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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之政治經濟分析

為了解決福州平潭海運口岸順豐的問題，作者孫禾芬 這樣論述：

臺灣為海島型開放經濟，天然資源匱乏，對外經貿關係是其生存與發展的命脈。面對資源的限制、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執政者以國際化、自由化為主軸，分階段地採取向外經濟發展策略，得以突破各種內外部限制。自由化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經驗，標註於過去臺灣每一次自由化的歷程。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除了積極恢復與大陸中斷十年的協商，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以下簡稱ECFA)；馬英九政府啟動「黃金十年，國家願景」，2012年規劃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 (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以下簡稱示範區 )」。自2

007年起，中國當局強調要突破固有經濟模式之困境，引進市場機制，為中國經濟發展尋找新的出路，中國國務院同時於2013年8月批准成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Shanghai Piolt Free Trade Zone)，2015年增設天津、廣東、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臺灣執政者面對內外的問題與挑戰，再次啟動一波自由化，並將臺灣重新定位為自由經濟島，迎合未來加入TPP或RCEP自由貿易協定的條件，因而規劃了自由經濟示範區方案。然而卻引發諸多爭議，最後竟未能通過立法。本文爰依「歷史結構途徑」、「政治經濟整合」及「偏差」和「偏差動員」為分析觀點與架構，透過梳理這些重大自由化政策與兩岸經貿互動的政經結構歷史

脈絡，探討「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形成、運作到立法失利的成因，同時觀察中國自貿區的布局對臺灣有何影響，並探究其中的因果關聯，最後歸納這些因素與影響對於未來兩岸經貿的機會與限制。本文聚焦於臺灣近三十年來、不同政黨執政期間，重大自由化政策規劃背景及其內容，除了探究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方案的形成、運作及立法過程，並探討中國自貿區的策略，對兩岸互動加以分析之後作成結論：1.自貿區是向全球開放，避免過度集中單一市場；2.及早因應巨型貿易協定的影響；3.產業轉型以全球化、知識化、優質化以提高產值；透過自貿區引進新興產業，以投資、內需帶動經濟成長；4.兩岸自貿區可能帶動新一波產業發展或轉型 5.執政者應以國家（地

方）長期利益優先於短期政黨利益，公民力量似可能成為制衡中央（地方）執政者偏差的第三種力量。

民國東南沿海海盜之研究（1912-1937）

為了解決福州平潭海運口岸順豐的問題，作者江定育 這樣論述：

民國時期的盜匪問題頗為嚴重，時人稱「全國無一省沒有盜匪存在」，可見匪亂是中國「內憂」之一。當時國內盜匪又可簡分成東北的馬賊、河北的土匪、廣東的盜匪等，總之依山為賊、靠海為盜，性質均大同小異。海盜的出現，其實在明、清兩代便已存在。只是朝代更替之後，海盜問題在國際條約及外國船隊的進入，呈現性質的轉變。民國海盜的特色，與前代大規模的海盜集團不同。民國海盜以小規模為主，有時以村為單位。掠奪手法除常見的海盜船追擊，另特別針對大型船隻（固定航線），海盜偽裝乘客登船突襲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法。又，傳統冷兵器過渡到熱兵器的使用，手槍、步槍成為炙手可熱的走私品。而且有些海盜頭目頂著高學歷，肩負起家族事業，繼續在海

上搏命，同時也有女性海盜在洋面上活躍，呈現巾幗不讓鬚眉的局勢。海盜的組成份子，一般認為沿海漁民的嫌疑最大。據資料顯示，沿海漁民固然是「海盜」成員之一，但又可細分成職業性與半職業性。顯示中國漁民因生計困難，進而鋌而走險的事實。不過，職業性盜團的組成份子，可說是三教九流，特別是散兵、敗軍。部份案件的罪魁禍首指向國內軍閥混戰之後，兵匪合一及復原轉業的跡象。另，盜團因應政府剿匪，除以化整為零的方式躲避，更可能傾巢而出，至他地另圖發展。本論文利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典藏《支那海賊関係雑件》作為主要史料，並搭配中文、日文報紙、政府法規、時人專著等，探討海盜的形成、組織、劫掠方式。更重要的是，

以往的海盜案件僅為國內法定義，隨著外國勢力進入後，海盜案件成為國際糾紛，甚至於引起激烈的衝突。又，中國內部如何管制沿海治安及遭劫後的船隻該如何獲得補償等，皆是筆者欲一探究竟的動機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