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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馮建三所指導 劉佩修的 財經專業報刊金融開放圖像--以《工商時報》、《經濟日報》為例,1990-1999 (2000),提出因為有 金融開放、財經專業報刊、工商時報、經濟日報、劉佩修的重點而找出了 渣打表格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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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2022年最新法規增訂版):圖解個人所得、房地產、投資理財、遺贈稅

為了解決渣打表格的問題,作者鄭惠方(艾蜜莉會計師) 這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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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內線交易重大消息之明確時點

為了解決渣打表格的問題,作者黃竹莉 這樣論述:

我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關於內線交易的相關爭議問題眾多,其中以內線交易重大消息為討論之學說與文獻等也不在少數,而本文將以內線交易重大消息成立的明確時點為中心進行討論。本文將先以我國參考之外國立法例進行討論,接者將介紹我國內線交易之相關規定,並整理105年至106年實務判決,藉此凸顯我國時至今日,在重大消息成立的明確時點之爭議問題點上仍無共識。而本文之見解則認為應採早期之標準進行判斷,除了賦予行為人更高的注意義務,並有警示之效果外,也可避免法院以結果論之方式去審視每個個案中的各個行為。

概念為本的探究實作:促進理解與遷移的策略寶庫

為了解決渣打表格的問題,作者卡拉.馬修,瑞秋.法蘭奇 這樣論述:

  所有學生都應該擁有運用概念思考的機會,但不是每個學生都能夠自己看出概念之間的關係。教師要如何建構思考的教室,讓學生的思考從事實層級進展到概念層級呢?   《概念為本的探究實作》提供了答案。在本書中,卡拉‧馬修和瑞秋‧法蘭奇結合理論與實務創造出一套嶄新的探究架構,運用概念為本的探究來促進深入的理解。其關鍵在於運用教師、學生自己或師生共同設計的引導問題來幫助學生探究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不論是新進或資深的教育工作者,作者逐步引領他們實施教學策略以落實探究為本的學習,進而促進任何K-12課堂中的理解。   本書與搭配的網站富含下列促進概念性理解的建構與遷移的必要資源:  

 ● 搭配概念為本探究各個階段的無數實用教學策略,並可因應不同對象加以改編   ● 呈現每一章重要觀念的視覺筆記   ● 顯示全球各地K-12課堂中概念為本探究實作的教學策略與教師訪談影片   ● 提供在課堂中運用的資料組織圖、錨形圖範例及可複製表格資源等模板,以輔助教學策略   ● 展示如何在單元中整合概念為本探究各個階段的規劃表格範例   在現今如此錯綜複雜的世界,教師作為概念性理解的引導者角色從未如此迫切。《概念為本的探究實作》提供教師所需的工具,以圍繞著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組織並聚焦學生的學習,為深入理解奠立基礎。 名人推薦   「這本書正是此刻我的學校迫切需要,用來幫助教育

工作者以書面的概念為本課程為基礎,使教導的課程更上層樓——以達到最高的層級。」—內孚.柯騰(Neville Kirton),哥倫比亞波哥大市 哥倫比亞英國學院中學部副校長     「這本書充滿了策略、插畫、圖表和照片,著實提供你需要的洞見以幫助學生更瞭解所學,加上那麼多可以在課堂運用的點子,本書是教育工作者必讀。」—阿曼妲.麥基(Amanda McKee),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姜森維爾市 姜森維爾高中九年級代數/幾何教師 中學部授證講師/輔導教師

財經專業報刊金融開放圖像--以《工商時報》、《經濟日報》為例,1990-1999

為了解決渣打表格的問題,作者劉佩修 這樣論述:

本論文乃探討台灣一九九0年至一九九九年金融開放過程中,主要權力集團(消息來源)如何運用《工商時報》、《經濟日報》兩大財經報刊文本進行權力鬥爭。第一章至第三章乃說明問題緣起、研究取向與方法;第四章以質化分析探討國內財經媒體場域變化、兩大財經專業報刊擁有的特殊資本與其競爭情形;第五章以量化分析探討兩大財經報刊參與金融開放論辯的主要消息來源為何,各消息來源對金融開放議題的立場偏向;第六章至第九章以質化分析探討國內外新聞從業者、本國與外國國家機關、國內外業者、國內外學者四項八大類消息來源,在一九九0年至一九九九年間,受到歷史條件與既有資本分配影響,針對金融開放議題的發言內容,據此描繪其中的權力運作軌

跡與財經專業報刊金融開放圖像。在此扼要說明本論文主要論證與研究結果。 主要論證與研究結果 1.1國內財經媒體場域變化與兩大財經專業報刊競爭情形 Bourdieu認為各個場域及結構決定於不同時期參與鬥爭的力量對比關係,並決定於之前參與鬥爭的行動主體所累計的各種特殊資本的分配狀況。在國內財經媒體場域方面,八0年代末,隨著報業解禁與股市投機風潮興起,財經專業報刊家數暴增,展開激烈競爭,其中,隸屬於聯經報系的《經濟日報》與隸屬於中時報系的《工商時報》,獨佔財經報刊廣告營收龍頭,不是《工商時報》第一,就是《經濟日報》第一,其他財經報刊遠不能及。

若將這兩家財經專業報刊與國內綜合性報刊相較,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九年間,其廣告排名皆在第四名至第七名間。雖然八0年代末國內報紙總廣告量一度呈現負成長,但財經報刊廣告量仍呈正成長,且財經報刊廣告業務走向專業化,許多工商企業廣告主僅在財經專業報刊上刊登廣告,不在其他報刊刊登;而證期會規定上市上櫃公司必須定期公告其營收情況、大額股票申報轉讓公告等資訊,必須在媒體上公告,由於經濟、工商兩大專業報刊的市佔率與讀者特性,上市上櫃公司往往選擇這兩家財經專業報刊刊登公告,而未選擇其財經專業報刊。在報團的支持以及國內經濟條件許可下,《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擁有較其他財經專業報刊更豐厚的經濟

資本(土地、工廠、勞動、貨幣)與文化資本 (文化貨物,例如圖書資料、合法化制度所確認的發言資格) 。 基於中時、聯合兩大報團的敵對競爭背景,並為持續佔有特定資本而鬥爭,《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無論在版面安排或記者編制上,皆處於相互學習、競爭的狀態,以金融議題為例,兩大專業報刊規劃金融版面從兩個版到五個版,金融組記者編制由八至九人,躍升為十四至十五人,兩報刊變化不相上下。 1.2 兩大財經報刊重視金融開放議題的歷史背景與商業動機 Parsons(1989)指出,財經報刊為了廣告利益,熱切催促其讀者進入市場並加入金錢遊戲,使得金融市場投

資風氣盛行,亦使得財經報刊廣告量大增;國內兩大財經專業報刊的廣告收入來源,亦與景氣起伏、金融市場榮枯息息相關。九0年代後的金融開放使股市規模擴增,亦為財經報刊帶來財力雄厚的金融機構廣告主,尤其是外商銀行成為屢屢登上台灣前三百大廣告主排名,例如花旗銀行、美國運通銀行、美國銀行、渣打銀行、匯豐銀行等,多以英美金融業者為主;此外,隸屬本土性財團的金融機構,例如和信集團的中國信託、新光集團的台新銀行、慶豐集團的慶豐銀行等,也在九0年代金融開放政策中崛起,成為新興的報刊廣告金主。 檢視九0年代財經報刊競爭、兩大財經報刊市佔率、金融開放政策促使外商銀行與本土財團所屬銀行崛起並在媒體上投

注大批廣告等現象,金融開放政策者對於兩大財經媒刊的營收確有助益,金融創新與資訊蓬勃使得金融投資者與金融業者雙雙增加,閱報率提高,且金融業者提供之廣告費用,更甚於以往。在此大環境中,金融開放議題以及其引發爭議,被兩大財經專業報刊鎖定為廣告主、企業讀者、一般投資人深感興趣之議題,金融議題便躍升為兩大財經報刊九0年代財經報導之主角。 在財經報刊的媒介場域中,報刊與報刊間爭奪的資本主要為Bourdieu(1993)所稱之「經濟資本」,也就是藉由售報與廣告獲取之商業利益;但報刊間也必須針對文本之合法權威性進行競爭,爭奪Bourdieu所言之「文化資本」,如果競爭中的報刊無法取得合法權

威性之優勢,將削弱其文化資本,其發行量與廣告收入將遭到折損,其拓展經濟資本的困難度亦會增加,這也是《經濟日報》與《工商時報》為何在金融議題、金融版面、金融記者編制上,必須爭相報導、捉對廝殺的原因。 然需注意的是,雖然本文認為金融開放對於《經濟日報》與《工商時報》的廣告營收、發行量、掠取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均有益處,但分析消息來源與發言立場之關係,兩大財經專業報刊新聞從業者雖以支持金融開放者居多,但並未一面倒主張金融開放,其中《工商時報》新聞從業者在九0年代初期至中期,並未跟隨國內外業者主流思潮大力鼓吹金融開放,亦未減損該報之廣告量,甚至略勝此一時期積極主張金融開放的《經濟日報

》一籌。 本研究試圖從兩方面解釋此現象,一為金融業者雖為財經專業報刊新興且重要的廣告主,但傳統工商業資本認為穩定的政策與社會秩序才是有利其繼續投資的最大因素,至於是否金融開放則非其關心重點,而《工商時報》較《經濟日報》更重視產業新聞,因此《工商時報》對於金融開放的立場較《經濟日報》保守。此外,新聞價值、平衡報導等傳統新聞學規範,亦為《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報導規範,因此縱使金融開放有利廣告營收,但基於平衡報導以及新聞價值(例如亞洲金融風暴時期本國與外國國家機關、國內外學者對於金融開放的爭辯),兩大財經專業報刊新聞從業者並未全面倡導金融開放。 1.3 兩

大財經報刊金融開放議題主要消息來源論述鬥爭情形 兩大財經專業報刊金融開放議題主要消息來源,《經濟日報》前五大消息來源分別為「國內新聞從業者」、「本國國家機關」、「外國國家機關」、「國內學者」、「國外業者」,《工商時報》前五大消息來源則分別為「國內新聞從業者」、「本國國家機關」、「國內學者」、「國外業者」、「國內業者」,其中,「國內新聞從業者」、「本國國家機關」在兩大財經報刊金融開放議題出現次數,遠高出其他消息來源。此結果與Parsons(1989)研究英美財經報刊,認為財經記者、 政府官員、經濟學者為財經報刊主要發言人,相互呼應。 各類消息來源對金融開放

的態度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產生極大變化,從一九九0年至一九九六年,贊成金融開放者呈壓倒性態勢,比重穩定在六至七成間,但一九九七年起,持中立與反對立場者增加,一九八八年贊成與反對聲浪分庭抗。顯示九0年代十年間,各消息來源對於金融開放議題之立場,乃隨著外在環境而改變,甚至產生劇幅修正,顯示涉足金融開放議題的各個權力集團,其發言立場受到歷史條件所限制,並非一成不變。 1.3-1國內外新聞從業者 Parsons(1989)認為財經報刊的力量在於創造一個財經論域的社群,將該社群的討論內容予以特徵化,並相對地改變讀者的意見與態度;他研究供給學派與貨幣學派的

興起背景,認為當時政經環境為溫床,而財經報刊則扮演推手角色;Parsons並指出,八0年代以後,少數思想家左右一國財經政策的例子越來越少,金融國際化以及跨國即時新聞的普及,使一國財經政策受國外媒體的影響越來越大,國際間財經消息彼此互動對國際市場的影響力,遠超過任何新的財經理論。本研究支持上述論點。 本研究發現,《經濟日報》與《工商時報》金融開放議題中,本國國家機關的發言多以純淨新聞方式被報導,但在報導純淨新聞同時,財經新聞從業者展現其界定知識正統權的能力,以大量的社論與特稿,將純淨新聞進行定位,將討論內容予以特徵化,發揮其議題詮釋之能力,其篇數與本國國家機關展現之純淨新聞不

相上下,顯示新聞從業者乃文化資本的主要鬥爭者之一,且新聞從業者的特稿與新聞分析觀點往往與純淨新聞未必同方向,有時甚至反向操作。 至於學者則多以特稿及接受專訪的方式,介入金融開放議題詮釋;國內外業者方面,其發言出現在純淨新聞、專訪、特稿的篇數,不相上下,但整體出現次數遠遜於新聞從業者與國家機關。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兩大財經報刊九0年代金融開放議題中,新聞從業者對金融開放議題走向扮演關鍵性角色,擁有將討論內容分類、脈絡化、營造共識架構的權力。 在一九九0年至一九九六年間,《經濟日報》、《工商時報》新聞從業者積極倡導金融開放,其中《經濟日報》介入程度,又較《工商

時報》為甚,例如一九九三年至九四年初,經建會、財政部、央行針對金融自由化出現路線之爭,《經濟日報》主筆與記者明顯支持經建會與財政部開放立場,而對央行主張的循序漸進多所微詞,《工商時報》對於此立場之爭,立場較不明顯。此一時期,《經濟日報》除了記者與主筆積極主張開放外,亦引介國外財經報刊社論與專文支持金融開放論點,例如《經濟日報》引述《日刊工業新聞》、《亞洲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認為,金融自由化對台灣有利而無害,特殊利益團體不利於台灣實施金融市場開放,台灣的財富與其保守的金融政策不相稱。 一九九七年以後,亞洲金融風暴促使亞洲多國股、匯市劇烈下挫,香港金融管理局、馬來西亞央行

、台灣央行分別採取金融管制措施,就在國內逐漸感受金融風暴威力時,財經專業報刊新聞工作者對於金融開放立場也起莫大轉變,對金融自由化此主流思想重新檢視,一九九0年初期積極主吹開放聲浪不復見,尤其是一九九八年,《經濟日報》與《工商時報》主筆與記者轉而對金融開放呈現一面倒的保守聲浪,與九0年代初期成強烈對比,鐘擺由一方擺向另一方。 例如一九九八年五月央銀行宣布三項外匯禁令,雖引發國家機關內部官員與學者相互叫陣,但相較於九0年代初財經專業報刊視中央銀行為金融開放的絆腳石,這次《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新聞從業者為央行管制政策護航,在九0年代初期被兩大財經專業報刊新聞從業者痛批保守的中

央銀行,一九九八年卻成為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金融自由化邏輯的具體形象。回顧一九九七年至九九年在兩大財經專業報刊發聲的國內外新聞從業者,對於金融開放的立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與國外思潮影響至深,似乎出現立場前後不一的現象。 1.3-2 國內外國家機關 九0年初,相較於國內新聞從業者、以美國為主的外國國家機關積極鼓吹金融開放,本國國家機關態度顯得較為保守,對金融開放欲迎還拒,而本國國家機關中,中央銀行、經建會、財政部對於金融開放態度又各有不同,驗證Skocpol(1985)認為國家機器內部未必一致,因為國家機器是歷史變遷中形塑的組織與制度集合體,因此其中往往互相矛盾

與衝突之看法。 在兩大財經專業報刊中,外國國家機關藉由貿易談判向本國國家機關施壓以進行金融開放的痕跡,清晰可見,而外國國家機關的態度藉由外電披露並被財經專業報刊譯介刊出,或是由財經專業報刊特派與駐外記者直接採訪刊出,皆佔有重要篇幅,並在版面上與本國國家機關相互對照,營造出九0年代初期「外國國家機關節節進逼,我國國家機關進退失據」之圖像。 九0年代中期,兩大財經專業報刊對於本國國家機關對於金融開放立場相左有高度興趣,例如一九九四年經建會與央行針對金融自由化各自評估,且該年十二月廿六日由證管會以三級單位單挑中央銀行,針對開放外資投入台股進程,不惜公開辯論,便

獲得兩大財經報刊青睞。從一九九0至一九九六年,以美國為主的外國國家機關與國內新聞從業者均扮演金融開放積極鼓吹性角色,而本國國家機關則在國內外壓力下,也朝金融開放的路程前進,但因為本國國家機關內部理念與立場不一,在推動金融開放政策時,頻頻出現內部對抗的局面,而上述「本國國家機關與外國國家機關的矛盾」、「本國國家機關的內部矛盾」,相當符合衝突性、重要性的新聞價值需求,因此成為財經專業媒體大篇幅報導、且主筆與記者據以發產大批社論與特稿的新聞事件。 一九九七年七月以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財經專業報刊開始出現零星反思金融開放的文章,本國國家機關對於金融開放起初採取觀望氣氛,並未在

媒體上多加發言,但隨著一九九八年第四季本土性金融風暴爆發,以及關於資本自由化的國際論戰開打,本國國家機關財經部會間對於金融開放的矛盾立場也轉為緩和。至於外國國家機關,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工業國家雖不改初衷,仍積極主張金融開放,但此時泰國、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大陸等亞洲國家財經官員談話被譯介至國內,在財經專業報刊版面上與美國官方談話進行抗衡,例如一九九八年八月至十一月間,香港、馬來西亞、俄羅斯、泰國官員或民意代表,與美國官員便針對金融開放在國際媒體上展開爭論,《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亦予以大幅報導,此與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前,亞洲國家(日本除外)官員談話相當少被譯介至國內財金專業報刊的情況相較,顯示亞

洲金融風暴引發的國際論戰,似乎使兩大財經專業報刊開始重視亞洲國家機關的聲音。 1.3-3 國內外業者 九0年代初期,國內業者因為身份不同對於金融開放的立場迥異,其中的本國銀行業者更經常與國外金融業者針鋒相對,例如以官股銀行為主的老行庫,已經手握資本大權,擔心金融開放隨之而來的外資進入,將帶來金融市場波動與市場過度競爭,因而對金融開放持保留態度,但證券業則積極鼓吹金融開放,尤贊成開放資本移動以例外資投資國內股市,以增加證券業商機。 政治學者Block(1987)認為,資本家可以用「投資罷工」來威脅國家官僚或做出要求,資本家考慮的是利潤,

而利潤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與投資環境,至於政權形式民主與否並不重要。Zeitlin(1984)認為,資產階級分為不同部門,例如工業、商業、金融、土地資本,他們可能因為利益不同而相互鬥爭。在本研究中,傳統工業、商業、土地資本出身的資本家,對於金融開放並未有明顯立場,但當本國國家機關財經部門金融開放政策步調不一致時,為穩定生產秩序以及確定投資策略,上述資本家會聯合向政府提出呼籲,希望國家機關內部取得政策協調,至於協調後是否朝開放的方向走,則未必是其關心重點。 相較於工業、商業起身的傳統財團,例如和信集團、統一集團等,科技資本家例如宏碁電腦董事長施振榮、台積電董事長張中謀,則對金融

開放的呼籲不遺餘力,因而在九0年代初期兩大財經專業報刊上,呈現本國銀行業者與歐美金融業者、本國證券業者、科技業者相對立的局面。 一九九七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一九九八年第四季至一九九九年的本土性金融風暴,嚴重危及傳統工、商業資本家經營,對於由工、商業資本家跨足成立新銀行、新票券公司的傳統資本家,在資金調度方面也造成莫大壓力,因此這一時期在財經專業報刊發言的國內業者,原本傳統工商業者便要求穩定的投資環境重於政策更新,此時這個立場更為堅持,而九0年代初期主張積極開放的證券業者與科技業者,也因為大環境的改變而減少此類發言,因而一九九八年至九九年間,國內業者在兩大財經專業報刊發言

主張金融開放頻率大幅減少,倒是九0年代初被視為保守的既得利益者之本國銀行業者,對金融開放的看法重新獲得財經專業報刊重視。歐美金融業者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積極主張台灣金融開放的立場仍不改初衷,惟兩大財經專業報刊予以報導次數減少。 1.3-4 國內外學者 相較於國內外新聞從業人員以及國內外政府機關,國內外學者扮演配角的角色,發言則數與篇幅遜於國內外政府機關以及新聞從業人員,但當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爆發後的混沌時期,國內外政府機關以及新聞從業人員難以定義外在現象時,學者便扮演關鍵性的「定位」功能。從十年間金融開放議題觀察,財經學者言論較常出現在財經報刊的時機,多

為政策上有所轉變或彼此衝突時,學者以專欄或是接受採訪的方式對政策進行建議或批評,呈被動性質,但在爭議時期,例如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一年間,官方與財經專業報刊從業者難以界定金融開放與金融風暴間的關係時,國內外學者的看法便成為重要參考指標,以致於一九九八年國內外學者出現則數與消息來源比重,躍居十年之最。 九0年初國內外學者對於金融開放議題,多數圍繞著「亞太金融中心」計畫發展,學者鼓吹金融開放並批評國家機關金融開放速度過慢之言論,受到兩大財經報刊青睞,成為這一時期國內學界在財經報刊上的主流光譜。隨著一九九七年七月以後的亞洲金融風暴,九0年代初期與中期國內外學界一片主張金融開放主流聲

音遭到挑戰,國內外學界爭論議題集焦於政府「做得太少」或是「管得太多」,實施部分金融管制(主要為外匯管制)的國家,例如中國大陸,則成為佐證外匯管制乃避免金融風暴重創的實例。 主張亞洲金融風暴起因為政府管得太多、反對政府以金融管制因應金融風暴的學者,國內方面有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馬凱、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殷乃平等,國外方面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休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吳爾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等;傅利曼並批評馬來西亞限制資本自由流動是最遭的選擇,是政府試圖取代市場的結果。 主張亞洲金融風暴起因為政府做得太少,認為政府可以適度金

融管制以抑制金融風暴蔓延的學者,則包括美國羅格斯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李正福、台大經濟系教授陳博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克魯曼、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蒂格里茲、哥倫比亞大學貿易系學者巴格瓦地等;克魯曼與巴格瓦地以中國大陸為例,認為中國大陸實施外匯管制是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受創較小的原因,使中國在面對金融風暴時,仍擁有其他亞洲國家沒有的政策空間。 起因於亞洲金融風暴的學界辯論,使南方朔(1999)所稱的主流「經濟文學」,例如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理論,在獨步數十年風騷之後受到檢討。但一九九九年以後,見諸於財經專業報刊的類似辯論則逐漸淡去,一九九九年《經濟日報》、《工商時報》國內外學

者以金融開放為題的發言驟減,可能是亞洲金融風暴漸去、學者為金融風暴定位的階段性角色已經完成,兩大財經報刊對於金融開放議題的學界辯論,也從熱衷轉為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