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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營製造業的發展（1946-1955）──以國民黨當局與台籍資本之互動為中心

為了解決漢來海港振興券的問題，作者許志成 這樣論述：

　　戰後台灣經濟快速的發展，主要得力於民營製造業的高速成長。來台接收的官員陳儀，延續日治時期的專賣政策，將煙、酒、樟腦、度量衡與火柴繼續專賣。儘管在中國已廢除專賣制度，但在台灣仍舊繼續實行，限縮民營製造業發展的空間。　　1945年10月全台民營製造業家數有10,300家，至1946年底家數減少39.6％，台灣人歷經二二八事件的抗暴，中國國民黨政府撤換陳儀，至1947年底家數成長45.6％，是民營製造業發展最黑暗的時期。大量日資企業被收編成官營事業，官股中的台股股權不是遭到漠視，不然就是遭到國家機構的侵權；台日合資企業則被清算標售，以排除台灣人在製造業的發展，陳儀當局則將標售日產美其名為扶植民

營企業的發展；新設立的大公企業則受到當局百般的刁難與阻撓，標售的日資企業相當有限，發展情況則因經營者而各有差異。　　日本人在台灣苦心殖民經營50年，其所創造的財富則難以算計，遣返時每人只換得若干小行李，身上只准攜帶1千元的現金歸向日本，其在台領取的退職慰勞金、臨時賞與金與解散津貼無法攜回日本，巨額的財富則轉移到台灣人手中，不然就是在台灣社會消費掉。陳儀當局下令回存千圓券禁止流通一年，實則凍結台灣人的流動資產。回存銀行變成抵押品，當局規定給付年息2％，借款則需支付年息2.5％，從中剝削台灣人的財富。解凍後因通貨膨脹價值已減少一半，勤樸的台灣人將此資金投資創業，表現成為1947年製造業家數的突然增

加。　　二二八事件後，中國國民黨當局逐漸改善對台灣的經濟政策，但中國國共內戰爆發，不當的貨幣與匯率政策，使民營製造業的經營環境遭致摧毀，工廠不是倒閉、半停工，不然就是易手。直到幣制改革，切斷台灣與中國的匯兌關係，中斷台灣的中國的貿易依賴關係，擴增對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民營製造業才獲得重生的契機。官業則只願將經營不善的企業標售民營，民間申請經營的官業則因實施土地改革而被迫中止。官方依法不應該經營製糖的輕工業，但卻收編成官營事業；理應經營煉鐵的重工業，但反而要標售與出租給民間經營。台灣糖業公司的民股呈請撥一砂糖廠民營，財經官僚則以「不論可開工者，或不能開工者，一律不能出讓」，國民黨的官營政策是否

代表公共利益，則不禁令人感到懷疑！　　中國國民黨當局實行的民營製造業政策，幾乎都是在應付當時的問題，並沒有一套有計畫的經濟政策。當局實施的補助與貸款政策、收購工礦業產品與工業配合供應軍事需求的政策，都是些短期性與臨時性的政策，實際發揮的功效有限。相反的，美援對穩定台灣通貨膨脹貢獻良多，只是外來統治的政權並未善盡將資源做合理分配，限制使用本地花生、芝麻等植物性的榨油業設廠，嚴重扭曲榨油業的發展。美援軍事資源，亦因當局未能有效推行軍工政策，使建設廳推行的民營工業配合軍需小組毫無成效可言，徒使民營業者大失所望。　　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部份亦是四年經濟計畫的一部份。一般工業貸款又分中型民營工業貸款與小

型民營工業貸款。工業計畫貸款從1951年開始，小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54年開始，中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60年才開始。綜合民營工業計畫與小型民營工業貸款觀察，就貸款家數分析，平均每年受貸家數約76.9家，全國民營製造業只有將近1％左右的工廠得到美援的貸款。貸款以1955年的1億8千餘萬最多，1953年約1千萬最少。美援貸款除1952年由新竹玻璃一家大型企業獨佔該業全部及較多的貸款外，其餘各大小型製造業幾乎都是或多或少得到部分貸款，獲貸企業並未呈現出「幾乎完全吸收該產業的美援貸款」的現象。1954年以前可說是由少數業別，尤其是紡織業與非金屬製造業獲得較多的貸款；1954年以後各業則是獲得多寡不

一的貸款，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並未集中於某一產業類別。　　當局因土地改革而開放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與台灣農林四間公司民營。1953年經濟部重估四間公司的資產，將資本額提高7-10倍；股票若根據1952年的市價重估，水泥、紙業、工礦與農林分別被高估4.32、3.33、3.7與3倍。而這被高估的佔數，也約略接近於1954年3月發行至當年6月，其盤價僅維持在面額的20％至30％之間。當局將四間公司股票做為補償地價，實際上並非有意要扶植民營企業的發展，故民營化後的產值並未增加。當局從中剝削小地主的利益，以做為補償統治機關財政赤字的一種手段。

商戰與大同在進步的時代--清末民初滬、津的商會(1904-1927)

為了解決漢來海港振興券的問題，作者郭耀力 這樣論述：

提要在清末民初，自「新政」時期開始，商會是在中國大商埠及比較小的城鎮很明顯的機構，而當時的多數觀察者常常指出商會的勢力及調整地方市場的主要角色。中國商會也受到歷史家的注意。學者常常跟隨目擊者的看法而強調商會在地方社會的領導角色，但詳細的研究越來越多發現這機構的勢力及能力的限制與缺乏。全面的商會研究由於資料的散見而受阻。不過，商會在地方社會明顯的角色讓關於商會的多種資料仍然相當豐富。這樣的情形促使商會的研究越來越多。這論文就是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本論文研究滬、津商會在20世紀初設立到國民政府時期的經歷，探討的重點是商會的設立背景、早期的活動、清末民初的政治制度改變以及這些改變對商會組織及活動的

影響。筆者選上海及天津兩大商埠是為了注意各地方商會的相同及差異。這論文的題目《商戰與大同在進步的時代》是為了強調商會的一些重要特色。這些特色常常互相對立，但同時也互相補足而成為商會的「陰陽」。在注意一方面時也值得注意它的對立面。商會由政府設立以便聯合「官商一氣」而更嚴密監督商人的活動，但同時商會的設立增加商人團體的自治。不過，儘管商會注意組織的自治，在這方面卻跟官僚常常衝突，同時也注意跟官方的合作而不挑戰政府的監督權力。商會的設立為幫助政府勝利「商戰」及對抗外國商人的「侵入」，但同時商會也協助跟外國商人的合作，而隨著「世界潮流」導致一般的發展及「大同」。商會按照西方模式設立以推動中國的「進步化

」及「現代化」，但同時商會組織保持不少傳統的特色及習慣。只有描述商會活動這樣既對立又互補的不同面向才得以比較平衡了解商會的角色。商會組織主要的特色是行會聯合會的弁遄C第一章描述傳統行會的角色，強調行會的黃金時代在19世紀下半至20世紀初。商會不是以「現代」的機構替代「傳統」的行會。在20世紀初商會設立的時候，行會在地方市場扮演很重要角色而成為商會的主要會員。商會調整市場的能力依行會的能力及合作的願意而定。第二章描述歐美商會的經歷。因為中國商會是按照西方模式設立，值得多注意這模式的比較以便了解對中國商會的影響。第三章研究商會早期的計劃及設立的嘗試，以及這種努力跟當時中國情形的關係。第四章研究政府

對商會組織的正式規定、滬津商會組織的發展、商會跟官僚關係的特色及跟官僚在保護自治方面的衝突。第五章研究商會經濟的弁鄐峖b經濟方面的活動。第六章注意商會對地方社會的服務及在政治方面的活動。第七章強調商會的精英特色，商會領導的媒介者、保證者及經紀者的弁遄A人際關係網絡在提供商會服務的重要性。此外，這章也討論商會跟「現代化」過程的關係、代表商人利益的辦法及資產階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