育、死亡現象的差異,並討論這二個家族在人口動態上的區別。 1. 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2. 邢義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3. 劉增貴,〈漢代的益州士族〉4. 毛漢光,〈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琅琊王氏〉5. 逯耀東,〈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系〉6. 劉淑芬,〈北魏時期的河東蜀薛〉7. 柳立言,〈從趙鼎《家訓筆錄》看南宋浙東的一個士大夫家族

〉8. 梁庚堯,〈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9. 黃寬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10. 於志嘉,〈明清時代軍戶的家族關系──衛所軍戶與原籍軍戶之間〉11. 賴惠敏,〈社會地位與人口成長的關系—以清代兩個滿洲家族為例〉 為了增進海峽兩岸在中國史研究上的相互認識,我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支持下,從過去五十年台灣學者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論文選出一百七十八篇,約五百三十萬言,輯成《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十三冊。 十三冊的子題分別是: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

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這些子題雖不能涵蓋台灣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各方面,主體應已在內,趨勢大致可現。 這十三冊分由研究領域較為相近的青壯學者一或二人擔任主編,負責挑選論文和撰寫分冊導言。選文的一個原則是只收台灣學者的或在台灣出版的。由於是分別挑選,曾有少數作者的論文篇數較多或被重復收入。為了容納更多學者的論文,主編們協議全套書中,一人之作以不超過四篇、同一冊不超過一篇為原則。限於篇幅,又有不少佳作因為過長,被迫抽出。這是選集的無奈。另一個選錄原則是以近期出版者為主,以便展現較新的趨勢和成果。不過,稍一翻閱,不難發現,各冊

情況不一。有些收錄的幾乎都是近十余年的論文,有些則有較多幾十年前的舊作。這正好反映了台灣中國史研究方向和重心的轉移。 各冊導言的宗旨,在於綜論台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其次則在介紹各冊作者和論文的特色。不過,導言的寫法沒有硬性規定,寫出來各有千秋。有些偏於介紹收錄的論文和作者或收錄的緣由,有些偏於介紹世界性史學研究的大趨勢,有些又以自己對某一領域的看法為主軸。最後我們決定不作統一,以保持導言的特色。這樣或許有助於大家認識台灣史學工作者的多樣風貌吧。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所收論文早晚相差半世紀,體例各有不同。我們不作統一,以維持原貌。有些作者已經過世,無從改訂。多數作者仍

然健在,他們或未修改,或利用這次再刊的機會,作了增刪修訂。不論如何,各文之後附記原刊數據,以利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查考。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史研究是在十分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各自發展的。大陸的情況無須多說。[ 台灣的中國史研究早期是由一批1949年前後來台的文史和考古學者帶進台灣的學術園地如台灣大學、師范大學(原稱師范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的。[2J從1949到1987年解除戒嚴,台灣學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和單位,有將近四十年無法自由接觸大陸學者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成果。猶記在大學和研究所讀書時,不少重要的著作,即使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版的,都以油印或傳抄的方式在地下流傳。出版社也必

須更動書名,改換作者名號,刪除刺眼的字句,才能出版這些著作。在如此隔絕的環境下,台灣史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走在馬克思理論之外。 台灣史學另一大特色則是追隨一波波歐美流行的理論,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對中國史發展較具理論或體系性的說法。記得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師長要我們讀鄧之誠、柳詣徵、張蔭麟或錢穆的通史。幾十年後的今天,大學裹仍有不少教師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當教本。[3J中國通史之作不是沒有,能取而代之的竟然少之又少。說好聽一點,是歷史研究和著作趨向專精,合乎學術細密分工和專業化的世界潮流;說難聽點,是瑣細化,少有人致力於貫通、綜合和整體解釋,忽略了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和精神。 這一趨向有

內外多方面的原因。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學者之中,並不缺融會古今、兼涉中外的通人。然而初來台灣,生活艱困,為了衣食,絕大部分學者無法安心治學著述。加上形格勢禁,為求免禍,或噤而不言,不立文字;或退守象牙之塔,餒釘補注;或速走海外,論學異邦。這一階段台灣百廢待舉,學校圖書普遍缺乏,和外界也少聯系。新生的一代同樣為生活所苦,或兼差,或家教,能專心學業者不多。唯有少數佼佼者,因緣際會,得赴異國深造;七八十年代以後陸續回台,引領風騷,才開展出一片新的局面。 除了外部的因素,一個史學內部的原因是早期來台的學者有感於過去濫套理論和綜論大勢的流弊,多認為在綜論大局之前,應更審慎地深入史料,作歷史事件、

個人、區域或某一歷史時期窄而深的研究,為建立理論立下更為穩固的史實基礎。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陶希聖經歷所謂社會史論戰之後,即深感徒言理論之無益,毅然創辦《食貨》月刊,召集同志,爬梳史料。本於同樣的宗旨,1971年《食貨》在台灣恢復出刊,成為台灣史學論著發表的重要陣地。來台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也一直以史料工作為重心。 這一走向其實正和歐美史學界的趨勢相呼應。二十世紀之初,除了馬克思,另有史賓格勒、湯恩比等大師先後綜論世界歷史和文明的發展。此一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漸漸退去,歷史研究趨向講求實證經驗,深窄專精。以檔案分析見長的德國蘭克(1V,Ranke)史學,有很長一段時

間成為台灣史學的一個主要典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整理出版了《明實錄》和部分明清檔案,後者的整理至今仍在進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領下,自1957年起整理出版了《海防檔》、《中俄關系史料》、《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教務教案文件》等一系列的史料;台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則有學者致力於琉球寶案和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基於以上和其他不及細說的內外因素,台灣的歷史學者除了錢穆等極少數,很少對中國史作全盤性的宏觀綜論。[4J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台灣史學發展的關鍵年代。外在環境雖然荊棘滿布,但已脫離初期的兵荒馬亂。經濟快速起飛,學校增加,設備改善,對外交流日益暢通,新的刺激

源源而人。以台大為例,七十年代初,研究圖書館啟用,教師和研究生可自由進人書庫,復印機隨後開始使用,大大增加了隨意翻書的樂趣和免抄書的方便。六七十年代在中外不同基金會的資助下,也不斷有中外學者來校講學。猶記大學時聽社會學家黃文山教授講文化學體系。他曾應人類學巨子克魯伯(A,lKroeber)之邀,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學人,也曾翻譯社會學名家素羅金(P.A.Sorokin)的《當代社會學》、《今日社會學學說》和李約(JNeedham)的《中國科學與技術史》等名著。聲名如雷,聽者滿坑滿谷。研究所時,則聽以寫《征服者與統治者:中古中國的社會勢力》(ConquerorsandRulersSocialFor

cesinMedievalChina)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柏(WolframEberhard)講中國社會史。 除了正式的課程,校園內演講極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言論的尺度稍見放寬,一些勇於挑戰現實和學術的言論、書籍和雜志紛紛在校園內外,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出籠。以介紹社會科學為主的《思與言》雜志自1963年創刊,曾在校園內造成風潮。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幾乎成為歷史系學生必修的課程,盡管大家不一定能會通消化。走出充滿科學主義色彩的教室,於椰子樹下,月光之中,大家不是爭論沙特、老、庄,就是膜拜寒山、拾得。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普普藝術和野獸派,風靡一時,無

數的心靈為之擺盪在五光十色的思潮之間。屢禁屢出的《文星》雜志更帶給青年學子難以言喻的刺激和解放。以個人經驗而言,其沖擊恐不下於孫中山出洋,見到滄海之闊、輪舟之奇。台灣內外的形勢也影響著這時的校園。「文化大革命」、反越戰、萌芽中的婦女解放和政治反對運動,曾使校園內躁動不安,充滿虛無、飄盪和萬流競奔的景象。 這一階段台灣史學研究的主流風氣,除了延續史料整理的傳統,無疑是以利用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的方法治史,或以所謂的科際整合為特色。在研究的主題上有從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轉向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趨勢。這和1967年開始許倬雲主持台大歷史系,舉辦社會經濟史研討會,推動相關研究;陶希聖之子陶晉生在台大歷

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實習,支持食貨討論會,有密切的關系。1978年張玉法出版《歷史學的新領域》,1981年康樂、黃進興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可以作為這一時期尋找新理論、探索新方向努力的象徵。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Weber)和法國年鑒學派的理論大為流行。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不但反省了史學的趨勢,也介紹了年鑒學派、心態史學和其他新的史學理論。從1984年起,康樂主持新橋譯叢,邀集同志,有系統地翻譯韋伯、年鑒學派和其他歐美史學名著。這一工作至今仍在進行。約略同時,一批批在歐美教書的學者和留學歐美的後進,紛紛回台,掀起一波波結構功能論、現代化理論、解構主義、後現代

主義、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的風潮。1988年《食貨》與《史學評論》先後停刊,1990年《新史學》繼之創刊。 1992年黃進興出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1993年周梁楷出版《歷史學的思維》,2000年古偉瀛、王晴佳出版《後現代與歷史學》。台灣史學研究的理論、取向和題材從此進入更為多元、多彩多姿的戰國時代。仔細的讀者當能從這套書的不同分冊窺見變化的痕跡。[5]曾影響台灣中國史研究甚巨的許倬雲教授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裹說:「回顧五十年來台灣歷史學門的發展軌跡,我在衰暮之年,能看到今天的滿園春色,終究是一件快事。」[6)在2005年來臨的前夕,我們懷著同樣的心情,願意將滿園關不住的春色,獻給海峽對

岸的讀者。

神的話語操練以改善失眠者困擾之個案研究

為了解決立言翻譯實習的問題,作者賴美曄 這樣論述:

中文摘要本研究主要是以《聖經》為出發,探討如何透過「神的話語」來幫助、改善、增進、保護、加強失眠者睡眠質量的個案研究。人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時間是在睡眠中度過,睡眠可以恢復體力、充沛精神、醫治心靈,細胞及器官得到復原力與舒暢力。反之,嚴重的失眠問題,將會影響個人健康、家庭生活、人際關係、工作效率,甚至財物損失和政府支出。導致失眠的因素很多,常見有身體、心理和行為因素,目前為醫學界也是以這三方面的情形來做調理與改善,例如:放鬆按摩、精油療法、環境改善、服用安眠藥或心理治療等。這些方式是否有效解決失眠的問題?還是因此走迷了路,值得深思與探究。研究顯示,失眠除了前三項因素外,靈性方面所導致的失眠不能

忽略,也不是透過前述的方法可以有效改善的。本研究透過五名曾患有嚴重靈性受傷與失眠的教友之個案訪談與分析,藉著虔誠基督信仰,探究神的恩眷與護理在教友身上,遠離靈性受傷與自我復原歷程中的機制作用。藉以說明基督宗教:一、靈性的涵義:靈性是人與神的關係、人與至高者或宇宙之間的關係。人與神的關係,即為靈性深層及主要核心。遵守神的話語,如《聖經》的安息日,身體在工作後除了需要適當休息外,人與神有良好連結關係,更是靈性的重要關聯。二、靈性的操練:循依敬拜、讚美、靈修、禱告、詩歌、讀經、查經、解經及參與團契活動等,將不必要的煩惱、重擔卸給我們的主,可以減輕壓力及增進靈性的健康。靈性健康為全人健康的主要核心,亦

為整合生理、心理、社會及其他層面的根基資源,提供生命主要力量,以協助個人獲得有意義的人生。卸下勞碌的一天,因著仰望主裡安息的信心,可以「香甜」、「不懼怕」及「美好盼望」,充分享受安舒的好眠。神是一切美善的根源,真確信仰祂的全權、尊榮、威嚴、恩眷和護理,期待有活力健康與充滿意義的每個明天。祝福您有──「香甜的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