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創新條例第19條之1員工獎酬股票緩課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員工股票分紅緩課稅政策之影響

為了解決產業創新條例第19條之1員工獎酬股票緩課的問題，作者劉庭均 這樣論述：

為促進產業的創新與升級，政府於2010年開始實施「產業創新發展條例」。政府在2015年為輔助企業延攬產業人才，在硬體設備的投資抵減外，增訂員工股票分紅緩課稅。本文即在探討公司員工取得股份基礎給付得適用延緩5年繳納所得稅規定之實施對（1）企業發放員工股份基礎給付（2）促進員工參與公司經營（3）提高產業經營績效 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員工股票分紅緩課稅實施後，對企業發放股票分紅的偏好無顯著影響，但會增加企業買回庫藏股轉讓員工的可能性；而條例對董、監事身分的限制，並未提高專業經理人分配到的股票分紅比例，不符合政策預期之促進員工分享經營成果。員工股票分紅緩課稅政策反而對企業經營績效產生負面影響，對董

事兼任經理人與績效不具顯著調節效果。

租稅優惠之憲法界限與政策妥適性之探討—以產業創新條例為中心

為了解決產業創新條例第19條之1員工獎酬股票緩課的問題，作者張藏文 這樣論述：

著名的德國稅法學者Klaus Tipke教授曾表示，租稅優惠始終是不正義的，因為他違反了課稅的平等與正義，因此，1988年第57屆德國法學家年會決議：「為實現負擔平等與簡化之目標，租稅優惠與其他稅法上之特別負擔應予刪除。」此一主張應係理想之目標，畢竟租稅優惠規範係為達成政策目的之故，倘不設計該規範，則難以引導他人進行政策所欲遂行之行為，如此將使不平等持續存在。蓋於此際，扮演重要角色而影響相關稅法之訂定及修正將會是遊說團體，是有認為絕對正義並非合理的理念，而解決利益衝突的方法只有兩個，一是滿足一方利益而犧牲他方，一是設法妥協雙方利益，倘若社會和平是最高價值的話，則妥協的方法應該是正當的

。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1990年之利息案判決中揭示，租稅義務人在稅法不論事實上或法律上均應平等負擔公共支出。因此，有關量能課稅原則應可被理解為是稅法甚或財政憲法上之理解，而應盡可能地消除租稅優惠之相關規定，以期實現租稅義務人平等負擔租稅債務之理想。是以，藉由上開論述可以確定的是，租稅優惠在現時社會中應屬必要之惡，而其目的乃在藉由現在之不平等以追求未來之平等。此亦可由1789年「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第1條揭櫫：「社會差距僅得基於共同福祉而存在。」而獲得證明。 因此，在肯定租稅優惠存在之必要性後，必須注意之處在於，所設計的租稅優惠規範是否適當，此亦為本文主題設定之緣由，又之所以追求租稅優惠之

適當性而非其正確性原因在於，企求相關手段之採取以達成精確目的在事實上是有其困難的，所能期待的僅係要求國家決定能夠達到「儘可能正確」(möglichst richtig)的境地。而租稅優惠規範是否適當，應由事前及事後觀點進行考察，前者部分即在於立法者所應踐行之立法程序是否完備；後者部分則在於，因為國會多數所通過之租稅優惠規範可能係政治現實下之產物，而每個國家分配不均的歷史都跟政治有關，因此仍須對於立法者或立法者授權訂定租稅優惠規範所考量之手段與目的關係是否適當、必要且合乎比例進行審視。 如同司法院釋字第694號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所示：「……立法者的上述「判斷及預測優先權」（Einsch

atzungs-und Prognosevorrang），以及其所行使之裁量結果，也可經過一定的審查程序。如果日後審查發現這是屬於一種非立法時所得預料的錯誤判斷，當然不一定會造成違憲後果，立法者可以容有改變之可能性（及義務），尤其是立法者為因應有些財政、科技等新興事務，所為的立法對策，容有讓立法者累積經驗的空間……。」這也是本文在對照德國法制有關租稅優惠違憲審查之相關主張後，再行針對該國穩定法案加以介紹與整理之原因。至於其目的則係期以充實我國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4對於租稅優惠條款之基本要求。 以我國之實施租稅優惠之經驗為觀察，獎投條例作為我國產業租稅優惠基本體制之開端，歷經30年之運作後

，接續的是實施20年的促產條例，至於現行規範則以產創條例作為產業租稅優惠之原則性立法。惟其相關問題眾多，是即以之為題而進行相關論述與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