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農地污染場址再利用評估工具-以桃園市為例

為了解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的問題，作者葛凡宇 這樣論述：

政府機關近年積極投入整治農地污染場址，不僅採納傳統整治工法，亦推廣轉作非食用作物、植生復育，以及作為生質能原料方法，然而土壤污染濃度達到整治標準而解除列管的農地，由於未善加管理或無法阻斷污染源，出現再次污染或農產品重金屬超標情形；農民考量投入成本和改善時程，不願轉作或採用植生復育改善方法；作為生質能原料則因農地狹小分散，不適合於國內發展。上述情形突顯政府機關耗資經費的整治作為，並未達到農地恢復種植功能的預期成效。因此本研究旨於建立一個兼顧環境面和經濟社會面的農地污染場址再利用評估工具，透過探討住宅、商業、工業、太陽光電和農業五種方案的再利用適宜性和效益，作為決策者優化農地污染場址管理效用以及

國土規劃策略之參考。 本評估工具分為兩階段，首先為再利用方案適宜性分析，採納18個環境面和社會經濟面因子，設定住宅、商業、工業、太陽光電和農業共五種再利用方案，透過土地利用適宜性分析 (land use suitability analysis, LUSA) 評選適宜性分數最高方案為未來的再利用方案。第二階段運用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CBA) 計算場址以適宜方案再利用的耗費成本和產出效益，成本效益項目劃分為外部成本效益與內部成本效益；外部成本效益包括透過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計算的碳排成本與碳減緩效

益，以及藉由生態系統服務評估方法 (ecosystem services valuation, ESV) 量化的農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內部成本效益定義場址以適宜方案再利用的商品生產或服務提供所涵蓋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效益。最後採用淨現值方法 (net present value, NPV) 整合場址生命週期所有的外部成本效益和內部成本效益，評定適宜方案中淨效益最高方案為最佳再利用方案；若再利用成本高於再利用效益則恢復農業使用。 本研究以桃園市農地污染控制場址為研究案例，方案適宜性分析結果指出三個農地污染場址密集區適合採用太陽光電方案，剩下二個農地污染場址密集區適合採用農業方案。內部效益評估結

果說明五個密集區的場址，25年生命週期共能產出97,246,975~776,238,657元的內部效益，顯示污染農地整治後恢復耕作或是開發作為太陽能發電設施皆能帶來直接的經濟價值，具有內部效益；然而因為蒸發散量和期作天數的不確定性，太陽能發電量約為926.77~1162.01 kWh/kWp/yr，售電效益可能低於整治改善成本，而造成五個密集區內採太陽光電方案之場址產生約為0~-1,662,839元的內部成本。外部效益評估結果包含溫室氣體排放衝擊評估結果和農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結果，溫室氣體排放衝擊評估結果指出由於三個密集區以太陽光電方案再利用，因此五個密集區可產出約324,396,311~

409,605,211元的溫室氣體減緩效益；不過也因為三個密集區開發作為太陽能發電設施，因此造成五個密集區約-218,943,042~-276,225,400元的農地生態系統價值損失。整合以上兩項外部效益評估結果，五個農地污染場址密集區整治改善後再利用能產出約48,170,913~190,662,182元的外部效益，突顯將污染農地開發作為其他用途，會損失高額的農地生態系統服務效益，因此相較採用太陽光電方案，污染農地整治後回復耕作能創造更高的外部效益。 本評估工具最後一個步驟係整合外部效益評估結果和內部效益評估結果，透過以NPV方法計算農地污染場址再利用的生命週期淨效益。由於應用太陽光電方

案的場址再利用所產生的外部成本衝擊高於再生能源販售的效益，造成淨效益為負值，說明本研究區域內之污染農地不宜作為太陽能發電設施，應回復農業耕作以創造更高的淨效益。因此本研究建議五個密集區內的場址最佳再利用方案為農業方案，約能帶來1,602,586,602~1,966,861,607元的淨效益，證明整治改善污染農地場址能帶來換環境價值和實際經濟效益，提供兼顧環境面和社會經濟面的土地利用效益。

從居住權、生存權與財產權探討土地徵收

為了解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的問題，作者許辰田 這樣論述：

土地徵收乃國家基於公共利益或公用徵收，藉由公權力之行使，強制取得人民財產權，並給予補償之行政行為。長期以來，行政機關多以公共利益為理由，大肆徵收人民私有土地，但是否符合必要性與比例原則，卻缺乏審慎考慮。於徵收過程中，人民參與機制不足，土地價值遭嚴重低估，且事後之補償也僅限土地本身，對徵收行為所衍生之其他問題，如人民之居住權、生存權及人性尊嚴等，均未予以考量。 2009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自此兩公約正式成為我國國內法律，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旋即受到兩公約規範所拘束。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四號及第七號一般性意見中明白指出，國家應保障人民之享有適足居住權及不被

強制驅離之權利。且基於對人民生存權之維護及人性尊嚴之尊重，國家有義務提供符合人民最低水準生活之經濟協助。 本文從對居住權、生存權與財產權保障出發，探討適足居住權與最低生存權於我國憲法之基礎及司法體系中之地位，導引出當國家徵收人民土地，可能侵害人民之適足居住權、最低生存權與財產權時，應遵守之嚴格法定程序，並保障人民擁有完整參與的權利。對於土地被徵收而受特別犧牲之人民而言，其損失應盡量予以填補，尤其對經濟弱勢者，其補償應涵蓋對生存權及居住權之補償，即應以完全補償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