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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總督(第二版)

為了解決沙田 區 徽的問題，作者張連興 這樣論述：

　　本書是我社2012年《香港二十八總督》的再版，內容與第一版相同。作者張連興承史家紀傳之傳統，以香港自1843至1997年二十八任總督在任事蹟，織就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回歸之間一百五十餘年的香港近現代史。除記述和評價歷任總督在港作為，本書也介紹了港英治下各時期香港的內外部政治形勢、經濟環境、社會問題、民生狀況，對讀者了解香港今昔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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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傳、聖訓與聖蹟：清代關聖帝君「全書」刊行之意義與信仰內涵

為了解決沙田 區 徽的問題，作者謝政修 這樣論述：

　　學界以往關帝信仰研究成果豐碩，不少專論透過文學、俗文學、史料、民間傳說故事、碑刻、善書文獻等相關材料，以時代為軸線，建構歷代關帝信仰的流變，各朝代關帝信仰的整體輪廓已十分清晰。然而，目前較少以「信仰群體」的角度，詳細分析關帝信仰在一時代下的多元面向，尤其是關帝信仰達鼎沸之勢的清代。據此，本論文將以清代關聖帝君「全書」為依據，呈現關帝信仰在清代所開展出的豐富層次性。　　本文蒐集了四個版本的關聖帝君「全書」，分別是，清乾隆37年(1772年)，由彭紹升所編的6卷本《關聖帝君全書》、道光8年（1828年），由甘雨施所編的14卷本《關聖大帝聖蹟全書》、咸豐8年（1858年），由黃啟曙所編的40卷

本《關帝全書》，以及光緒34年（1898年），由霞谷道人所編的10卷本《關聖帝君全書》。各版流傳地域、集團背景皆不相同，因此實際所收錄的文獻也有不小差異。　　據此，以關聖帝君「全書」為討論主軸，將會觸及三個層面的議題。一是「全書」體例的溯源。「全書」本是「類書」的一種體例，清時也成為宗教圖誌的一種體裁，本文將以關聖帝君「全書」為例，說明宗教圖誌如何結合「類書」的編纂特色，開創新的內涵。二是關聖帝君「全書」在歷來關帝文獻集編纂脈絡的定位與價值。清代集中出現以「全書」為名的關帝文獻集，並成為一種主流，而這樣的現象又訴說了何種意義。三是從信仰詮釋的脈絡而論。分析「全書」收錄的文獻，及其所呈現的清代關

帝信仰內涵。　　上述議題，都與「扶鸞」有著密切的關聯。扶鸞經文的出現與收錄，改變了關帝文獻集的性質，「全書」較偏向信仰意義上的「聖典」，並以「聖傳」、「聖訓」、「聖蹟」為主軸，與過往關帝文獻集注重歷史的還原與評述明顯不同。此外，由於編者身份背景的差異，造就詮釋上的多元性，編者透過材料的「規範化」，呈現各自心中理想的關帝形象：三教兼容的傳道者、儒家道統的賢聖者、教化世間的勸化者與末劫指引的救度者。　　關聖帝君「全書」同時是清代關帝的信仰實錄。「聖傳」建構「關帝家族」的群體信仰；聖訓呈現蘇州、湖南與四川民間的關帝扶鸞文化；聖蹟見證了關帝神性的拓展，及《桃園明聖經》在民間實際的影響力。　　據此，論文

一共分為七章。在章節編排上，首在考察各版「全書」編纂群體的詳細資訊，包含身份背景、出版緣由及收錄文獻，進而歸納出不同的詮釋傾向。接著，依序討論各版關聖帝君「全書」在「聖傳」、「聖訓」與「聖蹟」三大主題論述的異同，最後收攝統整，說明「全書」刊行的價值與意義。

畫人畫事

為了解決沙田 區 徽的問題，作者朱省齋 這樣論述：

　　齊白石畫蟹題字「袖手看君行」，何以「妙極」？溥心畬談及「南張北溥」，為何「大不高興」？ 　　張大千被識破少時仿作，又將會如何應對？說畫人、談畫事──朱省齋所見的民初藝壇。 　　朱樸，字樸之，號樸園，晚號省齋。熱愛書畫，仿清人孫承澤《庚子銷夏記》、高士奇《江村銷夏錄》體例，收錄所見名畫法書，品評鑑賞，考其源流，並記錄其尺寸、後人題跋圖記等等。一生浸淫書畫，特請陳巨來為其刻章：「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 　　《畫人畫事》囊括作者對於六朝以來的書畫鑑賞隨筆，包含古今畫家逸事的讀書筆記、書畫題跋圖記的抄錄等等。書中同時提及與齊白石、余紹宋、溥心畬、張大千、黃賓虹、

吳湖帆、于非闇、黃永玉父子等藝文界人士的相處過程，以及齊白石「袖手看君行」、張大千「少時狡獪」、溥心畬「群陰搏陽圖」等鮮為人知的趣事，勾勒出一幅幅民國初年藝文界人物像。 　　同時收錄《藝苑菁華錄》、《明清扇面畫選集》、《中國歷代名畫集》等書籍的觀後感，也記載了作者在中、日等地參觀畫展的見聞與心得。 本書特色 　　★民初書畫鑑定家──朱省齋文集全新校訂本！ 　　★當代書畫鑑賞家──萬君超專文導讀！

戰後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論述

為了解決沙田 區 徽的問題，作者蕭安凱 這樣論述：

這份論文主要探討戰後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受到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影響及其在台灣文學史中的相關論述。首先透過歷史的追溯指出為何戰後台灣社會對於「現代」有著焦慮與渴望，再透過對現代、現代主義概念的認知指出戰後台灣早期現代主義者的文學觀點，最後則以現代主義肯定論者為例分析其論點。從歷史看，現代化意識形態對於台灣文學史論述有著深遠的影響。它既開啟了多元觀點，但由於台灣歷史的多重殖民性，也使得它往往忽略了在地意識。本文從戰後台灣文學史一個長久的對立：即日後鄉土派與現代派，本土派與（後）現代派的對立談起。1950與1960年代以降，一方面承襲自戰前不論是中國面臨殖民化壓力而產生的現代化（主要為戰後移民），或是台

灣作為日本殖民地時期的文明化，另一方面是1950年因韓戰爆發，台灣被納入冷戰結構，在美蘇兩強爭相競賽的時代，美國為了爭取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的支持，同時認為藉由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其文化將可在經濟自由化過程帶動文化現代化，因此透過援助戰後台灣成為自由資本主義的一員。戰後美國不管在軍事、經濟、技術，抑或在文化上都具有「國際性」指標，由歐美自殖民主義帝國擴張時代以迄兩次大戰，西方文化與思想在（由西方所建構的）「國際」占有重要性位置，戰後台灣即在這種服膺於西方文化思想的前提上，一方面焦慮「落後」，一方面渴望藉由「現代化」以達到文化與藝術領域的「復興」，文學、美術、音樂及戲劇等領域，在1950與1

960年代逐步藉由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思潮進行創作，其間引發各種討論。1950與1960年代台灣文學的發展，是以官方主導，以及戰後來台知識分子的文化傳播下結合親美知識分子建構了以現代（主義）文學及反共文學共構的空間。1970年代，台灣由於國際地位的危機，引發了知識分子討論文學創作中過於「西化」的問題，以及由此危機反身質問「我是誰」，在這個過程中，日治時期的歷史開始被挖掘，台灣民族主義崛起，戰前受日本殖民教育的知識分子在跨語學習後於1970年代也部分取得了發言權，台灣主體意識在1970年代於焉浮現。然而，由於美援的資本主義化過程造成了台灣農村危機，導致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鄉土派將矛頭指向19

70年代以前的（文學）現代化（及西化）。雖然台灣意識伴隨著鄉土文學論戰有著明晰化的傾向，但這個過程也激化了族群與文學的對立，擁護台灣鄉土的「鄉土派」主張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認為文學應該關懷社會；質疑「鄉土」是一種「狹隘」視野的則同情或支持西化或現代化，主張文學是一種自我實踐。進入1980年代後，鄉土派／反鄉土派成為台灣意識／中國意識之爭，稍後，主張寫實主義的鄉土文學遭到持「後現代」立場的創作者有意識地解構，而持「後現代」的作家在文學觀點與政治立場上往往與早期主張文學現代化者的立場接近。1987年台灣解嚴，各種邊緣議題成為創作中心，1990年代左右，台灣屬於後現代或後殖民社會成為討論焦點，主

張後現代者傾向挪用西方立場或國際主義，認為台灣社會的消費型態已進入「後現代」；持後殖民立場者則傾向本土主義，其繼承鄉土派認為應正視殖民化問題。解嚴後這兩種不同立場的論者，與論者的族群身分與政治傾向有關，主張後現代者多半傾向中國立場或者以國際主義作為包裝；主張後殖民者多半傾向台灣立場，但亦有持後殖民立場同時支持現代化論者。1990年代的後現代／後殖民之爭，實際上是不同政治立場的文學／文化角力，它是1980年代的台灣意識／中國意識論戰對立的延伸。台灣意識的崛起，政治局勢的轉變，促使某些持中國立場的（後）現代論者重新評價1950與1960年代的台灣現代主義，對於這個時期的文學史重建，隱含著論者個人的

政治與文化焦慮。1950與1960年代文學的現代化開啟戰後台灣文學寫作的新的手法，它鑲嵌在戰後台灣歷史、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變遷中。台灣作為後殖民國家，在國際政治中，對於「現代」有著焦慮與渴望，這種對「現代」的焦慮與渴望是促使文化變遷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影響了日後對於文學現代化的兩極反應，而這種不同反應又涉及論者的族群身分與政治立場。承認現代或反對現代，或者承認本土或反對本土，也因此在台灣某些歷史時期成為文化政治與國族政治間的隱喻關係。